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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湾古文书专辑》为主要分析材料制表，表10分析台湾契约文书中的女性，涵括范围有三大类：“汉妇”、“平埔族女性”、“其他立契关系人”，时间断限为清代，以《台湾古文书专辑》中的《"垦耕字》为分析主体，借以了解台湾社会开垦过程当中，女性入契约的比例及契约中的主客地位。

清代台湾汉人属于后来移入成员，讨论清代汉移民在契约中的经济活动，其与台湾原住民(特别是最早与汉人往来的平埔族)之间的土地关系不容忽略^[94]。就《台湾古文书专辑》中收录92张

垦耕字来分析，相关于女性的契字分别有汉人女性7张，原住民女性5张。各占百分之7.6与百分之5.4，合计共占总数的百分之13。女性原住民在契约中居于业主地位，产业权力来源以原生家庭为要，契约中囊括母亲、女儿、妻子的身份。汉人妇女的产业来源以继承夫家为主，在契约中居于母亲、妻子的身份为多数，汉人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活动还是以夫家为主体。虽说汉族女性以夫家经济活动为重心的角色扮演，比起原住民女性来得弱势，在台湾社会开垦过程里，女性因为与丈夫共同奋斗打拚，也有为自己挣得相当受重视的地位。例如：咸丰□年(1851—?)《立退尽番田字人孔琳》^[95]，孔琳同妻子张氏顶番田耕做，退掉番田的契字里妻子张氏同时并立为主立契人，银钱收取也由张氏签收。张氏以妻子角色身兼主立契人以及在见仝收银，由此可见张氏在交易行为中，虽然仍然必须依附丈夫才能使这个交易合法完成程序，张氏在家中实际拥有的经济大权，应该是比一般闽南原乡汉人妇女来得高。

台湾社会妻子以外身份的女性尊长，对于家庭经济影响力享有主控权利，“仝夫所置”于分家阄书中载明，注明了女性尊长特有的权力。《道光三年(1823)八月陈氏母子五人立阄分书字》：

立阄分书字人母亲陈氏，自氏过吴门，产下三囝。长曰：士葵；次曰：士养；三曰：士赐。当日氏夫在时，氏与夫议，将次子士养与启明大舅过继为后，及士养生儿，氏又将士养长男光采，过继与氏为亲孙。氏本要效往哲遗风，却不欲一旦分折，第恐人心不古，难效大被同眠。是以邀请房亲家长，将氏仝夫所置田园并牛只什物，一尽品搭均分。照拈定自立阄书，以后凡我子孙，各分各掌，不准争长竞短，致伤和气。口恐无凭，公议立阄分字四纸一样，付各房收为执。照其所分条款俱批明开列于左：

一批明氏自己要抽出田一段，东至儿孙阄分界，西至小圳界，南至郑成柳界，北至杨石界。此段田氏在日，将此田仗儿孙耕作，以给朝夕之资。氏百岁后，将此田付各房子孙收掌，以奉公妈年节忌祭，不得有违。批照。(以下略)

上述分家阄书女性尊长，除了与丈夫胼手砥足共同奋斗以外，并作主子孙过继事宜，主宰家中事务，地位至为尊崇。

此外，也有台湾汉族女性移民直接担负家庭经济大任，独力顶接田地耕作。光绪三年(1877)契约《魏林氏立杜退耕尽根田厝契字》、《魏林氏立杜退耕尽根番田契字》这两份契字皆由魏林氏退耕^[97]，顶接^[98]人都是女性，分别是王白氏、陈李氏。王白氏、陈李氏身为顶接耕田者，背后代表着家中男主人可能是长年外出或身故，而其他男性继承人年纪还小，故而不得已所作的权宜之计。在男性外出谋生或身故的情况下，女性一肩挑起家计重担，并主掌家业所从事的行业多半不是手工艺便是农业，这点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区屡见。例如：福建泉州惠安县惠东半岛滨海地区男子多出外谋生或出海打渔，惠安女多种田地、补渔网、敬公婆、教子女，主掌家业。

