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的生存空间

长期以来，梅州一带从有梅江、韩江经潮州出海的水上交通发达。地处山区，山高水冷的梅州，人民对于生活趋于现实导向，不得不远走他乡谋求更好的生活。继以，客家人向外发展追求家族荣耀的企图心，往往是内地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所不及。

梅州人早期出洋谋生，大抵沿着梅江、韩江到拓林、樟林等港口，搭乘红头船出海，也有转从厦门出海的。清朝开始，汕头发展迅速，

清朝康熙中期，澄海县樟林港取代饶平县拓林兴起海运贸易，汕头在19世纪60年代辟为商埠后迅速发展为粤东的对外贸易中心。^[7]

汕头市为粤东、赣西、闽西南的进出口岸和商品集散地，1914年直隶澄海县，1921年称汕头市，有“岭东门户”之称。^[8]廖安祥父亲被祖母逐出家门，在汕头做工，筹措足够船费，才到香港去。《廖安祥纪念文集》：

我父亲走头无路时，才下汕头到客栈行担水，做到船费时，再搭船到香港，找到廖洪兴叔公，得他介绍到“永同新客栈行”(旅馆式专做华侨寄宿的客栈)，专司担水工作。^[9]

出洋过程中，面对多变诡谲的海外生活，家族力量是个人移动背后推手。因为支持生活的需求迫切，更甚于凝聚宗族血亲的坚持，粤东客家人“逐海洋之利”，其家族史遂展现旺盛生命力。对客家妇女而言，社会生活本身即是不间断的社会地位保卫战，而每一社会空间乃成为冲突的地方，由于场域中每一行动主体，都具有特定的分量或权威，因此场域也是一种权力的分配场。^[10]

(一)家庭社会空间

在梅州生活空间当中，男性出洋，往往一去十多年，家里的生计，只能让女性来负责。《嘉应州志》：

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骛，始至为人雇佣，迟之又久囊阹稍有余积始，能自为经纪，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归家；其远者，或十余年，二十余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11]

本节将女性作为主要研究的行为者，将“生存”设定为一种“本能”。生存本能既是内在于行动者的精神心态和天性里面，因此，自然地贯穿于行动者的各种行为才能、组织能力和策略制定能力之中。

从梅州女性所签订跟家庭经济相关的契约文书，了解妇女当家者的自主性，因为契约显示签约双方都要有共同的体认，且不经过胁迫，使这份契约拥有法律效力。签订契约之行为，必须要当事人的意愿得到相当程度彰显。契约在签订的当时，女性社会角色得以明确化，确定其社会认同之后，才可以构成契约成立要件。在签订契约的那一刻，女性的自我便展现出来。廖安祥的祖母因为丧子哭坏眼睛之后，透过人口贩子，买了一个小孩为廖礼和：

翌年适有江西省老乡带来儿童到乡里贩卖，我祖母得舅父劝教花大洋20多元买我父亲改名廖礼和。^[12]

花钱买小孩子，一般社会习惯是需要签定买卖契约，以防日后有法律纠纷。廖礼和18岁配家里童养媳丘添喜，是从小被祖母带来家里养的。廖安祥：

我母亲丘添喜，也是年纪很小，就被卖到廖家作“等郎嫂”的。^[13]

童养媳婚姻关系，端视签订婚书签定与否。房学嘉：

已出婚书的童养媳，其地位与普通媳妇一样，遇配偶夭折时，改嫁、招婿，一任男家意见，女家不能干涉。若未出婚书的童养媳，遇配偶夭折时，男家如欲将她改嫁或招婿，须事先征得女家的同意，否则女家有权出面干涉。^[14]

廖安祥的祖母，主导着收养男孩继承家系，又找童养媳作为传宗接代的后续打算。两个孩子的生存空间，经过契约买卖关系的转换之后，人身权利有着新的社会定位，他们脱离原生家庭，进入到一个跟自己完全不相干的社会空间，重新组成一个社会结构，这里面有祖母(非血缘关系)与孙儿跟一个未来可能成为妻子身份的童养媳。

图24　社会结构关系图

廖安祥的祖母在她的家庭场域中，一手打造出新成员间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家庭场域里头，彼此间的社会关系，应该是依赖家庭亲情关系维持不坠。祖母李东妹使用金钱权力，建构出应该以亲情为主的家庭组织。这些关系的维持和展开过程中，行动者和被行动者群体，都是依据他们在行动的社会空间相关位置，所界定的其本身的特质。丘添喜和廖礼和生存于共同的家庭空间，彼此紧密相连的那一条线，却是有点像是兄妹又是夫妻的关系。丘添喜收养钟阿桂来家里帮忙家务，当成日后儿子廖安祥的媳妇，成为一种必然的行动原则。就算，儿子1925年准备到香港去发展，出发前向母亲反映：

