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家女性的地域色彩与传统女德

福建沿海地理环境不同于内陆，社会生活形态受到海洋影响颇大。何绵山《闽文化概论》书中论及福建地理位置有两大特点：

一是由于多山被称为“东南山国”……；二是东临大海，漫长的海岸线长达3，324公里，其曲折程度为全国第一。众多港湾中，其中有不少是我国罕见的天然深水良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福建与海外联系比与内陆联系更为便利。^[9]

尤其福建闽南地区，人口密集，粮食短缺，不少人便结伴冒险渡海，到海外经商。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人民赖以维生的方式是：“渔倍于农，渡海行商”。以郑氏家族在和议时期的重要根据地厦门来看，《厦门志·风俗》谓：

厦门田不足于耕，近山者率种蕃薯，近海者耕而兼渔，统计渔倍于农(水田稀少，所耕多硗确山园，无坡塘、江湖可以溉注。但于陇头凿井，立石为桔槔以灌之)。海港腥鲜，贫民日渔其利。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是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10]

男性出外行商或飘洋过海找生计的情形，在闽南社会成为生活常态。女性因应社会需要，需要独力持家，不得不涉入男人世界的事务。郑成功的祖母与妻子便由于郑芝龙与郑成功的关系，深浅不同的程度上涉入政治的操作，由此显现其闽南的地域色彩。

此外，由于郑成功乃儒生出身，儒家强调忠孝与贞节，对其家中的母、妻、女、媳产生道德评价，发挥行为规范作用，而使其躬行传统妇德。

以下分别就郑成功的祖母、母亲、妻子、女儿与媳妇的角色，由郑家女性在和议时期中的表现，具体观察其地域色彩与传统妇德。

(一)扮演缓冲与协调角色的郑成功祖母

活跃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郑芝龙家庭，女性尊长地位超然且受尊敬，郑芝龙投靠清朝之后，准备奉旨搬家眷到京城，还须奏请留母与五弟芝豹及长男世恩看守祖坟，料理家务。见《精奇尼哈番郑芝龙揭帖》顺治九年(1870)八月十一日道：

厢黄旗下固山额真刘之源、同旗正钦尼哈番郑芝龙谨揭为奏请奉旨搬家取家眷、理合据实陈明事：八月初五日，职阅邸报，奉内三院接出上传谕兵部：精奇尼哈番郑芝龙具奏，伊祖先坟墓俱在原籍，请留伊母、弟并长男看守。伊一妻、一妾、两男，搬取来京。尔部即行福建督抚，除伊母、弟及长男听留原籍外，其妻、妾、两男即填给勘合，遣人同芝龙所差家人护送来京。特谕，钦此。钦遵，职读之不胜感激。缘职同胞兄弟，见存三人。第四逆弟名鸿逵，在海未顺。只第五弟名芝豹，向受臣母教训，同在家料理家务事。又叛逆长男名森，亦在海尚未顺。次男名世忠，第四男名世荫，见在京中。只第三男名世恩，年十六岁；及第五男名世袭，年十三岁；第六男名世默，年八岁：俱在家读书。今奉圣谕，职除逆弟鸿逵、逆男郑森灭亡外，合留第五弟芝豹、第三男世恩同母黄氏看守祖先坟墓，并料理家务。其职正妻颜氏、妾黄氏并五、六二子世袭、世默，即令入京。合再奏明。又职京中差回伯舅黄藩、家人倪忠等八人，一并开报，以凭填给马匹，便于驰往，紧来报命。为此除具奏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计开黄藩、倪忠、周德谦、李振、杨一魁、张显、洪福、林德。顺治九年(1870)八月日。——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一三页。^[11]

郑芝龙母亲留在原籍，儿子芝豹与孙子世恩随侍在旁，料理家中大小事情。不料遇到张学圣、马得功攻打厦门，意图搜刮郑氏家族财宝。没想到张、马二人战斗力不足，反被围困。紧急之际，还恳求郑成功祖母，两人才得以脱逃。事发后被参奏弹劾。刑部尚书交罗巴哈纳等接受广东清吏司一案，浙福总督刘清泰参奏“劣抚轻贪启衅，大坏封疆”案：

