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间转换与性别的文化再造

族群生存心态上的共同表现，首先是把有利于己的因素加以强化，用一套共同的社会和文化特点或价值观，把这个族群连结起来，扩大彼此间的生存空间与力量。

以潮汕人民出洋讨生活为例，他们透过家族或海外同乡的力量，得到庇荫和扶植，而他们在海外的生意若是成功，相对的也会回馈给家族和地方。侨乡是属于潮人的母体，这里也是社会和伦理的泉源，因此产生共同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维系在原乡社会生活之中。

侨居地则承担着生产的功能，以应付生活所需。刚开始，这里是潮人客居的地方，日久之后才慢慢落地生根。一旦有机会，潮人就把钱从海外送回家乡，养活妻小之余，也从事公益事业。像修建宗祠、兴建学校、铺桥造路，被视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主流社会共同价值观。回馈家乡的作法，使海外潮人跟家乡产生互动关系，其心理满足层次有三类：

1.期望在事业中获得的收入：财产控管成功。

2.期望从家庭中获得感情认同：支持家族活动；例如：撰修族谱。

3.希望在小区中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家乡，透过求取功名，取得士绅美名；在侨居地，则积极捐助华人或宗族小区，像修桥铺路、捐钱办学之类，博得侨领称誉。

潮人在变动的环境中，既保存固有传统，也在原乡社会里面注入新的文化生命。潮人因应出洋营生这种经济模式，生活上具有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一为原乡，一为侨居地。潮人出洋后在侨居地，适应当地生活之后，酝酿出有别于原乡生活经验的习性。这种属于后天养成的生活习性(或称生存心态)，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潮人的行为能力、组织能力和策略制定能力。使之在潜意识里，以其经历海外生活经验洗礼之后的价值观带入原乡，促成固有两性角色传统概念的转变。

这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潮汕侨批萃编》，第1到第3辑，可找到例证。离乡背井出洋闯荡的潮人，大多是壮年男子，而且多数在家乡有妻室。身在海外汲汲营营的家庭男性成员，鼓励妇女接受教育，追求自立，对妇女角色予以新的定位。不忘写信回家告诉母亲，要让家中姊妹也接受教育，以及婚姻不能重财。教育唤醒女性的自主和独立，再三强调母亲主导者，不能一面倒地决定女儿婚姻，应该顾虑到女儿的幸福才对。

从偏僻闭塞的潮汕乡村走出来的潮人，在海外努力求生存、求发展过程，使他们与社会的接触层面更丰富。不同社会文化影响，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他们对妇女持家的更多要求，深切地体会到培养后代的重要性。许多海外潮人并不富裕，但寄回家乡的汇款里面，会特地拨出一部分，作为供给子女求学的专款。即便是对自己的女儿或姐妹，所需要的也不单只是学会女红，识字能力仅止于名字而已，而是希望她们至少到学校正式读几年书，学会识字、基本算学，甚至具有经济独立自主的能力。从潮人对女性教育态度转变，足见因为生活空间的转换，使得潮人的两性角色因应社会环境需求，分别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

虽然思想、规范及法律塑造了性别的诸多方面，但它们与实际社会生活经历却并不相同；它们代表的是人们看待世界形成概念的方式、人们所希望的事物状态，或者试图创造这种状态的努力。^[85]

对女性而言，生活空间的转换，使得文化产生再造机能，有别于传统观念。虽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和规范着潮人的社会行为，对于居家的妇女，被要求做好相夫教子的传统主妇角色，但从地域环境条件来看，沿海侨乡社会，海内外两头家的妇女，所被赋予的生活权限与弹性，比内陆家族大得多。所谓海内外两头家，意味着一个家庭分居原乡与侨居地，基于骨肉至亲关系而彼此支持的家庭形态。生活空间的转换，有机会使性别角色的期待，得到全新的内容。

一旦女性有新的价值观，对于原来的社会性别角色，起着某种转化作用，重塑传统家乡女性的性别教育。如果从文化的再造功能来讨论潮人两性关系，清楚地呈现出女性，无论是在原乡或海外经济活动中，都会应因环境特殊需求，不会只固守女性持家本分。

潮州妇女有其独立自主运作经济的必要性，在这个大环境妇女一代又一代的传递经济上的应变能力，这可以从两个层面作进一步的探索：一是在制度上，论及关于两性分工、婚姻与家族关系；二是在观念上，探讨在传统性别身份印象下，两性如何形成自己新的对于性别的身份、分工等方面的认同或反叛。

从性别养成的大环境来看，所谓的“女性”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女性”可以拥有各种样貌。性别只是“生理”的普遍特征，相异的文化环境，才是造就“女性”各种不同面貌的主要因素。

