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苦心经营家业的女人

出洋客海外冶生之道，除了努力打拼，累积资金，创业成功，满足衣锦还乡的社会心理之外，苦心经营家业，使得辛苦一辈子的基业，得以持续下去，也要煞费心思。正所谓“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家庭经营成为另一个挑战的对象。女性固守家园成为一个稳定的后盾，“忍苦为家”就是要让海外移民能保存根本。

探索粤东客家社会的相互关系网络。意指在这个社会生活中，靠着行动者因应着其不同的社会地位，有着其实践生活的特殊形势。廖安祥家庭中的女性角色，祖母一手建构起非血缘关系的类似血缘家庭组织，以赋予自身在这个社会空间中的定位。妻子努力维系家庭经济，廖安祥：“很长时间，家务劳动都是由女人做，有的还背着孩子犁田耙田，是很辛苦的。”^[42]

童养媳的身份在客家社会里面，长时间的存在，跟着日后为人妻为人母的心态养成，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女性的生命里面，学习养成教育的场所，童养媳相当于一个女儿的角色，自幼被教养成为一个跟婆婆(或者可以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般的婆婆)学习的女性角色。长大成人之后，虽然嫁做人妻，其实，她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变化，行为模式也在这个社会空间中，被潜移默化的停在一种认定劳苦为生活常态的精神状态，他身边的各个行动者也互相给予赋予安定的精神力量。黄淑娉在万家寨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到客家女人的付出，属于无声无息的一方：

(男人)成就的取得，妇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妇女忙一家的吃穿，赡养父母，教育子女，为男人巩固家庭后方；可是对她们的牺牲却鲜有人提及，过去在祭祀场合朗读祭文时，都不把女性的名字念出来。^[43]

客家族群在两性关系上，处于社会分工的状况。当廖安祥的父亲年老体衰后，无论他年少多么轻狂：“在旧社会里非嫖则赌的青年，被逐出家庭，当然被亲戚朋友看作路人。”^[44]出洋到香港之后，为客栈挑水，努力赚钱，廖安祥长诗：“浪子回头后，家运转吉祥。从此戒赌博，寄钱给亲娘。”^[45]廖安祥的父亲不管是否认同，或者喜爱妻子家庭，在他晚年还是回归社会基本规范层面。浪子回头寄钱跟信回家，关切家里的儿子与妻子，带儿子到香港工作：

带我到二楼办事处找李经理，关照我在“义顺源做勤杂”^[46]，并训诫儿子工作不可随意变换。我因为父亲回家时曾对我说：“香港是鞋袜州府，到处是做来食，只要勤力做，不要到其他地方。”因此我就在一间商店做职工，到1940年才辞职不干，和老板做了14年。^[47]

这个当年使他母亲跟妻子很痛恨的浪荡缺点，似乎，在年老后已经痛改前非。妻子经过16年的坚持，在形式上挣回了一个丈夫。实质上赢得的是家族经济资本(家园田产主导权)与社会资本(当妻子与当母亲应有的社会尊重)。

签订田产买卖类经济契约的这个行为，可算是女性跟社会经济所互动出来的关系，社会经济同时也是资本冲突和竞争的空间。由于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生存心态是以相当一致的态度，对社会空间在资本力量和权力范围控制能力与否的状况作反应。廖安祥的自传透露出客家女性的刻苦生活，经过祖母、妻子、童养媳三种女性身份，纪录着一种客家女性生存价值群(诸如：忍苦为家、传宗接代、耕读传家等，这些是父系社会所灌注的价值群)，女性小团体内的生存价值群(诸如：分工合作、分食食品、经验分享、感情交流)。价值群会有交流的作用，个人在价值群面前，因为自发性的意识作用，也会自然而然的接受价值群的影响。这种自发性的意识作用，也就是客家女性生存心态所以传承不断的原因。

客家女性的生存心态，在契约文书与个人传记资料的文本中，实践出自我的存在。正史官方数据很少记载妇女生存活动记录下，多方面发掘保留在民间的数据非常必要。诸如：契约文书、族谱、碑刻、杂记、自传等，这类数据不仅能够补充正史记录的不足，也可以作为民间生活真实面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