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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在《户律》中专列《田宅》门，规范相关法律条文，清律沿袭明律在户律的规定，没有太大变动。明代民间的田宅买卖、典押、税赋过割等过程，皆须订立契约：“凡民间贸田宅，必操契券请印，乃得收户”^[63]，否则依法追究相关责任。透过官方程序完成的契约，契尾盖上完税的朱砂大印，民间称之为“红契”。私下完成交易，契约上没有盖上官方完税大印的契约，则称之为“白契”。官方强调契约的重要性，从明太祖朱元璋在《教民榜文》中对民众的倡导：“田地产业变卖者，许其明立文契，从便出卖”，可知有明一代，订定契约是为确立买卖田宅，典当物业关系的必要程序。

台湾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纳入清廷统治，先后有200多年的时间接受清政府管辖，中国本土所施行的律例、会典、则例、省例等法律相关措施，虽未必百分之百地，在台湾社会广为实施，但长久以来，对民间习惯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民间契约文书”，可视为民间习惯与中央律例互动之后的最佳范例。民间契约文书内容的要件，不分中国本土或台湾，依照权利目的及法律行为的不同，而有不同类别契约种类的表述内容，不过皆有一个固定的格式，与不可或缺的要件表示。契字通常由立字人(前权利人)，立一份交付对方(权利承继人)。遇到当事人有两人以上的契约，例如：合约字、阄书等，通常按人数立契字，并分别记载天、地、人或金、丝、竹等符号后交付当事人。如在当事人中另有其他当事人，则另立契字分别交付当事人，而称前者为大合约字，后者为小合约字。一件民间通行的契约文书，大致内容主要涵盖以下几项要件：

(一)表示法律行为

即表示契字内容的标题，通常载为“立□□字人某某”，但亦有标题与内容不一致，仅凭标题则无从获知其内容者，必须根据契字的全文内容判断其法律行为的性质。

(二)表示目的物

即表示卖出或典出的权利名称。目的物系不动产权时，要记载其来历或位置。有负担时亦要记载。

(三)立字人署名

立字人是法律行为当事人，即卖主或出典人等，要在契字标题载为“立□□字人某某”，结尾载为“立字人某某”，如有数人则载为“同立□□字人某某”。

仲人又称中人，即介绍契字记载事项之人。仲人不仅证明契字成立，日后发生纠纷时亦要负责调解。通常在标题载为“中人”“为中人”“说合中人”等，并在结尾署名。仲人的报酬称为花红礼银、说合礼银或酒席花红银等，大多按契价比例赠送。

保人又称保认人、认耕人、保认耕人或担保人等，即保证人。保人证明契约成立及负责契约双方当事人履行契约事项。其权利义务并无一定的惯例，通常载为：“如有拖久者，就保认人赔补足额”或“如有少缺升合等情，向担保人赔偿足额。”保证人制度多运用于信用贷借及赠耕，甚少保证典当与胎借行为，买卖土地时也极少立保人。原因应是交易当中已经确实移转目的物，保人无须再履行保证义务，保人起不了作用，则不需要在契约当中画蛇添足。

(六)在场知见人署名

在场知见人又称在场人、知见人或在见人，仅证明契约成立而已。知见人大多由兄弟、叔伯、妻儿等担任，并在契字上表明与立字人的亲族关系。亦有由他人担任之例。

族亲担任在场知见人，大多联署于土地交易行为的买卖契字。中国自古以来，土地权利转换涉及亲邻关系权利维护，凡是出于此类不动产转移权利的契约文书，族亲署名系代表着同意立字人法律行为的观念。

(八)代笔人署名

代笔人又称秉笔，即代书人。代笔人仅证明契约成立而已，对契字内容的真伪及日后发生的纠纷不必负责，但要署名。

公亲即居中调解人，日后发生纠纷时亦要参与调解。

(十)表明对方当事人

对方当事人即买主或承典人等，仅表明于契字而已，不必署名。合约字及阄书则要署名，并分列于各相关人手执的契字内页。

(十一)立字年月

立字年月载于契字结尾。绝大多数契约文书谨记载年、月，甚少记载明确日期。

台湾契约文书习惯传承于中国内地，民间契字多为民间私约形态。契约内容如不直接与中央政府律令相抵触，也不涉及公益相关事宜，中央政府对台湾民间契约习惯不加干涉。上述格式要件大抵随着汉移民飘洋过海到台湾社会，在移民社会中运行无误。连带地，闽南社会签订契约过程当中的不良风气，也随着汉移民一并传到台湾。

