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代判牍文书与妇女情欲自由

从判牍文书讨论女性情欲自由，主题架构在人类性行为当中的生理因素与文化因素两大类。人类的性欲是与生俱来，性行为功能^[1]有三：一是快乐的功能；二是健康发展的功能；三是生育功能。中国人社会首重生育功能，成为男女性行为目的或借口^[2]，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易经》也说：“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把生育看成嫁娶的最重要功能。为此理由所进行的性行为，是最能够被社会所接受。人类属于社会化的动物，无法离群索居，必须协调个人行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性行为会影响到生产社会的新成员以及整体社会稳定性，所以任何社会都要对人类性行为订一些规范，控制人类的性行为。

社会对人类性行为的控制大致有以下四种方式^[3]：一是知识控制、二是风俗习惯的控制、三是道德控制、四是法律控制。本节以女性情欲有关案件判词为研究主题，表达出当时的法律权力体系对女性情欲自由的看法。中国社会把因女性所引发伦理规范以外之情欲行为，称之为“祸水”。尤其是美丽或者是有钱的女子这类容易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的对象，很容易破坏社会秩序，必须严格管控，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崇高社会道德标准来限制女性情欲发展，透过社会机制运作，让女性为追求精神目标，不惜放弃人类与生俱来的七情六欲，这种社会控制设计得精巧又完善，使女性身陷其中而不自觉。

明清审判所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律例，乾隆五年(1740)对原有律例重新考订，完成《大清律例》，精神则是沿袭明律基础持续发展，试图将全体人民中所有已知的犯罪种类和越轨行动法规化，并对所有的犯行施以固定的惩罚。《大清律例》以律、例并行，清朝凡是编修律例，必由皇帝钦点大臣两三位为总裁，开专馆修纂。过程严谨完备，充分显示出统治者对立法的重视与谨慎。清朝定例与宋代编饬和明代编例很相似，有例不用律。律则多成虚文造成例越加繁多、琐碎。其中或是前后期相抵触，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一省一地方设一例，甚至因例生例的状况也频出。

地方官对这些案例有解释的权利，并接受上级查验，负担应有的责任。判牍数据记载男女婚姻关系、契约纠纷、杀人案件等数据，到了清朝书写格式大致底定，内容叙事详实，可作为民间妇女史重建的相关资料。

社会中提倡“贞节”观念来要求女子自觉性地严守贞操观念，相对地，也强调伴随着“贞节”观念而来的“淫乱”观念。中国女性自周朝以后，为了保护后代血统纯正而制订对妇女的单向道德规范。这当中经过时间演变到清朝，有其过程：

从西周到战国，贞淫道德从产生、成型、确立，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男子对妇女贞操的限制由侧重占有妇女的生产到占有妇女的人身，由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到遵守“三从”。^[4]

正统儒学以伦理为本、道德至上，企图以“礼正人伦”的概念来保持社会和家庭的稳定性。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便是将人欲纳入人伦当中，而以礼来调节两者间差异。男人的克己，强调节制欲望泛滥；女人则不被允许有欲望存在，必须坚守贞操，必要的时候还得殉节明志。如此设计，导致女性承受高道德标准要求，把女性当成为无性欲生物。女性恪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训诫，在父权庇荫之下，顺利度过一生。民间女性职责是“主中馈，守妇道”，家庭制度可以应付女性经济、情欲需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一遇到家庭变故，无法兼顾女性在经济与情欲上的需求或者两者俱失的时候，女性该如何面对呢?是默默继续承受社会对女性的超高水平道德要求，还是罔顾父权社会标准，优先考虑自身权益，悍然力争呢?选择前者的女性，最后或许^[5]可以在晚年(或者过世之后)为他的家族挣得一座贞节牌坊，讽刺地是这座贞节牌坊荣耀家门，最后还是为了光耀父系社会的男性尊严，而与守节妇女本身的实质利益关系薄弱。甘冒大不讳选择后者，则被视为破坏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社会大众普遍认定，女性身边没有男人，自己独立地存在，本身便已经是一种社会问题，例如：寡妇门前是非多。失去家庭庇荫的女性，面临生活问题，比较容易意识自我的存在，成为案件女性主角。大量民事案件当中以寡妇、尼姑等脱离正常家庭体制的社会边缘女性占多数。

本节引用判牍文书内容首先以“偷情”^[6]类的犯奸^[7]案件为讨论对象，例如：不足为外人道的男女私情、闺房之乐等，到了公堂之上，非得弄个清楚不可。其次，谈到表彰守贞女性的判牍书写本质。判牍文书表现案件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书写判牍者为男性知识分子，书写方式为公开化文字，力求通俗易懂；另一方面被书写对象为民间女性，内容却是私密性十足的情欲问题。故而，判牍文书中的女性情欲案件文字书写，呈现出两种常态互相对立，男性知识分子与民间女性；公开化的文字与私密性的情欲。这样具有冲突性的文字，成为极具戏剧性的情节，启发研究者好奇心，一窥个中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