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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境内地形复杂，山地、丘陵、高原占总面积97%以上，盆地仅占3%，海拔最高达2，497公尺，最低不到100公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1/4。贵州属于一个多民族聚集山区，山多平原少的人文地理形态，尤其以苗族分布广泛，遍及贵州全省百分之九十县市。由于缺乏巨川广泽，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大，使得贵州的地域经济特色明显。明代时期贵州山区许多地方尚未开发，农业生产采“刀耕火种”，长期以来是个缺粮省分。现今贵州管辖3自治州、4地区、2地级市、11县级市、55县、11自治县、三特区。40多个市县及黄果树风景区对外开放。有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等民族。山区浓林特产丰富多彩，清水江源自于中部苗岭山脉，东流贯穿贵州东南部地区的重要河流，汇集区域内旁枝细流，成为贵州高原到湘西丘陵地带一个特别适合繁殖杉、樟、楠、松等林木生长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是丛林茂密、古木参天，有宜林山国之称。清水江下游的锦屏县为重要杉木产区之一。本节资料主要引用山林契约材料以清水江锦屏段，这个长逾百里的山寨文书为主要分析资料。

(二)贵州山林经营形式

经过明代两百多年的开拓，贵州布政使司领有十个府与贵州安慰司。中国林业经营大家，唯中央为马首是瞻，明太祖置官劝农桑，亦特设“采木提举司”，并设局抽分竹木，如龙江、大胜港均立抽分局，客商兴贩杉木、棕毛等，30分取2，松木、杉柏、柴炭等，10分取2(明会典)。清初，工部职掌同于历代，管理天下工虞器用、辨物庇材，亦分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职司。虞衡之司掌理帝室围场，地方造林则由地方官员劝导，朝廷遴派大员例为学政或御史。迨欧风东渐，官制翻新以迎合潮流，清末中枢特设农工商部，职掌全国实业，以尚书、郎中统之，下辖四司，农务司兼摄林业，并于各省设劝业道。地方造林工作由地方官劝导，其间虽有客商兴贩林木，经营形态仍不算是走纯商业经济路线，还是以国家需求为生产导向。自秦汉以来，汉族陆续南迁进入西南地区。明清时期，迁徙至西南地区的汉族移民增多。民国28年(1939)唐陶华访问当地人罗茂先对于汉人开发贵州东路一带情形，所得数据如下：

八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与罗主任茂先谈本地开发情形，兹将其言记录如下：“汉人来此，约分两批，明初为一批，清朝咸同年间又一批。其他零星来此，时期不计，或难民(逃洪杨之难)或居官，或经商，或从军，或充军。”^[128]

原住民跟汉族接触的机会增加，有的原住民不得不放弃原来刀耕火种生活，改采汉人定耕农作；也有一部分原住民撑不了货币经济的冲击而丧失赖以维生的土地。清王朝从剪除三藩之后，慢慢关注贵州东部与东南部的苗疆开发。原住民在汉族移民的冲击下，如何适应货币经济社会，见之于契约文书便非常清楚。山区原住民以其生活山区的特质，“生于斯，长于斯”发展出一套自我生存模式。贵州少数民族虽然归化清廷管辖，但因为地处偏远山区，仍然属于一“难治多盗”地区：

黔省安置流犯三千余人，与苗民错处，衅隙易生，疏请改发新疆；又以镇远、黎平、都匀、古州苗俗桀骜，以盗为生，州县差役缉捕难周，疏请绿营每百名内精选数名，分隶府、厅、州、县文员管辖，勤加训练，专司捕盗：并下部议行。^[129]

