序　言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门必修课，在我国各类高等学校普遍开设已有十年的历史，出版了一批教材，百花齐放，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值得探讨，需要改进。这些问题包括：重点应该讲述哪些问题？课程的内容与范围如何确定？教材的深浅程度怎样把握？对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是否应该有所区别？怎样区别？教师应该怎样指导学生阅读历史文化典籍等等。为了深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传统文化》教材出版。段联合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上述背景下作为一部有自己特色的优秀教材出版问世的。

目前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材的名称并不统一，或曰《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或曰《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或曰《中国文化引论》，或曰《中国文化史》等等。但是概括起来，这些教材不过两大类型：一类是讲大文化，以论述文化观念、文化精神、文化演变、文化论争为主要内容。这类著述较早以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发其端；另一类是讲具体文化、部门文化，以论述文化观念的表现形态、文化精神的对象化，具体文化知识层面为主要内容。这类著述较早以章太炎的《中国文化讲演录》、柳诒徽的《中国文化史》为范本。这两类著述各有特色，也各有短长。但对中国文化都有比较深刻地论述，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拓荒之作。我国近十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材，不过是以上两类著述的演变与发展。当然在内容上不断有新的取舍，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叙述方法、文化观念等方面多有更新。

段联合教授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在吸取与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研究与教学经验，无论在逻辑架构、思想内容、论述方法、文化观念等方面都表现了自己的特色或特点：第一，本书除《绪论》外，以十章即十个文化专题为框架，涵盖了最重要的观念文化以及观念文化表现的具体部门文化，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一致、历史与现实统一的叙述方法。最后把文化史的研究落实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层面，表现了这部著述明确的目的性、方向性。第二，内容丰富、文化知识容量大。本书不但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礼仪、教育的基础知识，还包括科技、建筑、政治制度领域的一般知识，容易使大学生认识与掌握比较全面、系统的中国文化基础知识，以利于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第三，本书突出了中华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本书不但设专题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而且在论述“礼仪”、“文学”、“艺术”、“建筑”等具体文化形态时，重视了对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的探讨。这就把文化观念与具体文化形态结合起来，由具体化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有利于对青年学生培养正确的文化观、价值观。第四，本书体现作者研究与论述中国文化的新视角、新理念、新观点。《绪论》与第十章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全书的理论部分，对于“文化”的定位与分析，特别是对于中国现代化及其理论的分析，多有新的思想，启迪读者。还有在论述文学界的“以人为本”的理性精神，论述中国艺术时分析其“最高境界”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理论思维的功底和观察、分析问题的新视角、新理念。这些都是本书的特色，值得肯定和进一步发扬。

研究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随时注意国内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趋势、新走向。

自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主要关注与讨论了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如何看待西方文化，怎样对待传统与现代的转化、怎样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怎样理解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怎样认识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怎样认识传统文化与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关系等等。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文化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因而传统文化研究随之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新的历史走向。总的趋势与走向是多元并茂，更加人性化、普世化。具体地说，第一，中国文化应该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普世性。中国文化具有明显地普世性内容，例如道家的自然主义，“道法自然”；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非攻”、“为民兴利”、“与民除害”等等道德原则与价值观念，都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近年来中国文化已经广泛地开展了与西方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的对话，例如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与伊斯兰教文化的对话，与佛教文化的对话等等。近年来在西方出现了“文化中国”的概念，在北美还出版了《文化中国》杂志，把中国文化扩散到西方。说明中西文化进一步实现了沟通与融合，中西文化进一步开展了交流，中国文化已经走向了世界。西方人日益剧增的关注与接受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应该进一步更多地开展与西方异质文化开展对话，更加深入地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特别应开展世界宗教研究。第二，中国文化参加制定“世界普遍伦理”的活动，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做出贡献。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建构“世界普遍伦理”的壮举，是“世界普遍伦理”的一部分。1990年德国社会学家孔汉思出版《全球责任》一书，很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孔汉思在这部书中提出了很多建构“世界普通伦理”的重要思想、原则，随后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普世研究》杂志主编）列奥纳德·斯威德勒（Prof．Swidler）号召并起草了《世界伦理宣言》（讨论稿），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通过了这个《世界伦理宣言》（讨论稿）。中国学者积极地支持了这项活动。《世界普遍伦理宣言》强调不同文化的沟通，对话与交流，提倡广泛吸纳东西方不同先贤、智者的智慧、名言作为世界人类普通遵循的伦理规范，解决人类争端、维护人类持久和平。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作为“世界普遍伦理”的金规则写进了《宣言》（讨论稿），为发展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中国文化为解决世界争端、争取人类永久和平、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ol　P．H　untington）在美国《外交事物》杂志（夏季号）发表《文明的冲突》长篇文章，作为向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战略建议报告。他提出：冷战结束以后，不同的“文明冲突”会凸显出来，并且可能成为导致世界战争的根源。“文明冲突论”一发表就引起东西方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中国学者对此展开了积极的评论与批评。从中国文化精神来看，自古以来主张“和平共处”。儒家、墨家都是和平主义者，孟子讲“春秋无义战”，墨子讲“兼爱”、“非攻”，孔子更讲“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他主张不同的文化可以“和而不同”，即既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放弃原则，又能与他人以礼相持，和谐相处。许多西方的有识之士也都承认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兼爱”、“非攻”等等原理，是解决东西方争端、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智慧。从中国文化精神看，文化、文明应该带来和谐、安宁、和平与幸福，应该缓和冲突，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美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只能被视为西方文化的怪胎。我们还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人类生存环境遭到空前破坏，这和西方提倡的“天人分立”、“人向自然索取”、“征服自然”的文化精神不无关系。相反，中国文化是提倡“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这种文化发展到宋代，伟大的哲学家张载便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缩写为“民胞物与”）的思想命题，主张普通万民都是一样的同胞兄弟，天地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提倡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互不伤害。道家更提倡一切都应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才是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协调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修复被破坏的人类生存环境、保护与建设人类美满家园的智慧和优秀文化，也是有效地使用和爱护人类的生活资源、积极推行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智慧和优秀文化。第四，关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大趋势。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以高科技和导弹为动力向外国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宣扬自己是最优秀的文化，这实质上是西方优越论，一元文化观的翻版。我们是文化多元论者，世界的现状告诉我们：虽然经济社会走向了全球化，一体化，但是政治体制还是多极的，而文化则是多样（多元）的。多元文化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呢？这是东西方学者正在研究和探讨的课题。我以为：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地区的、具有不同个性的，各民族、各地区人民都热爱、弘扬、传承自己的文化，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因此人类文化将会长期保持多元并茂、共存共荣的景观。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们的交往关系越来越接近，越来越简化，因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也出现日益沟通与融合的趋势（例如共同伦理的制定），不同的宗教对话日益增多，原来相互对立的政党，近年来也开展了友好的对话与合作。所以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应该长期呈现多元并茂，不断趋近的态势和景观。认识与把握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对于理解和强化“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深入探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段联合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容丰富，有很高的概括性，深浅、繁简适度，逻辑架构合理，视角和视域较新，有很好的可读性，是一部高等学校师生可供选择、阅读的有自己独特写作风格与特色的优秀教材著述，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材建设、学科建设的一个贡献。段联合教授主编的这部著述完稿杀青拟交付梓出版之际，送予征求意见并命作序，故特抒发以上谬见，与同道切磋，是为序。

　陕西师范大学　赵吉惠　

2004年10月16日于西安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