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乃不能振振以犁其庭，而乘成功他出之便，借抚臣巡历之名，道臣黄澍摇尾而进谋，镇臣马得功螳臂而先往，抚臣张学圣继率全军轻身径入。此时一番饱获，自谓无患无争矣。更可异者，马镇搜括数日，竟为所困。后恳成功祖母家书，始得释归，丧师辱命。何诸臣智昏于海中之金穴，而竟不顾有朝廷之疆土耶?及成功回，而悉数家珍，非以实抚臣之装者，则已入道镇之橐。以致借口索偿，弄兵修怨。抚臣则脱身上巡，道臣则拱手坐视，构结逾年，屡遭败绩，沿海郡邑人民，涂炭沦陷，全闽之势亦大岌岌矣。乃得功不闻一矢之加，学圣终鲜一筹之展，反致前督臣覆师殒命，执非厦门一役实启其祸哉?在抚臣贪迷轻率，视封疆为儿戏，罪自莫逭。——录自《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七九—八二页。^[12]

本案牵连人物有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巡道黄澍、巡按王应元。顺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七日将此4人革职，押解到京查问。三月二十八日查问内容，四人供词众说纷纭。盘查重点，除了在张学圣知道厦门失陷，反到别处巡历，怠忽失职之外，总兵马得功有没有搜刮厦门财物，导致被围困，最后恳求郑成功祖母才获得释放，也是重点之一。虽然马得功信誓旦旦：“并无央求伊祖母得脱等情”^[13]，最后皇帝：“凡重大狱情，如识见不同，只可两议。这本内看语，三、四其说，何凭裁定?尔三法司再会同确拟，具奏。”^[14]皇帝没有马上断然下结语，把这各说各话的案件仍发由法司再议。同年(1871)五月十日的《敕谕同安侯郑芝龙等稿》^[15]，对这件事情大抵已有定论：

皇帝敕谕同安侯郑芝龙、海澄公郑成功、奉化伯郑鸿逵、左都督郑芝豹：朝廷报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顺，各因其时。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墨勒根王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合门惶惧，不能自安。虽郑芝豹音信尚通，而郑成功、郑鸿逵恩义遂阻。加以地方抚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起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而鸿逵遵依母教，任其旋师，足见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将有罪官将提解究拟，即遣人赉敕传谕，开导归诚。——录自《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八七页。^[16]

对于厦门这件事，经过事后查证，顺治皇帝认为是部将“贪利冒功”并嘉奖郑鸿逵“遵依母教，任其旋师”。奖励郑鸿逵虽然身处沿海边境，仍然不忘忠孝，隐约暗示应该移孝作忠。

由上述可知，无论是投清的芝龙或者是反清的郑鸿逵，都与郑氏祖母保持联系。所谓“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郑氏祖母面临对立的两方子孙，她努力保存两方子孙的生存空间。这或许是郑氏祖母执意留在原籍的原因。从官方文书中可以明显看到，在招抚和议阶段，郑氏祖母扮演着缓冲与协调的角色。

(二)成为贞烈楷模的郑成功母亲

郑芝龙流落日本，客居平户，称老一官，娶田川氏^[17](肥前国平户士人之女)。明代天启四年(1624)为日本宽永元年，田川氏生郑成功时，沿袭中国惯例，文字相关记载，不免俗地描述曾经产生异象如下：“岛中万火齐明，芝龙心异之”^[18]或言田川氏生产时，梦见“巨鱼触膺”^[19]。