山区地形治理困难，政府征收税赋，也不得不依照特殊地理环境，放弃一般地方以顷亩为计算税赋单位，改采当地所了解的以种植植物单位元计算税赋方式。这种计算税赋方式虽然符合当地民情，不精确的记量方式，容易制造诉讼争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地方官曾经尝试着用清丈田亩的手段，将这个以山林地为主的地方，纳入中原税赋记量体系，乾隆七年(1742)二月，曾任贵州提学监察御史邹一桂上奏，提请丈量田地：“条奏清丈黔省田亩，逐穈绘形编号，设由单以给业主立官册，以杜讼端。其有丈出余田，只将原赋均摊，不必加增赋额。”^[130]出身贵州的包祚永^[131]详细陈述贵州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认为贵州地理环境特殊，不能跟中原地区一概而论：

若夫编穈绘形，发执由单之说，揆之黔省，更属难行。夫田界有定，穈形不常。黔民多贫，产业无畿。或有兄弟析居，将一穈分为两三，外由单不能各幸。黔田多依山麓，故俗曰：“梯子田”，或有夷高培低合，数穈而平为一，则又与由单不符。其穷民典卖，或数穈一单减半转售，则由单又需分给更换缴领，民则剥削赀材，官亦殚繁案牍。^[132]

贵州居民以穈形为判别耕作区域单位，田土典卖或有一穈减半转卖，或有合数穈为一的状况，情形不一，得因地制宜的原因：“田界有定，穈形不常”^[133]，采纳包祚永所言：“诚见黔省乃刀耕火耨之乡，素称瘠薄，苗蛮杂处，当思因地制宜。”然而，如何在不扰民的情况下，保障政府税收，两相衡量之后，显然政府政策上作了让步。因为，当包祚永说出如果谁不同意，就由谁到当地实际执行田土丈量这等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之时，官僚考虑这个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山区之时，任谁也没有其他意见。

林业成为锦屏县苗族赖以维生之外，又能够保存传统生活不受汉人影响的最大靠山。林业生产为一种天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事业，虽然受地理条件限制，比起其他产业是较为粗放的工作。但从生产一根木材开始至运材到平地贮木贩卖为止，其生产过程，好比现在的机械化一贯作业流程一样，由输入原料开始，经各部门加工装备，组合以后才能成为产品出售。营利事业需要一套生产控制方法，才能够获利，林业生产也不例外。林业生产程序：每木调查、伐木造材、集材、装材、运材、卸材、贮木等流程，才能顺利将生产材出售。^[134]杨有赓将这批锦屏县文斗寨和平鳌寨的苗族契约，做了以下分类：

1.山林卖契279件(因有两契写在同一张纸上，所以实际上有282件)。

6.杂契(包含油山、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共45件。

贵州锦屏县苗族契约显示林业经营模式，将近有一半以上是规范山主在处分产业之时的权利内容。因为在林业当中，分为地上物与山地主权两大部分。而土地上的林木栽种，成长时间长达20年才能够得到获利回收。在这20年前后时间经历林木栽种与垦伐过程，人事变化很大，尤其是汉人客商从中介买卖林木时，苗族在地亲族与汉族交涉的时候，必然将对象写入契约文书中，从此可以分析山林业主身份变化。彰显这批贵州山林契约显示山林经营形态有以下特质：

(1)家族经营为主

权利移转等同汉人遗产继承模式，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姜忠立卖山场杉木约》：“自愿将祖遗山场一块，……其山股数十股均分，本名占一股。”^[136]此外，山林经营资本、时间耗费庞大，涉及利害关系也不小，故而从契约文书当中可以看到家族关系占经营身份之大宗。所以，契约中屡屡可见介绍股份持有人的称谓为：“兄弟、叔侄、父子等”称谓。例如：道光十八年(1838)《姜朝瑚父子、侄本善卖断山场字》：“自愿将到祖遗山场一块，土名世容贾的。此山六股均分，名下叔侄占三股。此三股份为五小股，朝瑚父子叔侄占二股。”^[137]姜朝瑚父子、侄本善因为分家关系，山林产业分割不如农田等不动产来得清楚又容易，农田分割还可以立碑为界，这点在台湾这个汉移民社会中屡屡可见。因为家族势力在台湾移民初期尚未巩固，因而在台湾各地，立碑为界的作法颇为普遍。“刻石为照”形式上虽然为碑刻，实质效力也等同于书面契约。书面契约在中国社会沿用已久，民间习惯以书面契约规范经济活动条件，但是书面契约容易毁损或者遗失。契碑则取其石材坚固不易毁损，公开立界为碑，以示公信。《福德祠购置香田承租立契碑记》：“嘉庆十六年(1811)……上手阄书失落，日后取出不得为用，批明，在照。……林顶观恐久……阄书失落，被强暴所吞；敬立石，即以示为准。”^[138]在贵州山林契约里头，以股份区分显示权利，可以比较容易辨识，由此了解贵州原住民因为地理环境关系，在股份权利运用上的认知程度，可能还比平地种田的汉人更清楚。

