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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买卖契约当中，诸如：买卖女儿、婢女、抱养童养媳等与女性相关人身买卖契约。道光十七年(1837)《管尚风卖女文约》：

立出卖约人管尚风同妻杨氏。情因家寒日食难度，万般无奈。所生一女，年方九岁，名唤幅，并未童婚，间之无力抚养，实出无奈，央媒证吴成子引进说合，将己亲生之女出卖。凭证卖恙窦元盛以为使女，当日三面言订身价铜钱二千文正。其钱一手现交，并无下欠分文。自卖之后，恁随窦姓更名使用管理，已在未在老幼人等，不得异言生枝。倘来历不明，刁逃拐带，不与卖主相涉，一力有管尚风夫室承担是问。此女三病两痛，听天由命，两无异言。恐口无凭，立出卖契一纸为据。

加批：道光廿年(1840)二月初三日在春元茶馆凭刘首爷人众领回。^[46]

媒人必然见于契约后的联署签名当中，扮演媒人角色的女性身份与女中人相同，已婚女性担任此职为主。双方交易透过官方牙人用印公证之后，媒证身份或有称为“引领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钱邦贵卖女文契》：

立绝卖亲生女文契人钱邦贵，今因衣食不周，难以度日，情愿将亲生女名领儿，行庚年十四岁，十月初六日申时生，自投引牙，情愿出契卖与朱奶奶名下为婢女。当日请凭引牙说合，卖得身价九七大钱二万文整。当日其钱契下交清，无欠分文。此女未卖之先并未许配人家，既卖之后，听凭买主取名换姓，早晚使唤。日后长大成人，听其买主择配。此系两愿，非逼成交，并无反悔，永无异说。如有来历不明，以及走失、拐逃并一切等情，俱系出笔人一面承当。倘若天年不测，各安天命。恐后无凭，立此绝卖亲生女文契，永远存证。

媒人引领着人身买卖契约签订，在明清社会中串联各家之间，探知买方、卖方须要，无疑地也带动了社会讯息流通。无怪乎许多知识分子严禁家中女眷与这些女媒人来往，深究其动机，恐怕也不无防范家中女性与外界接触之后，心性不容易掌控的私心存在。豪门世家每每多蓄奴婢，以料理家事或供作使唤。婢女多为金钱买得，主人可使婢女服任何劳役，可任意惩罚，决定其婚嫁，对外负起一切和婢女有关的行为责任；可谓完全隶属于主人，社会并不承认她们的人格存在，有的将其禁锢一生，任其劳苦终生。经由人身买卖契约交易后的女体，无论是女或是妻的身份，都已经物质化。虽然大清律令禁止典雇妻女，(清)户律婚姻篇，雇妻女条载：

凡将娶妻受典财典雇与人为娶妻者，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妇女不坐。若将妻妾妄作姊妹嫁人者，杖一百，妻妾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迫还财礼。^[48]

法律虽如此规定，但民间仍有典卖妻女情形出现。法律只能强制丈夫不得嫁卖妻子，但如果丈夫因为钱财嫁卖妻子，法律应否介入。法律该如何来判，屡有争议。有地方官将此事引用妻子与人通奸，合法地得由前夫嫁卖，则后夫用财娶以为妻。在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引发大理寺少卿王诤的抨击。^[49]把将女性物化的情况，在法条上合理化。但是，夫妇为人伦关系最重要的成员，视妻子如同财物，妨碍正常家庭的建构，这点是无庸置疑。最后在朝臣的力争之下，得旨：“买休、卖休本系奸条，今后有犯，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50]显示法律在顾及人民现实生活，和捍卫伦理道德两者之间，尽量求取平衡，而无法二者全然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