天启六年(1626)三月，郑芝龙率大船数十出港，进犯金门、厦门；四月，犯广东靖海等，威震海洋。

天启七年(1627)，次男在平户诞生，初名次郎左卫门，后改七左卫门。九月，芝龙投入巡抚熊光灿麾下，为一名海防游击。

崇祯三年(1630)，派二弟芝虎赴平户，接福松(成功)母子回闽团聚，但次男年纪还小，惟有七岁福松先回中国，留下田川氏与幼子七左卫门在平户。

隆武元年(1645)，四月田川氏将幼子七左卫门寄托川内浦娘家，单身远渡重洋到泉州，以便与芝龙、成功父子相依为命。

一年后(1646)，芝龙变节不听谏而降清，清兵进犯泉州城，田川氏为了保持贞操，从城楼跳下城壕而殉难。此事传到日本，日人皆誉赞其为“大和抚子之典型也!”^[20]罹难时45岁，奉祀台南延平郡王祠内“大妃祠”。大妃祠有一对联：“剑影出塞空，烈母今降当礼；火光腾绝岛，奇儿似为有明主。”

郑成功母亲死得壮烈，对于出生在日本，被母亲扶养到七岁才回到中国的郑成功来说，他在7岁之前，和母亲相依为命，母子情深不在话下。母亲才到中国1年，竟惨烈身亡，对郑成功的冲击自然很大。郑母之死，有几种说法。

《海外异传》说是郑母因被奸污而含羞登城楼投水自杀：

清兵入福州，芝龙退屯安海，为清将所诱欲降附，诸将不从。成功痛哭而谏，芝龙不听，单骑往降。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污。母叹曰：“何面目复见人耶!”登城楼自杀，投河水。清兵吐舌曰：“妇女尚能尔，倭人勇决不负所闻也。”成功痛恨，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敛。^[21]

《鹿樵纪闻》则说清兵趁郑芝龙北上，“侵辱其妇女”。“其”字所指的范围，不知是其统辖区域还是他的家族。但毕竟未明言郑母被侵辱，只说郑母自缢而死。郑母有可能是为避免受侵辱而自缢的。《鹿樵纪闻》说：

顺治丙戌。王师破福州，芝龙退保漳、泉。洪内院啖以王爵，芝龙撤备约降。……已而，王师挟芝龙北，又侵辱其妇女。日本女自缢而死，成功由是怨恨。用夷法，剖母腹，出肠秽而后殓。其年冬，遂据南澳，举兵反。^[22]

《海外异传》与《鹿樵纪闻》作者皆为日人，对于同为日人的田川氏身亡一节，描述其过程都相当详细，但细节略有出入。一说受辱后含羞登城楼投水自杀，另一说自缢而未说受辱。相同点则是郑母自杀，而成功剖母腹，洗肠葬母。

其实，不管郑母是受辱后含羞自杀，抑或避免受辱而自杀，都是贞节的表现。罪魁祸首都是清兵，都是他们的禽兽行为逼死郑成功的母亲。

中国基于重男轻女的父权至上观念，加上田川氏是外族嫁入中国的女性，对于田川氏之死，多半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较仔细者，或说田川氏为保贞节，跳楼自杀。寻常则如连横所云：“清军猝入泉州，田川氏死焉。”^[23]

田川氏之死对郑成功影响很大，成功无法劝诫父亲投降清朝，又见母亲死于非命，愤而投笔从戎，慷慨起义。

连横说：“成功虽遇主列爵萛，未尝一日与兵权。意气状貌，犹儒生也。既力谏不听，又痛母死于非命，悲歌慷慨谋起师。”^[24]郑成功一生始终以明末遗臣自居，高举反清复明旗帜壮举。日本诗人藤森大雅氏曾作长诗，指陈郑成功深受母亲影响：

君不闻此子受生日城中，山川钟气胆气雄。

又不闻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惊异域。

母教自古贤哲外，何况男儿性所得。^[25]

郑成功日后治军严谨，《海外异传》说他“军律肃然，兵士无淫掠，至孺子、妇女与军行争道。”^[26]《闽海纪要》也说：“成功自起兵以来，军律严明，禁止淫掠；犯者立斩。破城之日，诸军虽争取财物，遇妇人在房内，则却退不敢入，远近称快。”^[27]

