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州地方贤母孝妇的原型

本节运用苏雪林的《浮生九四》作为主要的史料，据以研究她在成长过程里，家庭生活中对她影响很深的两位女性：一是她的母亲，二是她的祖母。另外以小说《棘心》为辅。苏雪林对这本小说自己也不否认这是一本作者的自传。她在自叙中说：

有人或者要说棘心并不能算是一部纯粹的小说，却是作者的自叙传，是一种名实相符的“写实主义”的作品，作者也并不讳此言。^[161]

而这本书的真正主题，主要在描述一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典型“贤孝妇女”，就是书中女主角杜醒秋——作者苏雪林本人的母亲。

从苏雪林的母亲和祖母来串联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结构，探讨女性成员之间的关系与角色的扮演。从而使得清代徽州女性的生活得以重现。最后将迈进现代的新女性，于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中，面临新旧文化交相冲突，如何取舍与转变，以《棘心》里的女作者(苏雪林本人)作为讨论对象。

由于本节系以清末民初的妇女为研究重心，材料的选用上，1999年台湾发行的苏雪林著作集——日记类的文字，时间与主题上与本节研究重心不尽相符，材料上未便采纳运用。仅辅以徽州的方志、契约文书作为辅助的研究参考资料。

林丽月将《闺媛典·闺孝部列传》去掉孝女不计，得明代孝妇共480人，孝行分为8大类：“1.养亲；2.侍疾；3.救亲于难；4.殉亲；5.终葬；6.庐墓；7.抚孤；8.守节不嫁。”^[162]苏雪林运用文字来描述她的母亲，母亲的影像零散的分布在《棘心》文中各处，垂手可拾。也因为它着墨时是那么的不经意，以致母亲的所作所为真实性相当高。将其一生的行止，以林丽月的孝妇八大类归之，颇为切合。

《棘心》4.《噩音》：“母亲十六岁上嫁到她家来，婆婆性情严肃异常，母亲终日侍奉，不敢有片刻的安息，……她立志要做一个贤孝的媳妇，她要将她全身心奉献于阿姑，奉献于丈夫。”而苏母在家里的种举动，以林丽月所分类的项目来分论，首先，“养亲”、“侍疾”之类侍奉翁姑的工作。苏母早在未嫁之时，便已经居家受训多时，声名在外，才被苏家下聘迎娶：

我母亲身体强健，吃苦耐劳，禀性又温良诚实。……在祖母高压下养成绝对的服从性，也磨练出无数伺候尊长的才能。我祖父闻其贤孝，托谋说合聘为我妇少卿公之妇。^[163]

苏母自小就习惯当一个服膺权威的女儿^[164]，出嫁之后自然也就顺理成章的，换一个场所继续追求她所谓的“完人”目标。“完人”一词尚未广泛的使用于她的生活圈里头，她意识里所认为的“完人”定义：“作一个完完全全的人”。^[165]苏家祖母也懂得在这位14岁就入门的长媳身上，充分运用她身为“婆婆”的权威，虽然说当时苏家祖母年仅30多岁，仍属壮年，便整天高踞床上，将14岁的长媳当成贴身丫头使唤：

祖父当时虽未入仕途，在当铺里地位已有相当之高，薪俸也不低，彼时生活便宜，家里也买得起一个婢女，雇得起一个女佣，祖母却只要我母亲侍奉。祖母性极懒，一生就躺在床上过。早晨起来做点针线的杂务，午餐一下肚，就躺上床，要我母亲替她?背拍膝。这工程还算好做，半点钟或一点钟后见她已深入黑甜便可离开。晚上那一套按摩手续却繁重得可怕。?背拍膝之余，又要捻筋，两肩颈的筋尚好捻，背脊的筋深陷肉里，要拇食两指，重重抠下去，才能将筋捻起来。要捻得骨笃骨笃地响，自晚餐后搞到三更半夜，总要捻数千下，所以我母亲的右手拇指常瘀着血，作紫黑色。又作在床边弯曲身体长久用力，使她得腰酸(酸)背痛的病终生不愈。^[166]

实际上，后来苏家祖母在县署时也拥有两名丫头，侍奉她的工作仍是由苏母一肩挑起：“她宁可让她们在外面同男仆们胡调，并不加以役使。”^[167]再者，“亲哺小叔”^[168]苏家祖母怀四子的同时，苏母十八岁怀第一胎。两子同时出生后，苏家祖母以乳汁不足为由，将苏母的小叔送过来给苏母乳哺。如果小孩饥饿啼哭，她就流泪说干脆送育婴堂算了。当时生活便宜，雇一个乳母仅需一银元工资，苏家祖母却舍不得雇一个乳母。年少的苏母对阿姑的要求不敢违抗，只好拿稀饭、粥等填到长子不哭便算数。当时的她无暇顾虑到长子的身体，因为更重大的任务是：“竭忠尽孝的侍奉阿姑”^[169]。到了苏母生五女时，适逢婆婆也生第五个儿子，又叫苏母乳哺第五个小叔。苏雪林说：

