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性生存资本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所谈的“生存心态”概念，本身也就是某种“资本”，作为一种“资本”，是内在于行动者的精神心态和禀性系统之中，也自然地贯穿于行动者的各种行为才能、组织能力和策略制定能力之中。^[28]客家社会两性关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与历史背景下，形成特有的社会生活习惯与社会意识，使得客家族群的两性关系存有古风一面，又有变异的汉民族文化、横向渗透的一面。女性劳动力对家庭经济贡献匪浅，也导致女性角色不容忽视。《嘉应州志·礼俗》：

中上人家妇女，纺织缝纫，粗衣薄妆，以贞淑相尚。至村乡妇妪，槌髻短裳，任田园诸务，采山负担，蓬跣往来，未免鄙野。然而甘淡泊，服勤劳，其天性也。^[29]

客家女子不若中原女子般柔弱，拥有较大空间活动自主权：

妇人在家，出则任田园樵苏之役，入则任中馈缝纫之事。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30]

女子直接从事治理家务，并参与贡献劳动力，涉足社会经济活动，决定了她们活动空间的部分自由。《嘉应州志·礼俗》：

村庄男子多逸，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灌种、缝纫、炊爨，无不所不为。天下妇女之勤者，莫此若也。^[31]

客家妇女生活基本原则，探究其内容，可以看到其对于各种不同社会生存资本的累积和独占，以维护或提升社会地位。廖安祥的祖父过世之后，由祖母独自来操持家务：“祖父死了，藉祖母李东妹以种田、挑木炭为活。”^[32]生存心态作为一种资本，特殊性在于：

作为资本的“生存心态”，是比较难进行交换的一种资本形态，必须透过复杂的象征交换过程，才能和他人的“生存心态”发生相互影响。所以，“生存心态”也就成为了行动者巩固自己、发展自己和克服各种障碍的强大资本力量。^[33]

粤东侨乡社会大多数人往海外去发展，期望能够赚取一笔钱回家，改善家庭生活。《嘉应州志·礼俗》：

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缉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薭之于古。盖女功、男功皆兼之矣。^[34]

廖安祥的父亲从1909年因为卖掉家里最有生产力的水田，遭到驱逐离家之后，到香港谋生。经过约16年的时间，直到1925年儿子到香港接手，才能够回家治疗肺病。这段时间，廖安祥的祖母跟母亲，在家乡独立持家，养育下一代：

我父亲到了香港经过戒赌积省的钱，将从前卖给人家的田地赎回来了，家里虽然还是吃粥，比从前是稍为改善，各方面靠祖母和母亲勤劳，在山上多开荒地，增加番薯和杂粮。^[35]

十多年没有见到丈夫，丝毫不影响廖安祥的母亲的生存条件。她只要固守家园，确保儿子平安长大成人。在侨乡社会空间里，便能够保住有效生存资本。

本节探讨客家女性生存心态，系参考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所说的“生存心态”，所指的是一个持续的和可转换的系统，统合过去的经验，造成各式的社会行为样式。依据廖安祥自传里所描述客家女性相关记载，分析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活动，以求了解女性的社会生存资本，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侨乡妇女的生存心态是以相当有系统的姿态，在原乡建立其对某种有效资本的独占。

(一)社会资本：社会场域的身份地位和宗族场域的血缘关系

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之下，一部分出洋客及其家眷在通商国家居留下来，成为中国早期的海外移民，梅州因之成为著名的侨乡。外出的华侨寄回家乡侨汇，改善家乡生活环境，也改变了家乡社会的两性关系与经济关系。海外移民不断地跟原生家庭产生互动，保持经济、感情上的联系。当中，也会出现生活经济困境跟感情矛盾的危机。廖安祥的父亲出外十余年，仍努力跟家中保持联系，寄钱回家让母亲买地，改善家乡生活，典型的浪子回头，正是一个了解家族体系对个人移动者，以家庭认同来产生制约的很好案例。《嘉应州志·礼俗》：