郑成功在母亲死后，念母、祀母、扬母的表现，展现郑成功春晖无限，寸草难伸的情怀。成功亲身奖励孝行，《海纪辑要》卷一：

己亥(永历)十三年(1659)……赐姓舟至焦山，谓诸将曰：“瓜镇为金陵门户，须先破之。”乃授诸将机宜。值南风盛发，各率所部进据瓜州上流。十六日，自督亲军及甘辉等将直捣其栅，清操江军门朱衣佐、城守左云龙率满、汉骑兵迎战。赐姓麾军大进，……清兵大败。斩左云龙于桥下，擒朱衣佐，遂克其城。……召见朱衣佐，将欲用之；以有母在，哀恳求归，给资斧纵还。^[28]

郑成功抓住朱衣佐，并不要朱衣佐移孝作忠。他看在孝道的份上，特别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返乡奉养老母亲。这种例子，虽然史书上并未加以突显或表彰，不过，只要稍加留意，随时可找到相关佐证。郑成功虽然本身对于孝道一途，不管是父亲或者是母亲两方面，他都有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切肤之痛。他只能为旁人造就行孝的环境，足见田川氏之死，占据成功心头，影响郑成功的治军态度及其和清廷间的和议，终使和议无疾而终。

(三)助夫从政的郑成功妻子

郑成功的原配董夫人在明代天启三年(1623)出生于泉州，是进士礼部侍郎董扬先的侄女^[29]，官宦家族出身有助于董夫人日后辅佐成功成就事业。《闽海纪要》说：“妃为成功夫人，经母，泉州乡绅董用先侄女，方正端雅。凡理家政、处妾媵，俱以贤德见称。”^[30]郑成功家庭是个大家族，成员众多，董夫人治家，以贤德为重，把家庭事务打理得让郑成功无后顾之忧。在郑成功与清廷和议时期，清朝对台政策是“抚剿两用”，明郑的对策则是“和战并行”。此时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战事颇多，郑成功家中的女性跟随着郑成功军队迁移避难。当时在台湾的荷兰人对这个状况，忠实地作了以下的纪录：

国姓爷于一六六○年，为获得食米，曾派遣一舰队至南澳，惟受Antingpoi海盗等之阻碍，因计划于同年三月中渡Formosa占领该岛，乃召回其军队、舰队折还至厦门国姓爷虽已整备就绪，是时，鞑靼之大军，攻下至厦门地方，他立即将妻儿等自厦门移至金门，将鞑靼人自海上予以扫除。国姓爷当闻鞑靼人袭来之传言，即决定拟请托大员长官，为妇儿于澎湖岛给予安全之避难所。他于右述海战获胜之后，即召还妇儿于厦门。^[31]

郑成功与清廷和议一日没有结果，郑家女性便一日没有安定的日子可过，荷兰人的纪录可做为佐证。黄典权对董夫人在郑成功事业上的帮助有以下评语：“她可说是‘成功治内之道’的执行者，把一个家庭的内部管理得符合战时体制的需要。”^[32]董夫人应变的能力非常强，致使她被塑造成“识大义，有胆识”的历史角色。上文郑成功祖母时的马得功事件，马得功偷袭厦门之时，董夫人识破族叔郑芝莞打算遁逃，发挥随机应变的能力。并曾经发动所有女眷从事生产军需的工作，殷勤礼遇文武眷属，笼络人心。《从征实录》说：

(永历十一年，1657年6月)派定出征居首水陆官兵并船只，入宴赏在州各文武官并将领。令国母(董夫人)分作七程，敦请出征居守(文)武将领各父母妻子女入府宴待，并照赐赉金帛有差：一程，请提督并六官父母妻子；次，统领；次，总镇；次，署镇；次，管理；次，营将；次，死难勋功等。繇是，将士欢腾，感激益奋。^[33]