我大姐与五叔同年，姊早生五个月，祖母又叫我母喂五叔，幸五叔嬴弱，吸乳量不大，而我姊又已吸足五个月的全乳，虽小时身体不甚好，长大后也就强健了。只有我和三弟无人争乳，可称幸运。^[170]

此外，“救亲于难^[171]、抚孤^[172]”等，切合她立志做一个贤孝媳妇的志向，惟独“守节不嫁”她没机会做到，“终葬、庐墓”等她没时间做到，因为她已经耗尽生命力，仅仅54岁就先她婆婆而去。婆婆活到85岁，在当时可称高龄。苏母可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殉亲”。苏雪林说：

我母亲死时才五十四岁，祖母则活到八十五，那时代算是高寿了。她一辈子欢喜躺在床上，缺少运动，血液运行，当然不畅，但得我母亲按摩手术，得以平衡。又她一辈子吃各种补品，对身体岂能没有好处?她之克享大年，看来是我母亲把全部青春贴补她的结果。^[173]

苏父于民初前几年，由其父替他捐了一个道员，分发在山东候补^[174]。苏母时年三十二^[175]，携子跟随在旁。苏母也算是官太太的身份，当时她嫌“躲妮”这小名太土气，丈夫帮她另取很风雅的名字“浣青”，她甚喜欢，刻了一盒名片“苏杜浣青”。不识字的苏母此时正得闲，也还年轻，课子读书，随着孩子课本内容独自练习，尽量让她练习到能够记简单的账目和看浅近的家信。但是只要回到苏家祖母身边，她就成为一个从早到晚照料婆婆，整理家务的媳妇身份。又从识得些字到了认不得字的地步，终身懊悔不已。《棘心》6《家书》：

五年之后，她又回到婆婆的管辖之下，她又整天忙着家务，不得不和书卷分别，这是她由认得字到不认得字的关键。她后来谈起来，总以这几年的荒书为绝大的损失，每每懊恨。儿女都进了中等学校了，大的第二的儿子在北京，三儿在上海，醒秋在省城某女子师范读书，都只能于暑假时回家一次。儿女有信，母亲不能读，她有话想对儿女说又不能写——中年时代认识的字，无怪其容易忘记呵——这时候方才深切地感到不识字的痛苦。^[176]

苏母顺从家中的女性尊长的需索，尽一切她认知里头当一个贤孝媳妇的本分，不会想到跟婆婆抗争，也不觉得有抗争的必要。苏雪林论起其母对祖母的顺从，她说：

又有人谓我母亲对祖母之所为，只是愚孝于忠，不足为训，不知那个时代，忠孝标准原以为“真”，并不以为“愚”。……一代有一代的道德标准，能出于志诚之心践履之者便是好人。我们决不能以现代绳墨衡量上一代人。^[177]

苏母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女性，为了奉行她所谓的“贤孝”标准，对于翁姑的要求是任劳任怨，不敢心生二志，不敢有第二句话。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视之，苏母为了奉行这个社会道德规范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首先是十四岁嫁入苏家到五十四岁过世，整整四十年间，没有休假日，成日操劳，就为了这个家而奉献上自己的青春岁月。其次，对于阿姑的要求，她从不敢违逆。苏雪林说：“我母亲若遇祖母对她生气，便扑磟一声，双膝跪下流泪自责，哪怕是受冤也不敢为自己辩一句，只求婆婆息怒。”^[178]与婆婆同在怀孕期间，操劳事务工作量没有稍减，连睡觉都怕婆婆呼唤不到，惹她责备^[179]。同一个家庭内，两个妇人都怀孕，只因为一个是婆婆，一个是媳妇，便有天壤之别的待遇。除了自己以外，她牺牲掉的是长子的健康，最后连自己的生命活力也伴随长子英年早逝的“丧子之痛”加上内咎，逐渐消逝。《棘心》15《一封信》：“床上躺着一个瘦瘠如柴的半老妇人，几年的流泪，昏黯了她的眼神，入了膏肓的疾病，剥尽了她的生命力。”诚如上引文苏雪林所说的，而今不应该以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当时苏母的所作所为，应该比照当时的社会要求来看她为何如此作为。

