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角力中力求生存的郑家女性

海洋文化社会中的女性角色，因应靠海生活环境所需，官方力量对于沿海社会常属于鞭长莫及状况，或者入海为盗行商，海边居民民性多属强悍且行动富有机动性，长久以来造就的女性特质也不例外。福建郑氏家族女性如此，广东地区亦同，汤锦台说：

和闽南海上势力一样，在广东海商当中，也有不少是亦商亦盗的武装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有郑一夫妇和张保共同率领的集团。在十八、九世纪之交，这个集团与张保集团，纵横粤海十几年，连同其他小股海盗在内，人数最多时达五万人之多。^[56]

郑一妻子，人称郑一嫂，持刀退清兵，身披战甲，手持长刃，丝毫不让须眉。生活在闽南地区的郑成功家族女性，虽史上没有这等临阵厮杀的场面出现，郑家女性经历政治风浪的考验，不管是迫于行商或者是作战，还是政治局势的关系，她们都得跟随着郑氏父子船队搬迁。《巴达维亚城日记》：“迨七月，他派遣至中国之帆船，分成七队搭载新兵四千六百人，及其妾以及其他人之妻女，抵达大员。”^[57]黄典权指出：“根据史料的暗示，永历十二、三年间，郑成功北伐金陵时，董夫人也应随军进发。因为所有的将领女眷全部随征，成功本人的姬妾儿子也多随行。”^[58]

就自然环境来看福建沿海的人民，早已习于大海的变幻无常，继以居民涉外移民或航海、行商活动较为频繁，故而立身处事的方式也就能够拥有比农业社会更多的弹性空间。所谓的弹性空间，可解读成为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人民浮海争利之际，为了谋生所不得不对传统社会伦理所作出权变措施。陈东有说：“商人在经济行为中以其对利润的追求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和王权政治制度一定程度的反叛。”^[59]郑芝龙到成功与郑经父子对明清的态度，可视为海洋文化对中央政权一定程度的反叛。

闽南妇女在这个弹性空间中，进而有较多的机会涉入社会活动，具体操作权力，这点与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特质”相吻合。虽然，郑家女性还是谨守着忠孝节烈的家族精神指标，这毕竟是男性价值观转嫁到女性身上的。不过大体上，郑家女性比起内陆女性拥有更大的生活空间，跟着郑氏父子飘洋过海之后，有机会扩展眼光见识。《巴达维亚城日记》记载1661年7月26日星期二：

略记于下方者为：多数妇女自中国沿岸来抵本地，其他包括Pompoan(本藩)君之眷属。此君据说欲定居于此地。本地附近有多数兵卒登陆，据闻悉分发各地播种。^[60]

郑家女性因应时势需要，必要的时候参与制造军需品，这可以说是和议时期的实际贡献。她们陷入政治斗争当中，或者成为政争的主导者，诸如：董夫人；或者成为政治角力的交换条件，诸如：郑家女儿的婚姻；更有惨烈者如以身殉夫，诸如：郑克妻子。

一个人终其一生在社会中生活，每个人的人生过程里，面对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必然要负有不同的社会期望。而这些期望的产生可以分别归于某些类别，在此称之为角色的转化。本节依照女性角色身份的不同，分段来讨论郑家女性在和议时期的各种表现。角色的内涵是社会所赋予的，也须靠社会关系来维持。不同身份的女性由社会赋予不同的价值与解释，社会也从而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明郑和清的谈判过程相当冗长，时间从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到永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攻打台湾，郑氏王朝瓦解，共31年间打打谈谈，合计17次的谈判，终究没有成事。郑家女性在这冗长的和议时期当中，克尽职守，肩负郑氏家族兴衰的重责大任。然而，这些默默奉献的女性，往往被郑成功英雄式的光芒所掩盖了。站在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史学使命，理应让这些尽忠牺牲的女性，在历史的视野中浮现，而不应对之不闻不问，任其埋没，不见天日。

表9　郑成功妃妾一览表^[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