郑成功在反清复明的事业中如果是扮演严父的角色，那么董夫人就是扮演慈母的角色，达到“刚柔并济，收复人心”的效果。身为家中主妇的身份，董夫人号召群心，管理妻妾工作，做得很合宜。

永历十五年(1661)三月，郑成功到台湾后，董夫人与郑经守住金、厦两岛。郑成功在台湾过世之后，董夫人从家中主妇角色跃升为女性尊长的地位，从此她的地位日渐重要，对清和议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黄典权说：“从此她是反清复明阵营中的‘国太’，郑氏藩府内外的总顾问，有她，平庸的郑经还能振作有为。”^[34]

董夫人年事日高之后，越加不愿兴兵动武。她“居常无事，深戒子孙以抚恤民瘼为念。”^[35]郑经西征无功，曾被她愤怒责备：“若辈不才，不如勿往。今徒苦生灵，使百姓流离至此，须加轸恤!”^[36]所谓：“知子莫若母”，从这字里行间看得出来董夫人很清楚自己的亲生儿子有多少才干。因为儿子的无能，她不忍见到生灵涂炭，《海纪辑要》说：

世子讳经，字贤之。工诗赋，善弓马。推诚待人，礼敬明室遗宗。嗣王位十九年，虽得七府，雄据一方，而终身称世子，奉明正朔不少变，舆论称之。惜性柔懦，怠于政事。自厦门败归，溺于酒色，无复西意，而东之业遂衰。至是，殂于承天府行台。时年四十，为正月二十八日。^[37]

郑经在母亲的督导之下，总算还能够维持局面，稳定偏安局面。董夫人此时对反清复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她的愿望毋宁是以和平为前提，多作一些善事，不要制造恶业。她慈风广被，“凡难民得免丁役者，皆董妃之赐也”^[38]。郑氏至此与清廷的和议又跨入另一种谈判的局面。虽然仍是“和战并行”，但已是和多于战的状况。

郑经跟他的父亲一样在39岁的英年早逝。冯锡范以克非郑经之子，欲立其婿克?，故而发动一场政变。监国克臧土与其妻子在这场政变中成了牺牲品。“侍卫将军冯锡范与诸公子共废监国克，缢杀之。”^[39]董夫人原本只想收郑克监国的权力，没有想到被冯锡范与刘国轩暗藏私心，一收剑印之后，马上缢杀克。史称：“国轩及诸公子请于董太妃，收还剑印。寻缢杀之。”^[40]董夫人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间接害死克，造成日后政治局势逆转。台湾郑氏政权与清朝对峙的本钱日渐丧失，原不是董夫人心中所愿。由政变过程来看，冯锡范与刘国轩虽暗藏私心，却也得要等董太妃收了印剑之后，才能够动手，这也呈现出董夫人在明郑台湾时期的政治地位。

董夫人垂暮之年，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方式，暴露了女性幽柔的弱点。《台湾郑氏始末》说：

二十年(1666)春正月，经病卒。时成功子聪等九人、孙克臧弟克举等十人，克?年十三，最幼。锡范构诸将及聪等畏克严，以克?幼懦易与，遂白董夫人：“克非经出”；驰收监国印，执幽别室，夜拉杀之，妻陈氏自缢死。遂立克?，称永历三十有五年(1681)。董夫人忧恚成疾，夏六月卒。^[41]

郑经死后接二连三的政治斗争，使冯锡范得以独揽政局。董夫人了解权臣专横的局势对郑氏王朝颇为凶险，所以让次子聪来辅政。《闽海纪要》卷下：“聪，赐姓次子，世子初立，以太妃命，封为辅政公。”但是聪为人懦弱，反被冯锡范所摆弄。董夫人眼见一切努力成泡影，越加痛念监国死非其罪，更非己意。烦闷与悔恨同时涌上心头，在同年(1681)6月16日，病逝安平王城，享年59岁。^[42]