阿妈，我过了番之后，我那个童养媳不要了，自小一起长大，我都看到厌了。^[15]

母亲对童养媳的认同感在这个争执当中，说得很清楚：

吓!岂有此理，你今日才开始出门，钱都还不会赚，就讲不要老婆了!哎，阿桂是我细细寻来养大的，像自己女儿一样，她到我们家都十多年了，是同你一起长大的，她做事勤快，又能帮手做家务，有什么不好!这事不准提，等你赚到钱再说吧!^[16]

行动者在建构物质空间的同时，自身活动与物质性空间互相结合运作。形成文化习惯空间之时，也有部分意念机制，是把行动参与者的身体也纳入成了建构空间一部分。因此，人身象征将纳入新建构社会空间组织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性。童养媳的身份，其实跟婆婆的生活空间紧密相连，彼此间还可能胜过不成材的儿子。

(二)两性社会空间

客家族群在两性关系上，处于社会分工的状况。女性在此的生活空间，被界定成为跟男性共同生活的一员。这个生活空间是属于男女双方的。要过快乐的生活，男性不能脱离女性，就像日月同时存在一样的理所当然。家庭生活主要成员为夫妻两人，缺一不可，贤妻角色不可或缺。客家谚云：

一个女人半个家。^[17]

又言：

硑女唔成家，硑牛唔成农。^[18]

也有客家谚语说明娶妻重要性：

作田唔着路误一季，老婆唔着路误一世。^[19]

家庭两性角色：

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身无主。^[20]

谚语、山歌里面，生动活泼的表白出两性角色的互相需要。^[21]《万家寨调查报告》，说明两性的社会角色扮演：

扬男抑女，突出父权的地位。男子是家庭的主轴，妇女是同心圆的外圈。妻以夫荣，母以子贵。妇女没有机会博取功名，以事家务和田间劳动是她们的天职。这里没有男耕女织的分工，妇女什么活都干。男人则向外开拓(读书考学、参军、当干部或者经商)，带回荣誉与金钱。成功男子的业绩为人所乐道，谈论起这些事情无疑具有显位的功能，在族际竞争中显示自己的光明面。^[22]

两性在客观环境的困顿下，从而认清自己的本分而恪尽职责，了解自己所处的情势，进而接受命运安排，谋求最佳出路。务实心态使得两性更能以坚忍的精神，驻守家园的客家女性，在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圆满，诸如丧偶、丧子或无子等缺陷状况，有着极高的容忍力，或许来自于对家庭(或家族)高度的依存，使得两性产生对生命的一种执著：即“忍苦为家”，两性责无旁贷地为家庭圆满尽心尽力。所谓“忍苦为家”，是客家人基于其秉持的务实精神，以特殊变通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三)经济社会空间

此外，因为男人过番，家里的经济由女性主导，妇女透过签订契约这个行动来参与社会经济。《嘉应州志》：

其或番银常来，(原注：俗谓往南洋者为番客，故信曰番信，银曰番银。)则为之立产业，营新居，谋婚嫁，延师课子，莫不井井有条。^[23]

廖安祥的祖母充分体现《嘉应州志》所描述的妇女形象：

我阿婆是个很节省的，自从我父亲改过，寄钱回家，逐步买起些田地，生活也大大改善。^[24]

女性拿男人在外赚的番银，在家乡购买田地，以自己为主要立契人，签订契约文本。清代嘉应州地区的女性所签订的契约，巫氏主立卖田契，契约载明田产是她自己所购置，为了需要用银，将田卖给本家侄儿，约定7年之内，如能够赎回，则无须卖断。事后，也证明巫氏在嘉庆二年(1797)正月卖出，于道光二年(1822)赎回。

立卖田契巫氏今有自己续买田租一处，土名’□□，鱼穈水圳面上路唇上节一节。原租七外带中则官民米一升。今因凑用，情愿出卖托中送于本家侄国□出首承买，当日凭中三面议定，本值田价花边银二十八大员。五□日银，契内交明白，中间并无短少，债货准折等情。其田委系自己物业，并无包卖他人之田。亦无重复买卖之情事，自卖之日即交买人过手□□□□。其粮米载在世昌眼内照契供输，倘有上手不明不干买人一力抵当。此系二家甘愿，两无逼勒，恐口无凭，立卖田契为照。

即日批明实领到田价银二十八大员正，又批其田限七年之外，随便价到田还。立批是萛。(以下略)^[25]

契约属于文本(Text)^[26]一种，于体现契约文本当下，文本就给出自身的答案。余德慧说：

诠释学不在说明作者原来的意思，因为文本没有暗藏真义，文本就是语言，文本就给出它自身。^[27]

签订契约的过程，显示妇女能够拥有其经济能力，有其行动能力，在社会结构中展现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契约签订的同时，女性已经进入社会空间中的经济场域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