(2)重视签订契约

契约如系代订则言明代订，且对于上手老契字一并补齐，以示对契约的重视。同治元年(1862)《龙君祥立代卖山场字》：

立代卖山场字人龙君祥。为弟龙君相，因事在城，妻子母子缺少粮食。自愿将到冲固汪山场，前卖屋坪已具分明，屋坪三层与祖坟之下所取阴地，君相所占之股既已全卖。还有阴地三丈之外之山场还存一股。今凭中复断卖与姜东盛兄名下承买为业。当日议定价钱二百文，代领与母子应用度日。其山场自卖之后，恁凭买主栽种管业，卖主父子不得异言。还有老契一纸，母子等急迫难清，候伊父回家，即便呈缴。今欲有凭，立此代卖山场字存照。

契约如果遗失不见，也要说明原因在契约结尾部分，附注说明以示负责。同治元年(1862)《姜天祥、福祥、生祥兄弟立卖山场杉木约》：“启姬与启辉共得买启翠契，缴与中人东仪手存。彼说拿去看数日便归。其后竟不归。故记。海璧笔。”^[140]

探究其对契约的重视，也可能是因为山林经营资金庞大，往往并非一家一业所能够独资经营。故而涉及众多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采用契约规定反倒有利于规范。因此，虽是属于少数民族的苗族人，也习于用契约文书来约定权利义务。

(3)股份经营模式

股份划分清楚，可以转移股权，且股中有股。山场与林木权利得以分割处理，业主权与经营权各自独立对待，产业处理方式细腻且具有现代化经营观。处理林木部分，以批字形式说明：道光十八年(1838)《姜朝瑚父子、侄本善卖断山场字》^[141]：“外批：此山杉木分为三幅，今将三幅之地全卖。照先年之杉木之界管业。”因为风险彼此分摊的观念，所以，山林产业出现交叉持股的情况。股数可多达两百五十二股，产业权利划分势必以契约标明，否则纠缠不清的事件将层出不穷。嘉庆十九年(1814)《姜文佐断卖杉木山场约》：

立断卖杉木山场约人姜文佐。为因先年生理所欠之银两无归，情愿将到杉木山场数块：一处地名眼中农，上凭岭，下抵文贤，左凭之正，右凭文彬，作二股，本名一股；又地名皆板培赊，上凭永寿，下凭绍周，左凭之林，右凭文韬，作二股，占一股；又强人山作二百五十二股，占一股；皆金上登顶，下抵溪，左右凭冲，作二十四股，占一股。凭中出卖与姜之谟、启朝等名下为业。凭中言定价银四两五钱，亲手领讫。其山自卖之后，卖主不得异言。今欲有凭，立此断约为据。

外批：此约作八股，启朝占一股半，之谟父子共占三股半，之尧占一股半，之舜占一股半。此山杉木还文斗姜士荣。

姜文佐在前年(1813)曾经居中中介姜之尧卖山场林木^[143]，约内代笔则是姜之谟，所以，来年姜文佐把山场卖给姜之谟，应属旧识。(或许还有同宗关系也未定)由此判定契约当中应可推出买主、卖主间的关系，从之了解经营山林还是以同族、旧识为要。转移对象也将之视为第一顺位无疑。除了推论之外，约中有的会直接言明买方与卖方的社会关系。乾隆四十九年(1784)《姜老相等立卖山场约》附约同年6月11日：“今出卖与本房姜佐周父子侄(姜)朝瑾兄弟承买为业。”^[144]