董夫人六月过世，政治上又掀起一波风浪。董夫人的弟弟董腾被解除兵权^[43]。董夫人除了个人参与明郑政治之余，董氏一族握有兵权，可视为董夫人政治势力的一大支柱。

台湾四面环海，在进取者的眼中是四通八达；在退缩者来看，则是与世隔绝。台湾郑氏传到第三代的郑克?，已经丧失作战自信，无法相信以台湾的海天一隅，能够与中原相抗衡。1683年的康熙皇帝，正值壮年，精力旺盛，深思熟虑，不是仅仅十二、三岁的郑克?所能招架。追根究底，郑氏之败，非战之罪。董夫人在与冯锡范等人的政治斗争当中败阵下来，才是个关键。

(四)出嫁安定军心的郑家女儿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南京之役，甘辉主张快攻，攻其不备。甘辉说：“兵贵神速，宜急攻城，乘其势未定而拔之；不然，彼援兵毕集，难以攻取，君必悔之!”^[44]成功因为没有听从甘辉的建议，坚持列营围城，造成兵败饮恨而退，甘辉壮烈牺牲。史书记载如下：

是役也，甘辉且战且走。单骑驰骋，人不敢近。马踬被擒。入金陵，戟手骂，不屈，遂幽之。徐使人说降，辉怒骂，求速死。数日水浆不入口，乃引出斩之，神色不变。悬其首于市，青蝇不敢附，军士以为忠义所感，函而葬之。^[45]

成功回厦门，建忠臣庙祭祀战役中牺牲的将领士兵，其中以甘辉为第一。成功自己承认：“吾早从将军之言，不至此!”^[46]成功为了弥补自己错误，“以女妻其子孟煜，厚恤其家。”^[47]日后，郑经的女儿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康熙元年(1662)郑经与黄安约为婚姻，也为着黄安能够稳定郑氏江山的缘故。《闽海纪要》提及黄安时说：

安，雄勇善战，从成功起兵，累升至左冲镇。随攻南京，既克镇江，成功命安总督水师，守三叉河。成功兵溃，安断后，保全诸军回棹，擢左虎卫。从征台湾，领先锋印。亲冒矢石，遂平其地。及成功殂，世子至台，会黄昭之变，在台诸将咸拥兵观望，独安率所部来援，力战破之。世子曰：“世乱视忠臣，非君吾几不保!”因约为婚姻，裂襟与之。事定，升为勇卫军。寻以子(指女)妻其子。^[48]

《闽海纪要》另有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郑经又缔结了一桩政治婚姻，上回是靠亲家稳定江山，这会则带有浓厚的补偿心里，补偿赵得胜死得冤枉：

春，正月，北兵入兴化。明左提督兴明伯赵得胜死之，何佑弃城奔泉州。……乌龙江之役，明诸军锐气已丧。正月二十九日，北兵至，纵反间。(佑)疑得胜有异志，战之日，拥兵坐视。得胜战死之，佑奔回泉州。……祭赵得胜，经亲临哭之，以女妻>其子。^[49]

传统中国的婚姻关全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儿在婚姻中没有自主权可言。不过，一般的寻常百姓家庭，缔结婚姻之际，女儿将来幸福与否这项要件，或多或少还是会列入父母的考虑中。明郑与清廷和议的阶段，身为郑家女儿有其不幸的宿命，就是在缔结婚姻之时，所谓的“幸福”两个字是不存在的。不管是郑成功时代的反清复明时期，或者是来台湾之后的以战求和时期，郑家女儿的婚姻带有明显的犒赏或者抚恤将领，安抚军心的作用。