潮州妇女在原乡可能是一个固守家园，恪尽传统女性职责的角色。出洋成为移民女性之后，因为有工作的经济条件，得以回头关怀家乡，并支持家乡女性。经济独立的女性，有别于固守家园的原乡妇女。呈现一种逐渐演变的趋势，即从传统的保守的妇女观，转变为较为文明的开放的妇女观。从把妇女定位于家庭、局限于教养子女、孝敬公婆、顺从丈夫、料理家务的角色转变为走出家门、认真求学、追求进步、成才自立的角色定位。

清代后期潮人出洋，出现女性工作者的新形态。此时，不单是男性在外赚钱这种类型，也有的家庭是属于妻子出外赚钱、丈夫在家养育子女的状况。以澄海金砂乡徐桂英为例，她渡海到新加坡工作，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夫君镜鉴，久未修书，怀念殊深，遥想起居纳福玉体康健为慰。兹启者，妾自与君分别来叻之后，家中诸务全赖吾夫鼎力维持及儿女辈尽为之培养，则妾之幸也。^[86]

她对于自己出洋的行为，再三要请丈夫“海涵”^[87]。女性因为转换生活空间，可能培养出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对家庭事务发言的权力相对提高。基于以往讨论历史、书写历史是以男性角度为出发点，因此，现在谈到性别史，更多强调对妇女史史料的搜罗与分析，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本节也在这个立场上，偏重搜集女性史料，借以研究潮汕女性的经济角色。

(一)生活个案研究的必要性

民间经济类文书资料，提供海洋女性生活个案，让曾经被历史忽略的民间妇女重新发声。以侨批为例^[88]，反映出来的一些两性观点值得探讨。批信内容包含着个人化的生活故事，能够窥见到潮汕妇女的特点。每个案所包括在内的，都超过了线索的观察与分析；而当所有的当事人介入时，个案就达到了最高潮。最后由书信的收信人与发信人的往来对话，加上书写文件的人赋予文字的生命力，彼此导引出文书的完美。

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史研究，倾向精细地域社会个案讨论。个案对研究海洋女性权力历史发展，贡献微观分析力量。跳脱传统父权思维桎梏，也不容易掉入女性主义理论定向分析的巢臼。个案原本的事件顺序的不可重复性与介入者自身转变情势的事实，这两者用线索为根据的推论模式把证据给复杂化了。个案研究中，具有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诉求点存在。

以历史材料所作的性别研究，目的不在于建立典范共识，而是为其特异情境进行讨论。了解海洋女性在社会经济空间的弹性和活力。采用比较与分类来处理普遍化的结论，导出有规律性的通则。经过对海内、外潮人社会妇女材料，作区域分析，铺陈出海洋女性生活面貌，不采纳被简略的、化约的定论。而以个案史料来突显女性研究的“包容”与“逆反”立场。从原来社会历史文化所强调的统一性，移转到相互间的差异性辩证。

(二)性别研究材料的运用

研究海洋女性历史个案，透过比较潮州女性在原乡与海外的生活环境，虽然只能呈现社会的一小片段，但至少是运用实证材料。本节粗略将潮汕地区关于性别研究的材料，区分为7大类。分别就现有的材料举例说明，史料在性别研究的引用方向，借以重新对海洋女性特质作审慎检视。

1.侨批：

潮州男性出洋在外，一去多年，只能全权委托女性主持家务。批信内容说明原乡跟侨居地的往来密切，虽经历多年，离乡的人跟原乡仍然讯息相通，毫无脱节之虞。张自议在泰国寄信给妻子，说得很清楚，家里所留下的都是女人，书信中的女性，有妻子、母亲、堂妹。

李氏美娇妆次：一别廿余载，念念不忘。近想家中自母亲大人以下，均各平安为欣为祝。愚夫在外身体粗健，店中人等亦各平安，可免挂念。家中近况如何?仁辉孩子现年几岁?先父亲何月何日忌神?房屋修理如何?以上所问祈汝切切据实回信通知。今寄上港币一百元正，到时查收。计抹出十元自幕收用，十元景卉收用，存八十元汝与母亲收用。又素堂妹之通信处写给我知。此次回信，请凡土浪叔回批可也。端此。顺祝妆安。母亲大人尊前代为叩请

福安

一九七一年一月七日　　　愚夫张自议上^[89]

通过对部分侨批原件内容分析，侨批也表达对父母长辈孝敬感情。只要稍为认真地阅读侨批，便能深深地感觉到，众多的海外侨胞虽长年生活在他乡，但对在家乡的父母长辈依然十分孝敬。

2.判牍文书：

分析女性涉及的案件种类，与其在案例叙述中，可看出女性社会价值观变化。以时间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公案簿》^[90]为基本材料，讨论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华人自己处理民事纠纷的历史记载，涉及华人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法律、宗教等方面。每案都设有完整的决议过程，人员齐备，有原告、被告、证人、审问人及判决。内容含括有婚姻、工作、交易、公证等数据及文教、社团档案等，将近千册档案以中文、荷文与马来文记录，文字叙述具体，用以作为分析海外华人社会活动的一手史料。

