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判牍文书书写与妇女兴讼限制

(一)判牍文书书写机制

讨论民间女性情欲案件之前，必须先厘清一个定义，即一般人容易误解州县官判案写下的判词，就是现代所谓的法律判决书这个观念。刊刻成册的“判词”容易被误解为典型的法律“判决书”。《清朝法制史》：

清代的判词不是单独制作、送达当事人的法律档，只是一种批示，通常是非常简略的，刊刻的判词多为骈体，用词华丽工整。^[8]

正因为判词并非单纯的法律文书，所以，其中文辞表现出法官判决之外的价值观与私人看法。再者，判决书也并非完全没有法律立场可言，因为清朝法律允许州县官对于民事案件，包括轻微刑事或治安等案件，拥有全权管辖权，此称为州县的“自理案件”^[9]。州县官全权处理自理案件，事后得回复上级，以供考察。因此，判词虽非直接送达之法律文书，作为记录案件过程的判词，亦有其行政价值存在。

中华法律体系运作到清代已发展出一套行政程序，法律审查案件与撰写判牍文书都有标准操作模式。案件处理力求实事求是文，长洲县做到讼案能够“随到随结”，备受嘉赏。公事处理尽量避免积压案件，积压案件的缺点：

积压词讼，譬如负欠钱债，钱债愈久愈不能清；词讼愈积愈不能了。^[10]

判牍文字书写应注意“通俗易懂”，为主要书写原则，避免“以词害意”，力求两造了解判词内容。文人惯常容易卖弄学问，引用一些艰深难懂的词汇、文体，例如：骈体这类文体，尽量不运用在判词书写上，判牍文书书写要点：

大约公牍文字，贵浅显，不贵精微；贵人人能通，不贵引用经典，务祈此后判语，但取达意，更以至诚恺恻之词，使阅者人人感动，收效尤赊。东坡诗云：“洗我绮语砚。”。^[11]

(二)女性原告或被告不必亲自到官陈述

民间女性涉及法律控诉，法官准许其不必亲自到堂的作法，判词上载明出自于体谅女性出庭不便的措施。于成龙于“调戏寡孀之妙批”谈到受调戏的女性原告，可以不必出庭，他的态度是：

尔以年轻孀居之人，亦不应抛头露面，而跋涉公庭，倘遇必须讯问时，再由本县饬差传审外，可不必到堂对质。本县疾恶如仇，绝不以尔不到堂之故，而遽听该生员一面之词，屈法宽纵也。^[12]

端午桥于“母子涉讼之妙批”说：

传谕该氏，孀妇跪堂，有失宦门体统。^[13]

处理方法沿袭元朝，不准妇人兴讼的规定。元仁宗时期(1312—1320)，规定不准妇人参与诉讼案件，因为妇人往往代替丈夫、儿子甚或叔伯兄弟等，到公堂上争取权益。这类女性不但不畏惧抛头露脸，公堂之上还可堂而皇之与人争讼，倚赖女性身份，影响司法公正。^[14]

政府有鉴于妇女涉入官司往往衍生出更多纠纷，立法规范限制女性不得上公堂。从禁令字面叙述了解，这些敢上法庭争讼的妇女，性格强悍、刁钻。明文如非万不得已，绝不让妇人走上法庭。规定妇女就算是真的必须到官府进行控告，也要委托代诉人上告官府。完全杜绝妇女到公堂之上，为自家争取权益的管道。^[15]

元朝虽然不是汉人王朝，元律中对妇女活动规范之法律条文，却对明清社会的妇女地位产生直接的影响，其影响力远胜于唐、宋时期所制定的律例。明清时期延续《元典章》^[16]对于女性兴讼的规定，虽没有严格执行女性诉讼得要找代诉人的规定，对于年轻或者官宦之家、高门大宅里的妇女还是抱持元朝以来的习惯：“当免出庭，则免出庭”，并视之为体恤民情的德政。殊不知女性没有当庭的情况，容易造成法官听信片面之词。于成龙于“调戏寡孀之妙批”^[17]判词当中极力强调，他为官疾恶如仇，不会以年轻寡妇不方便到场说明，而“屈法宽纵”。说明女性在明清法律上不轻易出庭，法律对女性设定角色处于被规范与咨询的地位，女性不到庭说明实情，容易产生“屈法宽纵”情形，反推得知“屈法宽纵”情形应该是常常出现，如果不这样的话，于成龙就用不着在判词上蓄意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