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经济面向探讨妇女的主体性

主张重写历史的性别史立论者杜芳琴说：

妇女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崛起，肇始于时代关怀、学风转向和学科整合交叉所致。^[80]

妇女史的历史研究，从初期强调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让妇女在历史中有其能见度，进展到后期的重建妇女历史，乃至声称书写所谓“她的历史”。妇女史研究的理论经历了其内在的演变，尽管各学派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要使妇女成为叙述历史的主体，仍是基本共识。

在庶民社会妇女的研究范畴里，历史的性别研究所采用的，并不是对立的态度，或想代为发言，也就不是处于脱离或兼并的关系。而是借由对性别角色认识的更深加入，在研究内容细致化之后，令以往曾被遮蔽的部分，得以显现出来。^[81]

大体上，21世纪历史的性别研究，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妇女的经济活动史，也就是从经济面向诠释妇女角色。女性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她本身就是社会经济运作的一员。地域社会经济活动因应生活空间差异，使各地域社会特质有所不同。潮汕地区两性经济分工，突显出海洋女性的生活特色，具有开创的与冒险的精神。潮汕妇女吸收海外经济文化等新讯息，在原乡的居住空间从事经济活动之际，也有部分心理意念潜移默化，是把女性参与者的自身，也纳入整体经济活动，变成侨乡经济的一部分。因此，当妇女的人身象征，受到海洋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改变人们生活习性，当地社会性别角色并随之改变。

人类在最初的社会活动中，原本没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所谓“男”、“女”的本质。妇女角色的区分，其实是社会后天环境所孕育出来的。没有人与生俱来就知道身为女人或身为男人该有的作为。男女有别的生活习性，是社会教育所塑造出来的。受到家庭教育之后，女性才明了女人扮演的角色跟男人有什么不同。

家庭是潮汕女性一个学习养成教育的场所。女儿的角色扮演，来自于幼年以来她所被教养成为一个跟她所习知的女性模样。母亲是女儿及媳妇学习的对象，既扮演着女性被认为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同时也肩负着传递教育下一代女性的任务。女儿长大成人之后，虽然嫁作人妻，但转化身份后的女性，她的生活跟上一代的妇女也没有太多变化。两性行为模式在固定的社会空间，被潜移默化地停在一种让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身边的人也都互相给予安定的精神力量。社会学把这种透过跟环境与人群教育互动下，产生的行为模式，称之为生存心态(habitus)^[82]。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用此一术语和“场域”(champ)来标示族群社会生活的形成要素。^[83]

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安土重迁的稳定性社会结构，往往忽略因生活环境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流动性。像潮汕社会就充满流动性。潮汕地区的族谱，有关族源和开基祖的故事，将潮汕人的祖先传说串连起来，形塑出一个移民社会的虚空间出来。经过迁移，到了迁居地，原有的生活习性会自我调整，以适应当地的生活形态，用一种被大家共同理解的方式，不断地延续下去，成为潮汕移民社会的外在结构规范，妇女的行动空间也因而受到限制。

本节将以潮汕历史性别研究的文献利用与发掘作为主题，利用清代以来，潮汕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相关纪录，诸如：族谱、契约文书、判牍文书、侨批、地方志所载之《列女节妇》或《风俗》篇、金石碑刻等等，以妇女为区域社会经验论述为核心，考察潮汕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潮汕女性生活在海洋社会，其生活形态烙记着一种海洋社会生存价值观念(像重利轻别离、传宗接代、伦理道德规范等父系社会所灌注的价值观念群)，以及女性小团体内的生存理念(诸如：分工、分食、分享、交流)。价值观念相互交流，个人在群体价值观念面前，因为自发性的意识作用，也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其影响。这种自发的意识作用，也就是女性生存心态不断传承的原因。

本节进行的性别研究，将其区域锁定在潮汕这个特殊的环境空间，研究女性行动主体，在社会结构划定的空间，进行维持自我生存，或与改变生存环境客观势力关系结构界线和形式的抗争。并着重分析妇女的行动主体性，考察妇女身为一个主动的行动者，其主体如何维持自我生存，以及女性企图改变客观生存环境形式而抗争的主体性。^[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