这种男人长期在外捕鱼，打工，女人在家从事副业和农业，从而形成的长住娘家的习俗。惠安女长住娘家的习俗，她们结婚三天以后就要回娘家长住，一年里只有在春节、清明、中元节，还有冬至和农忙的时候回到丈夫家。一旦生了孩子以后，就会到丈夫家长住^[99]。乔健曾就男女分工不同，说明长住娘家有其务实的社会经济需求^[100]。从社会需求面的功能来谈女性性别角色的演变，是研究上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应社会状况差异，适度调整社会女性角色的做法，到了台湾社会亦是如此。台湾汉族女性因为移民社会状况特殊，原家族所发挥的接济力量相当微弱，以致台湾汉族女性涉入经济活动的程度，胜于原生社会中的汉族女性。

《台湾古文书专辑》中的女性相关契约称谓用语共分11项有：“在场、在场人、在场知见、在场见人、场见人、在场见仝收银、仝收银、收银、知见、知见人、中人”。《台湾古文书专辑》所搜录的台湾契约文书用语呈现多样化倾向，此与福建地区契约文书颇为类似。《台湾古文书专辑》中的女性关系人依性质来分有3大类：

1.见证人性质：在场、场见、知见。

2.收银：收银、在场见仝收银、仝收银。

3.中介人：中人。

《台湾古文书专辑》依照妇女在家庭中的身份来区分有以下8类：“祖母、母亲、继母、胞姊、胞嫂、妻、弟妇、侄女”。除此之外，台湾地区契约文书也突显出女性尊长占契约关系人大宗的特色。女性在闽台地区社会交易行为里皆有扮演中介人即“中人”角色。女性在契约文书中的角色以关系人居多，这一点颇吻合福建地区契约文书所表现出来的特质。

台湾契约文书的女性关系人身份林林总总多达八类。位于家庭组织权力结构中不具影响力的女性成员，也列入契约文书关系人，例如：侄女、胞姊等，在汉人社会中，应隶属于外家人身份。到了台湾社会，却也涉入家族契约签订，成为契约中的关系人物，这种作法可从当时台湾具有异于其他地方的社会形态来分析。台湾人口的情形是属于移垦形态，清廷时而禁止台湾移民，使得台湾社会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早期移入者多为单身男子及冒险份子，故而台湾社会问题与其他地方不同，男女性比例悬殊是一大问题。甚至《台湾省通志稿》卷2，《人民志·人口篇》记载康熙六十年(1721)以后，女对男的性比例为1比256^[102]。此种男多于女，正是移垦型社会的人口特征，与麻剌甲华侨男女3比1(1852)；槟榔屿四比一(1851)；新加坡12比1(1850)，均属于同一类型。唯台湾初期这种男多于女的社会人口结构，一直到1896年才逐渐正常化，男女性比例为119比100^[103]。台湾移民社会结构形态女性占人口少数，继以社会倾向于重视地缘关系甚于血缘，像胞姊、侄女这类原乡所认定的“外姓”人，见诸于台湾契约文书中，也就吻合台湾契约特质。

台湾男女性比例失衡，男多女少，清初期的渡台禁令，使台湾女性人数稀少。男人来台既无家室，也无父母的牵绊，导致社会中的治安败坏，制造社会问题。浙闽总督高其倬言及治安上的问题：

查得台湾府所属县之中台湾一县，皆系老本住台之人，原有妻眷；其诸罗、凤山、彰化三县皆新住之民，全无妻子，此种之人不但心无系恋，敢于为非，且聚二、三十人或三、四十人同搭屋寮，共居一处。农田之时，尚有耕耘之事；及田收之后，颇有所得，任意花费，又终日无事，唯有相聚赌饮，饮酣赌输，遂致共谋窃劫。^[104]

女性在高其倬的奏议当中，形成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若令各有妻子，则内外有分，不至杂沓纷纭，且各顾养赡妻子，则赌饮花之事自灭；各顾保守家室，则抢夺剽窃之志自消，时为形格势禁之要务。^[105]

高氏奏议主张有限度的开放住台人民搬眷来台，条件相当严格。首先要在台居住满5年，而且要台湾业主出面具保，还要在台有田业耕作。终究符合条件搬眷来台人数不容易扩大，女眷来台人数极为稀少：“台俗妇女，靓妆入市，无肩舆，以纱蒙首而行。”^[106]形成台湾社会女性生活特点：“自由、活动力强”。比起徽州女性而言，宗法族规的社会约束力量轻微。“客居”也证明有助于商人妇摆脱徽州传统，开展自己特有的人生。唐力行说：