(4)业主与栽手，分工清楚

状况一：买卖要件有地上物与土地两项，故山林契约如系两卖，则标明林木所有权连同土地卖出。咸丰十一年(1861)《姜忠立卖山场杉木约》：“其山场杉木既卖之后，恁凭买主管业，卖主不得异言。”^[145]

状况二：如果出卖山场同时卖断林木，则订定契约之际，对于林木经营所需的费用一并规范，足见林业经营在此地已经成为一个具规模化的产业结构。嘉庆四年(1799)《姜岩乔、番乔山林卖契》：“日后修理出人工，照纸上股数出人。长大砍伐，照股数均分。不得异言。”^[146]

状况三：单卖林木的契约书写情形，栽手股份分割售出。嘉庆十七年(1812)《姜述昌卖杉木字》：

立卖杉木字人姜述昌。为因家下缺少银用，自愿将到先年得买山场所栽杉木，土名污皆追，此山木股数分为二股均分，地主占一股，栽手占一股。栽手一股又分为二股，映祥占一股，述昌占一股。今将述昌所占一股，出卖与房叔姜映林、(姜映)科、(姜)玉兴、(姜)保富、老路等承买为业。当日三面议定卖价银五两二钱正。其银领回应用。其木任从叔等蓄禁。今恐无凭、立此卖字为据。

外批：界至，上凭大路，下凭溪，左凭上寨姜老臣，右凭保富。

今将得买述昌卖栽首股数，开列于左。言定日后四股均分，姜映科、玉兴、述昌三人占二股，此二股映科占一股，述昌、玉兴占一股，保富占一股，映林占一股，老路、(老)要兄弟战半股。

契约后头批字对于林木权利批注，通常以：“砍尽、砍了”等词说明林木现况。如果砍尽之后，又栽，也一一载明真实情况对于栽手姓名一并记载于契约后无误。

状况四：以契约规范栽种工作义务内容。道光十一年(1851)《姜启姬等立山林佃契》：

立合约人姜启姬、(姜)文焕、(姜)璧章、姜翰、姜启辉等。为因伙佃公山一所，地名七桶山，挖种栽杉。恐于中勤堕不一，有喜腴厌瘠，荒芜山场，是以同心公议，将此山作五幅瓜分，各种一幅。其山木一体伙出杉秧共栽。凡系分佃栽者，务宜各殷勤修理，一气成林。如内一人地界不成者，罚银三两三钱。至秋成，为愿人人踊跃捕巡，不得推委(诿)偷安。如有此情，亦罚银一两，以警怠惰。又有来往看顾阳春，彼此亦有先后不同，不许擅入他人地内，妄拆(折)苞谷瓜菜等情。今欲有凭，立此合约，各执一纸为据。

中国人向来对于阴宅的要求严格，公山有的时候会涉及到阴宅归属问题，生死祭祀已经不单属于个人的经济行为，所以常容易引发争议。卖契签订之际，顺带标明阴地归属权利，也是山林契约蕴含风水契约在内的一项特色。注明字眼如下其山或有阴地，“恁凭买主讨取进葬”^[149]、“如有可取阴地，不拘杉山、油山、荒坡，恁凭开砍取讨进葬”。^[150]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姜老相等立卖山场约》^[151]内含两张契约。为六月初九日姜老相等立卖山场约，事隔三日，姜老又、言乔二人又将同一座山场，名乌养，出卖给同一位买主。这两件契约事由系不同卖主，属同一山场、同一买主。共同写在同一张契约上，这也是汉人社会契约文书中少见状况。(除了批字之外，汉人社会为同一件标的物与业主之外)汉人文书多半会另立一纸契约，以示区别。像是这样契中有契的情形，很难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