以买卖契约中的找洗契约为例，找、洗、贴为买卖交易主要契约完成后的追加契约，为卖主再向买主追加添补银钱的举动。找、洗、贴契约种类有直接向买主找、洗、贴外，也可隔层找、洗、贴。如甲卖乙土地，乙再卖给丙；甲可向丙找、洗、贴。隔代找、洗、贴状况，往往是祖先卖出产业，后人借故屡屡找洗，次数不拘，可一找、二找、三找不等。台湾中部草屯地区契约，乾隆四十一年(1776)《陈施氏立杜卖契》：

立杜卖契人陈添妻施氏，承夫阄分^[64]，应分历掌熟园三甲三分，坐落旧社前溪洲乙穈，东至沟，西至车路，南至白宅园界，北至陈宅园界。又乙穈，西至溪，东至陈宅园界，南至庄宅园界，北至林宅园界。二穈共三甲三分，四至明白。今因乏银费用，意欲将园出卖，先问房亲人等，不愿承，交外托中引就林霸、林恪、林富出首承买，三面议定时值价银三百大员，其银即日仝中交收足讫。其园即踏付银主前去起耕招佃任意掌管为业，其大租糖三百七十五筋，粟随园理纳。其园系氏应分物业，与房亲人等无干，并无典挂他人及来历不明等情。如有此等，卖主一力抵当，不干银主之事。其园出卖以后，氏子孙人等不敢异言生端增添洗赎。此是二比甘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立杜卖契乙纸，并上手契乙纸，共二纸，付执为照。

陈施氏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立契卖出田园，收过三百大圆后，不出三个月，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1777)即进行找洗。陈施氏前面签订杜卖契字，照例不准找，不过闽南社会买卖契约交易后，习俗上有找价不休的陋习。清人陈盛韶对此有所描述如下：

邵武典卖田产，找价不休，与建阳无异。断买例不准找，不待知者而辨，不能除此弊奈何?良由穷民无田，空留虚粮，追呼日迫，出控补找，庭讯时不得不委曲劝谕，清完额粮。讼师窥官意旨，控找成风，牢不可破。^[66]

而《陈施氏立杜卖契》中的陈施氏在交易完成后，由主立契人陈施氏主动出面找洗2次；陈施氏的小叔找洗1次，陈施氏居知见人身份；孙辈找洗2次，总共历经两代人，正式立契找洗5次(至于非正式的额外金钱索求，因无文字记载，不计在内)。最后1张找洗契字文字记载，卖方后代自己不得不承认历来屡次找洗行为实在是“可耻之极”^[67]。历经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二十年(1776—1825)约50年的时间，总共找洗出85元，占原成交总价的28.33%，买家增加约1/4强的价格。经过正式5次找洗契约，纠葛2到3代人以后，才解决这件买卖交易。对于买方来说，无疑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找、洗、贴系买卖交易完成之后，卖方的后续动作，对买方形成严重困扰。陈盛韶说：

凡活业准原价赎取，如力不能赎，凭中估找，常也。乃建阳有找价一契，找断一契。迭找断、重迭找断，讹找不休。祖父卖田，子孙索找者，谓之鏖找。冬季，此种争讼累累无宁日，至家有死丧停柩索找，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此系贫民无耻。而富者防其找价，先留短价地步，养颿成患，不可不知也。^[68]

《问俗录》记载这类契约，在建阳一带已经造成社会问题，以致于社会上“争讼累累无宁日”，造成“富者防其找价，先留短价地步，养颿成患”。社会环境默许找洗行为存在，有识之士对这项陋俗口诛笔伐，契约找洗情况依然存在。

审视找洗风气融入台湾社会田宅买卖契约情形，虽是陋俗一桩，却也可称为先民传承的一环。这种汉人找洗格式契约，一并随着汉移民传入台湾原住民社会，光绪六年(1880)六月《里脑社土目阿歹仔番妇阿比为里脑社界水田立找洗字》：

小段，计共三分零，址在里脑社界。因前乏欠粮食，告借无门，托中招得汉人林文华出首承垦永耕。当日银字两相交清。嗣因林文华乏银应用，将此永耕地段转垦。招得邱?公首事承垦，赴房给单掌管配纳。该社下则口粮之例历经有年。碍因歹仝姑亲阿比，为粮食不足，爰是托中向与邱?公首事人，找出佛银七员正。交收足讫，日后歹等不敢异言生端再找之理，此系二比甘愿，各无反悔。今欲有凭，仝立找洗字一纸，付执为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