商人妇中不乏经营能手……她们之中还有不少才思敏捷的才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显露才智的商人妇，大多已脱离徽州本土，迁往经商地定居。离开家乡森严的祠堂、浓重的理学氛围，移居于商业都会和市镇，这有利于妇女的解放，也有利于她们才智的释放。^[107]

台湾社会惯例上虽然视妻身分为无对外能力，但是实际的社会状况见诸于《台湾私法》第2卷所言：

1.妻不仅得以代理夫所委任的有关一家事务，而且夫因出外或生病等不能执行家政时，得以代理掌管财产及处理对外事务。所以妻处分财产或举债时，夫不得否认。但夫有近亲时要征其同意，否则无人愿意贷钜款或典买不动产。

2.妻得以持有私产，亦得自己管理、处分。但处分不动产时要以夫为知见人。

4.妻在夫亡后无继嗣时得以继承财产，家中无男家族时得以成为家长，但要为亡夫收养继嗣，并将此等权利让与继嗣。^[108]

妻子身份表面上以夫为天，似乎毫无行为能力，事实上如果男人不在家中，或者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社会上对于妻子执行家业管理权或处分家产的决定权，抱持承认态度。很特别的是：允许妻子持有私人产业，妻子并得以管理、处分，只要丈夫不反对的话，社会习惯也不否决妻子的产业管理处分权利。甚至丙条可以让妻子经商，显现出台湾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内地。经商系为普遍社会经济活动，容许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台湾汉族女性脱离传统社会约束之后，所展现的经济活力引人注目。妻子身份在社会经济活动上，已经获得松绑，女性尊长所能够获得的活动空间、权限更甚于妻。嘉庆十一年(1815)《萧文章、萧仁德兄弟立阄书》：

仝立阄书人文章、仁德兄弟，窃慕同居之义，讵忍一旦而分第，齿生渐繁当事稍难，欲敦棣萼之爱，不得不议分爨之业。当日奉母亲慈命和同相商，邀请家长叔兄将承祖物业与父亲所置田园屋宇家器，即日凭公品搭均分阄为定，各业各掌各事各理。后日人丁蕃衍，田园广置，子子孙孙不得异言，生端滋事。此系至公品搭平正。今欲有凭，仝立阄书二纸一样，各执一纸，永远存照，富贵万代。

长房文章得水田坐址犁头穈一穈，过车路圳，尖角仔横穈二穈。又阿发墓后田甲共一甲四分，配大圳二阄水二分，又南势圳水九分。又得正厝房二半间，准一间，过水连二间，牛栏一间，至牛母梁止。

次房仁德得水田坐址车路圳下横穈起田三穈，透过大圳土墩仔脚待光兄田址，共田一甲四分，配大圳二阄水七分。又得护厝房连三间。又牛间一间，至牛母梁止。

抽出埔尾田一所，年科载税粟一十二石，配南势圳十三阄水二分。又粟仓一间。

魏氏在这分阄书扮演女性尊长角色，阄书内容言明奉魏氏所命分家，并与魏氏商量如何分家，魏氏在阄书最后署名为“主裁母亲”，署名表现出魏氏在分家契约中占主要决定性角色。

此外，同治四年(1865)所立的《许母傅氏贤德可嘉碑记》一文，载明许姓家中的女性尊长傅氏26岁守寡，她不但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并且清偿亡夫遗留的负债，将亡夫典当他人物业重新赎回。连乡里中人起了纠纷，她也义不容辞地担任起调解的工作。碑文上说：“母能剖情晰理，解纷排难，息其讼狱者，不可胜数，坪顶人心悦服焉。其亦女中杰矣!^[110]”足见傅氏的才能可以比美男性，最后也获得地方乡人的尊崇，遇到纷争便请这位女性尊长来化解。当社会中有才能之人，其对家庭、社会的贡献大，所能掌握的权力必定比一般人来得重，也就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二)汉妇与平埔族妇女契约权利来源分析