以《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丛书——“公案簿”(第二辑)》，^[91]为例，记录1824年6月24日审理三个年轻华人女性受到姊妹和婢女的阻拦，企图争取自己的婚姻幸福，跟随荷兰男子离家出走的案件。海外华人女性出洋在外，自我价值观已经有所改变，产生积极争取自我婚姻权利的勇气。

3.地方志：

地方志可说明该地区的风俗民情。《潮州府志》说潮汕地区的风俗民情是：“潮郡依山附海，民有杂霸之风，性情劲悍，习尚纷嚣。”^[92]地方志也往往有该地区女性生活形态的通论，《潮州府志》便提到潮州女性社会活动处于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形态：

妇女入庙烧香，朔望充斥。然皆中年以上者。及岁时、应节、踏青、步月、观剧、赏灯，少艾结?。……不复知人间有男女之别矣。^[93]

4.古契书：

潮汕地区的男性在农余之际，出海求利。饶平、澄海一带出洋的比率很高。男主人长年不在家，女性尊长当家做主，参与外界经济活动的比例大增。其他相关经济类文书的立契原因，或有来自于家中男人出洋谋生，向银主借钱作本，往暹^[94]做生意，不料男主人竟出洋身亡，导致财、命无归，家中妻子不单面对丧夫之痛，还得卖祖产偿还欠款。道光九年(1829)陈氏卖田契，表明卖契原因：

为先夫生理生到前沟乡吴贸婶银项往暹，不料财命无归，到今欠伊银项，追讨甚逼，愿将此田(承翁遗)出卖。^[95]

解读契约必须配合当地的风土民情来看，否则容易被文字所蒙骗。诚如《许舒博士所辑：广东宗族契据汇录(上)》《序言》所言：

这些搜集来的契据必须与其他契据细心比较查察。同样，不容忽视的，就是它与其持有人的关系。^[96]

道光九年(1829)陈氏卖田契中放款人吴贸婶，系一女流，放款生息。也可以看出当地女性涉入金融经济的情形。

5.族谱：

族谱记录家族的发展史，说明女性在家族的生活状况与其生活空间。族谱从制作到完成，其编纂的经过，可视为一种族群自我观察的过程。家谱编修委员会成员组合就是一种选择，挑选过后的组织借由谱牒的撰写，来加强族群系统的建立与规范族群管理手段。族谱内载有家规族约，族人以宗族为血缘象征，连接着族人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族规大约可分为两类：一是强制性的法规，一是诱导性的说教。内容几乎涉及家族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财产继承、婚姻、职业、买卖租赁、祭祖祀宗、忠君孝亲、家庭教育、日常生活，甚至水源保护、森林保护等内容，应有尽有。随着新时代的降临，产生不同的伦理规范，从潮汕族谱，可以看到潮汕移民面对新时代，重新制定符合时代的家规族约。于此可以看出潮汕人宗族组织的活力。

6.碑刻：

由潮汕地方碑刻，可以了解潮人的生活习性。潮汕女性积极热衷从事慈善事业与捐献庙产，以求来世的福报。潮汕女性将产业捐赠给寺庙，不管多寡，总是求个食其食，居其居。《南山寺记》说：

寺为成于唐初，始未有业产。开元二十二年(734)，有揭阳冯氏女，以父母卒，无他昆季，终丧，持田券归于寺，得租千二百石有畸。……延佑戊午，里陈媪亦以田若干亩来施，祝曰：“吾施不多，愿寿终与冯同。”日后，果符其言。于是兴祠祭于无穷也。……又曰人以田宅遗子孙，能十世不易者几希，冯以田归于我，俾其先世祀享与寺相终始……故寄我法中，食其食，居其居，以永久者亦所依之报云尔。^[97]

潮汕女性捐赠钱财，有的是修桥铺路，也有砌井祈福。政和六年(1116)《金石塔下乡石井圈铭文》说：

信女许七娘舍钱结砌石井一口，奉为考、妣、妹同资生界，次乞七娘洎兄许满、许身同祈平安者。^[98]

从潮汕女性的感情与田产，甚至是死后的依归，都寄托在宗教，便可对她们的不安定感有所了解。

7.诗文、歌谣集：

地方人士著作中有关妇女生活的纪录，如潮州文人以回文诗这类文字叙述侨民的生活。黄光武从友人处得到在澄海民间访得的《蔡武昌与妻陈氏通信》回文手布(帕)诗(下称手布诗)^[99]，作者轶名。原诗在手布格纹上书写大小字的诗句，体裁是回文诗的形式^[100]。根据黄光武在澄海古港樟林访问，得知于1930年代回文诗在侨乡颇为流行，还在文具店印刷销售，成为通俗唱本，像潮州歌册一样唱读。推测是民间文人，把侨乡家庭生活纠纷，透过回文诗形式表现出来。可看作民间通俗文学，也可当作潮汕华侨史的数据。其他有如民间歌谣，也可以反映过番家庭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