首先论及社会总体规范对女性的约束，一般明、清社会的妇女，给人的第一的印象是“烈女节妇”数量比起唐宋而言，有大量激增的情况。为数众多的“烈女节妇”背后，往往和父权社会加诸于妇女身上的教条与禁锢彼此呼应。本节并非尝试替明、清妇女翻身，因为事实上，明、清妇女自从元朝由法律上修订出“妇女再嫁，妆奁、陪嫁属于前夫”^[180]、“妇女不得与人对簿公堂。如不得已，则要请法律代诉人”^[181]等等法条，妇女在经济上那些少得可怜的权益已经被剥夺一空。明、清社会沿用元律，将女性的活动范围局限“家庭”之中。经济条件被完全剥夺，致使女性之不敢轻言脱离家庭。再者，女性本身之所以为“人”的价值，附属于丈夫、家庭而存在，一但失去了“家庭”这个保护网，等于脱离了社会活动中的正轨，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同。

徽州地区尤其重视宗族的稳定，因为此地自然条件使然，《重修安徽通志》说：“山多田少，以货殖为恒产，善识低昂时，取与贾之。所入视傍郡，倍厚其家居也。……女人尤称勤俭多贞洁。”^[182]徽州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地隘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往往仰给于四方。”^[183]徽州地理环境造成徽州商人行走四方，名满天下，所谓“无徽不成镇”，可见徽州商人足迹无远弗届。“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商人的特征。地理环境是为促使当地形成经商的传统的第一要素。明、清苏州吴县地方就有出外经商的习性：“邑人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184]徽州商人也不例外。男人离家后，家里头的女性交由宗族族人照应，形成徽州地区的宗族力量特别稳固，《重修安徽通志》说：“家多故旧，自唐、宋以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其间。”^[185]对于这点，唐力行分析如下：

远行的徽商借助乡党的耳目、聚族而居的“公论”来制止商人妇改适的“作慝”、“奸诡”，是最为可靠的了。这“公论”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便是道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是徽商不惜以重金修纂的族谱上的家法家规。……“公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宗族把“学而入政，名登金榜；闺闱挺秀、巾帼完人”并列，认为他们“并为国家所重，宗坊之光”。……族谱上的烈女传、闺闱淑德起这舆论导向的作用，箝制着妇女的思想，制约着妇女的行为。^[186]

正因为主妇有固守家庭的天职，一旦发生主妇失去丈夫，如果想改嫁的话，连带的也影响到家族的共同经济利益。所以，家族若是经济条件许可，一般多以经济补贴的做法来奖励族内寡妇守节，此举屡见于分家阄书。例如：光绪十年(1884)《再分阄书合同字》^[187]主立再分阄书合同人为家中主母郭蔡氏、赵氏，对于守节媳妇，不但分家时享有分家财的资格，生活上因应女性守节，可能会比较需要现银。在用度方面另有补贴措施：“长房次媳李氏守节，议贴月费银三百，附枢记股内，此照。”比照同一契约内的女性尊长赡养银为八百元来说，守节媳妇现银三百元零花，加上分家财产收益，寡妇如有儿子需要读书，阄书内尚会附上小孩的读书费用。总的来说，守节孀妇的生活待遇还是不差。

明、清社会对于家族内的妇女改嫁，多半持着反面看法。此见诸族谱中的家规：“妇人再醮者，不书。而于子下书曰：‘嫁母某氏所生。’”^[188]将再嫁妇女由族谱中除名，视之为惩罚的手段。若不嫁出去，采取招赘夫的方式，也一样不被家族认同。族谱中屡屡得见这类禁令：“妇人不幸夫死，不得借招夫养子之名坏乱伦纪。”^[189]南宋以来，招后夫，合力养前夫之子的这种接脚夫式的变通婚姻，不失两全其美的婚姻方式，但在明、清社会中，显然不被社会所认同。这点从族谱中的家规可以看出来，明、清社会中的家族共同经济利益，不容许外力入侵，对家族的安定性产生丝毫危害。

苏母生于斯，长于斯，自然接受当地特有的强化式孝妇贤妻教育内涵，而不自觉。分析这种社会导向模式，见费丝言：《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文中讨论明清贞节观——由典范到规范，谈到明清贞节烈女的大量产生，意味着“生产机制”的高度成熟，而生产机制就是一种分类活动，感染的效果即是再生产，由广泛的群众中辨识出“贞节烈女”^[190]的典范。这种社会特定的认知与思考规范着明、清妇女在社会活动中的角色，而妇女也以定式化的道德思考模式，活生生的奉上自己，成为男性社会“道德”祭坛上的祭品。苏母的一生，思考形态正是这个生产机制下的产物，也就是苏雪林所说的：“旧礼教”。她对“旧礼教”的看法是：

以上所述，许多读者，定不相信，以为我在造谣，不知在我们那个时代社会正被一种强大无比的势力笼罩着、压制着、统制着，压得人气也喘不过来。那股势力就是所谓“旧礼教”。它弥天际地，无所不包，使受之者反抗无从，动弹不得，若非亲自经历过的人，谁能知道，无怪都视为天方夜谭了。^[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