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忍苦为家的婚姻内涵

中国结婚自古以来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强调双方父母同意外，还得要有中间者见证，避免日后引发纠纷。其实不仅有口头的媒妁之言，更需白纸黑字签订婚姻契约。

婚姻契约为传统社会生活必要条件，作为共同生活的前提。长期以来，两性关系存在于宣称女性是否能够在丈夫、工作之间得到自由，没有关注到父权社会中男女都属于大群体下的小个体，是互相依存的。于是，“自由”在中国社会婚姻契约里往往被曲解。

传统中国社会里，所谓自由的核心问题，并不涉及一个人是否按照自己的理念行事，而是指人们具有依照自己的意愿听从契约约束的自由。如果这个人是被迫接受社会契约约束，而不是选择性的同意接受契约约束，我们可以认定这个人失去自由。

以招婚契约来说，虽然发生原因不同于一般婚姻状态，属于变例婚姻，但仍是法律承认的婚姻形态。诸如：招出婚、招入婚，两者婚嫁条件有所差异，皆属于约定男方需对女方尽相当的义务，而后获得婚姻的权利。男方可以用较少的代价，或者不用聘金就娶得一房妻室；女方借由契约得到比一般婚姻更多的保障。被招对男人来说是最为羞耻之事，谚语：“有一碗饭可食，不愿被人招。”摆脱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定向思考。男性受招者颜面问题姑且不谈，男女双方社会需求，可以在婚姻契约里面得到满足，各自安顿身心，才是务实面对问题的态度。

清代台湾客家社会沿袭原乡“耕读传家”精神。以南台湾家族祠堂正中间的大梁上贴的是“世代书香”，作为家庭精神指标。^[155]客家女性在传统闺训严格要求之下，被塑造成为“家头教尾”、“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面面俱到的完美女性形象。社会要求男人对经营家庭的付出程度，与女性相较，实在宽松许多。尤其是当他燃起家族中读书入仕的希望之时，在“耕读传家”这个普遍的训示之下，能够名正言顺地把家里大小事宜，全部交由女人打点。这时他的妻子就得忙碌得像头牛一般，但为着家族未来前景着想，务使她的丈夫能够心无旁骛地求取功名，光耀门楣，也甘受其苦。

至于做母亲的，自然更希望子弟读书有出息。谚语：“讨食也要讨子弟读书”。山歌：“唱歌在山头，读书为出头”。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如愿以偿地取得功名。不过，对于男人来说，借此趁机摆脱家里的家事、琐事，专注于女性无法涉猎的国事、天下事，也乐得轻松。

如果单纯地从客家女性谨守的传统规范内容去讨论，客家地区普遍教育女子的教材，诸如：《闺训千字文》、《女儿经》、《孝经》、《女诫》、《女论语》等，女性在父权社会机制之下，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提供物质基础与传宗接代的功能里。如此一来，权力关系成为主掌着两性关系的基本架构。纯就当时女性的从属地位作描述，客家女性劳动力极度被剥削与丧失自我意识的形象，的确无法摆脱。

照片10　美浓客家民宅祠堂大梁

过去诠释女性社会地位，多以阶级、劳动力、生理差异来说明女性遭受的诸多不平等待遇。如今换个角度，改从两性紧密依附在客家社会组织，看待人身依附于家族程度紧密的客家族群，用什么方法，一方面以务实态度来谋求生存契机，而另一方面又不违背传统伦理道德呢?婚姻是两性关系的合法化，家庭则是包含一定范围共同生活的亲属互动。先有婚姻，后有家庭，婚姻是构成家庭的基础，婚书所讨论的主题是婚姻与家庭。分析清代南台湾客家古文书的变例婚姻案例，了解婚书内容，说明一向信守儒家伦理道德的客家族群，在面对生活环境需要之时，所采取的权宜变通措施。重视家庭的客家传统社会里，对婚姻的考虑是以家族利益为优先。结果将婚姻与家庭顺序错位，婚姻必须由家庭(或者说“家族”更恰当)来决定，实际形成了“先有家庭，后有婚姻”的局面。招婚书这类变异的婚姻形态，突显出清代客家社会在婚姻与家庭议题的考虑上，随着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而变化。婚书表现社会结构中人身依附关系密切，招婚书说明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不仅限于女性，经济力趋于弱势的男性，也可能是依附关系中的弱势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