台湾平埔族女性以主立契人身份，直接涉入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从契约文书的内容记载来看，平埔族女性合法承继祖先遗产的社会风俗习惯，使她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上的主动性强，不需要像汉族女性得要依附在男性尊长的权势之下活动。汉族女性仅有跃升为家中唯一尊长，成为谚语所言：“媳妇熬成婆”的地位，才能够享有主控行使尊长权的能力^[111]。

除此以外，家庭其他地位女性成员，对于家中产业仅能行使代理管理权，至于处分产业则名义上没有主控权利。台湾平埔族女性因为社会生产活动农业生产以女性为要，周钟蠧于《诸罗县志·风俗》说：“番妇耕获、樵汲，为捕鹿不与焉。”^[112]女性在农业生产上居重要地位，合法地行使农业相关土地权利，诸如：买卖田园等交易行为。平埔族女性在这方面的经济自主性，得自于社会习俗对女性继承权的认同。在某些具有母系倾向的平埔族群中，婚姻上为男子入赘女方家庭，男随妻而居，家产继承上也是由女性继承家业、家系。^[113]除了某些有明确母系倾向的平埔族族群外，平埔族社会为女招赘，不完全以母系、父系社会为区分，系以实际需要为诉求点。《宜兰古文书》同治四年(1865)一月《西势抵美福社番笼爻??为女赘婚仝立阄书字》(第1号)：

仝立阄书字西势抵美福社番龙爻?(?)，尝闻养儿伏望其待老，抚子冀其传孙。从可知荣宗(耀)祖，丕振家声者，必本诸儿孙也。念(?)夫妻克勤克检，老之将至，无生男子只生一女，名唤(老□)仔。年方二十六岁未有配夫，欲绵一派之(脉)(同)绍祖宗之绪，愿将此女子凭媒酌议，招与踏踏社番(龟)(刘武朗)招入为婿，以绍宗支。爰是邀请族亲番，齐交公议。不若早为之分定，俾各自奋发，以期有成也。于是将(?)夫妻所置产业，先抽出(妆)田二段，夫妻养赡之资。余付与田业五段交付与孙名(??)女名唤(老□)仔，按作二份均分，拈阄为定。日后成家致富，各业各掌。不得争长竞短，致伤天伦。口恐无凭，字实有据。合立阄(书)(字)(一)样二纸，分执为照。(以下略)^[114]

以上阄书字，主立契人西势抵美福社番龙爻?(?)女儿招赘之时，也同时行分家之实，一劳永逸的做法，为使各自奋发，用意深切。值得留意的是：社番龙爻?(?)分家田产来源为夫妻共同置产，明言“于是将(?)夫妻所置产业，先抽出(妆)田二段，夫妻养赡之资。”妆田交予女儿，并未指派给与赘婿，所以，行使田产权利女儿是为主控权利者。就此原住民社会风俗习惯而论，平埔族女性合法、自主地行使业主权利，相对于汉族女性业主多半是依附在夫家行使产业代理管理权来说，汉族女性行使业主权的合理性较平埔族女性来得弱势些。

光绪八年(1882)《乌牛栏平埔族女性阿来阿辛立招永耕埔园山坪收银字》，契字中得见平埔族女性土地权利继承与分配的方式如下：

立招永耕埔园山坪收银字乌牛栏番妇阿来阿辛，有承祖父遗管埔园山坪一处坐土乌牛栏坑车程河背。东至溪为界，西至阿四老马下□园为界，南至山坪为界，北至车路为界，四至界址，

仝合伙手内出首承永耕，收过佛银二大元正，亲收足讫。即日经土甲，三面言定，即将此埔园山坪踏明界址，随付银主掌管耕种，永为己业。递年应纳租银二角正，至逐年十一月中交纳番主。自收□租不加减定例，此系阿来阿辛承祖父之物业，与别番无干涉，亦无重张典挂他人财物为碍。并无来历交加不明，如有不明等情，系番主一力抵当，不干银主之事。此系人番二比两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今欲有凭，立招永耕埔园山坪收银字二纸，各执一纸，付执为照。

平埔族女性和汉族女性差异点，在于平埔族女性可以直接承继于原生家庭。例如：番妇阿来阿辛的田园权利承继于祖父。契字中也令人了解：汉人社会中所运用的契约文书格式，已经随着汉人移民到了台湾，并进入原住民社会。汉埔经济活动日益频繁，汉人所使用的契约文书也就在不同的族群中发挥一定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