其或人从赋远游，查无音信，亦多食贫攻苦，以俟其归，不萌他志。凡州人之所以能远游谋生，亲故相因依。近年益倚南洋为外府，而出门不作惘惘之状者，皆赖有妇人为之内助也。^[36]

(二)经济资本：务实的两性分工

社会学者在解释女性社会地位的时候，多以阶级、劳动力、生理差异来说明女性受到不平等待遇。如果单纯地从女性谨守的传统规范内容去讨论，女性在父权社会机制之下，其价值只体现在提供物质基础与传宗接代的功能里。如此一来，权力关系成为主掌着两性关系的单一原因，将无从以新的面貌去看待客家妇女的生存心态。如果从经济资本来讨论客家两性关系，可能就可以清楚的呈现出所谓的女性付出劳动力的背后，有着更大的动机，就是让经济资本持续扩大，需得经过两性合作不可。客家族群两性互动关系中的务实精神。谚语：“无妇，不成家。”又言：“宁可无官，不可无婚。”社会不鼓励独身、不婚生活，除了有道德价值判断标准论断的前提外，其实经济生活才是首要考虑。传统社会的两性分工关系，如果没有进入到婚姻生活，则男女双方失去社会定位，造成生活秩序失调，那么男女的生活都将无所依归，谚语：“男无妻，家无主；女无夫，身无主。”^[37]

(三)文化资本：生存经验的养成

出身和生活于不同阶层和社会地位的人，总是以其最初经验的沉淀物，作为“生存心态”的根基，而且它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律性和恒定性。在不同阶层和环境中长大的个人，对其周遭社会空间反应及交互作用，也为其最早确定的“生存心态”经验。《嘉应州志·礼俗》：

盖天下妇女，劳逸尚分贵贱贫富，吾乡即绅士素封之家，主母与婢妾，种作劳逸均之。且天下妇人即勤苦亦或专习一事，吾乡则日用饮食皆出其手，不独田工女工已也。^[38]

这种勤奋的社会生存经验，到了廖安祥时期，他的祖母跟母亲，因为父亲把最好的田卖掉后，采取补贴家用的方式，就是靠山吃山，到山上取砍材换米吃。他说：

因家里被父亲卖了田地，种田很少，食粮不足靠祖母和母亲挑担山炭到市场卖了买回大米以维持。^[39]

依山而生的生存心态，已经内化成为文化习俗的一部分。《嘉应州志·礼俗》：

其近山诸乡，妇女上山，樵采负薪，入市求售，以谋升斗者，尤为勤苦。然皆习之而安，无朱翁子之妻以是为耻而求去者。^[40]

区域社会女性的生存心态跟空间相互关联性，在于生活经验中的各种因素，女性总是先对类似及有利于自身的因素，抱有强烈的同化和归并倾向，女性在这样的生存场域中，或多或少可以启发互助的精神。《嘉应州志·礼俗》：

乡中农忙时，皆通力合作。插莳收割，皆妇功为之。惟聚族而居，故无畛域之见，有友助之美。无事则各爨，有事则合食。征召于临时，不必养之于平日。屯聚于平日，不致失之于临时。其饷则瓜、砅、芋、豆也。其入则妯娌姒也。其器则筹车钱(也。井田之制寓兵于农。三代以后，不可复矣。不意于吾乡田妇见之。^[41]

客家侨乡社会中的女性生活在这个社会空间里面，之所以形成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网络，无论是经济网络或者是家族网络，都是因为这群人有生存的需求。需要聚族而居，在生存心态上的表现，是把有利于己的因素加以强化，拿一套共同的社会、文化特点、价值观，把这个群体连结起来，扩大群体生存空间与生存力量。

以地域环境条件来看，位于边陲地带或者是移垦社会的生活环境，让民间妇女拥有支配生活资本的权力与弹性，大于内地传统农业父家长制为主的社会。所以，研究客家女性的行动主体，在社会结构划定的空间，为了维持自我生存，以改变现有环境的家庭血缘关系结构，对抗父家长体制以血缘为正统的家庭主张，由家庭中的女性尊长所伸张的是在父系社会下，女性利用仅有的生存资本所架构的变例家庭组织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