(五)孝顺与贞烈的郑家媳妇

郑家是个大家族，妯娌之间相处固然靠着主妇的智慧来维持，家庭中的精神指标也是维系家庭和谐的一大要因。郑氏家庭有孝顺与贞烈两大精神指标：

1.孝顺

郑成功为儒生出身，儒家强调忠孝，对于父亲与母亲，郑成功都有着深深的遗憾。但不代表他不能够克尽孝道。母亲虽死，郑成功对母亲的祭祀与感怀仍然不变。马得功进侵厦门，董夫人(又称董太妃)据说是抢救姑木主，受到成功的赏识，史称：“辛卯马得功入岛，妃独怀其姑木主以行；成功嘉其识大义，尤加敬礼。”^[50]这里的木主应该就是郑成功的亲生母亲田川氏(又称翁氏)。郑家媳妇无法亲自对国家尽忠，唯有尽孝道以示对婆家忠诚。

这种观念在闽南社会中的《列女传》中可见：

石氏海澄人，嫁李任禄。夫死，遗孤世奇，小过必朴。曰：“昔若母，今若父矣。若毋负我，使我负而父。”迨世奇官庶，常欲以苦节上闻。母愀然曰：“妇事夫，犹臣事君。适际其难分所当为，何节之有?且尔幸通籍于朝。天之报我不薄矣。若复受旌，人将谓以庶常之母旌非旌。庶人苦节之妻也。若官，果显其求庶人妻之苦节者，以阐潜德可耳。”年九十四卒。^[51]

海澄人石氏以君臣关系来看待夫妻关系，将两性系之于忠孝节义的精神上。使单纯的夫妇之间，以君臣之义来紧密相连，也是维系家庭组织的一种方式。向来强调忠于明室的郑成功家族女性，尤其不能忘掉这层关系。

董夫人就是在行为上表现出对死去婆婆的敬意，才获得郑成功的青睐。从此以后，董夫人顿成闺中知己，同时还使他“参与兵旅之事”。神主如此受到重视，也反映出成功在母亲身亡之后，必定虔诚顶礼膜拜。相对地，媳妇们也得重视孝道这项要素，才能够在家中立足。

2.贞烈

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定位除了透过“文字”记载与“家庭生活”上身体力行的实践以外，公共舆论的形成，也促使女性角色逐渐因应舆论压力而典范化。知识分子的家庭间，逐渐形成一套有共识的价值观与道德模范，如同明清士人对贞节烈女的看法一般。费丝言在其论文《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对舆论的成形详加描述于下：

士人社群甚至可以基于这些共同的使命与关怀，在“教化”的号召之下，发挥其整个社群的凝聚与动员能力，“主动”地集结、参与，实践它们的教化理想。^[52]

妇女角色在知识分子间逐渐形成的共同舆论压力下，角色内涵走向定式化，这一套道德观，已经变成女性所不得不依从的唯一定律。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套道德观在民族意识强烈的郑成功家族，便成他誓死捍卫的不二法则。

郑家女性强调的第二个特质就是贞烈。前有郑芝龙妻子田川氏，泉州城破，投城身亡，以免受辱。尔后有郑经妻子唐氏“贞节有礼，不苟言笑”。

唐氏为明兵部侍郎显悦孙女，贞节有礼，不苟言笑。经惑于嬖妾，久不见答，抑郁而卒。及经病革，乃追悔前非，遗命合葬。至是，谥文妃，克?嫡母也。六月，明潮武王妃董氏卒。^[53]

克妻子陈氏，在政争当中成了最无辜的牺牲品。监国死后她沐浴，自经于柩前。纵使董太妃的安慰，也不能制止这位出身良好的女性走向死亡。

初，克被收禁，顾谓陈氏曰：“耳目非是，恐不相保!”陈氏曰：“夫在与在，夫亡与亡，必不相负!”及克见杀，董太妃以陈氏父永华为国之望，礼待抚慰，询其所。陈氏泣曰：“……愿出别室，待亡夫卒哭，即相从地下耳!”许之。陈氏旦夕临哭，日啜苦茶数勺。既卒哭，沐浴自经于柩前。^[54]

表8　郑成功四代世系与婚配表^[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