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男性书写对女性生活空间的表象叙述

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女性活动空间以家庭为主。普遍认定女性既然“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则不免将女性的生活，归属在男人的义务之下。女性理所当然由男性来供养，《嘉义管内采访册》：

妇德纯良，妇功勤谨。此淑女贤媛，古人所以有鸡鸣之警也。户庭不出，日勤针线，纤纤女手，可以缝裳。要之，鑨之，好人服之。富家之女，精益求精……至若贫家之女，所学习者，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而已。或亲操井臼，或主馈饔飧，随遇而应，不学而能；惟蚕桑纺织事有莫解焉。^[61]

此外，民间中、下层妇女实际参与各类的劳动活动，无论是居家或外出工作，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以此为要的文字记录并不多，但是只要仔细的从历代典籍或地方志、明清笔记小说数据、契约文书记载内容中，不难看出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踪迹。贫家之女为了贴补家用，成为女性劳动者，活动的空间便跨出家门外，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员。“空间”可以透过对象物和地方的相对位置而经验到，换言之，也可以说是由地方分隔或联系之距离和扩张程度而有体验。女性工作范围以家务为先，《安平县杂记》：“妇人，除作针黹、女红而外，亦有为人雇作乳母及司炊爨、洗衣服之事。”^[62]其他，也有零散的接一些女红工作外，到专业店铺工作的女性工作者，《安平县杂记》：“裁缝匠：代人家做衣服；亦有雇女工者。”^[63]鞋子制作，大部分工作由女性包办：“鞋店司阜：一切缎鞋、油靴、雨屐及各式绸布鞋，均能制之。凡制就一鞋，必经数人之手而成；大半资于女工。”^[64]草席业，也有女性工作者在内：“织席司阜：用草织成；女工亦能之。”^[65]

图3　男性书写下的女性分析图

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女性所涉足的公共空间，自然范围扩大。女性工作者又比在家活动的主妇，能够游走的范畴更大。可以理解到“空间”是运动能力的结果，生活空间可以说是一个“价值的凝聚”，乃人类居停的“所在”。是一种特殊的物体，不像是一般有价值物品可以携带或搬动。

人由一地方移动到另一地方而获得方向感。生活空间是我们直接经过感官，体验到那因身体移动而出现的空间意识。个人生活经验不同，透过感官体验后，都在意识中明确知道空间范畴。所以，空间是假定自己就是活动能量的中心，透过双眼，使人拥有一个充满动感的三维度空间。南台湾各地聚落，居民来源不同，因此习俗有异，女性生活空间经验来源差异性大。《安平县杂记》：

台南之地，民非土著，原系移居。闽之漳泉、粤之潮惠，五方杂处，皆无一姓。俗尚奢华，南北不同。男辫发，女裹足，犹其俗例；尚黑齿而嗜槟榔，除老病而吃阿片，此则习俗之惯也。……近山之庄曰客庄，粤籍人也。风俗与漳、泉之移民小异。女不裹脚，男喜沐浴，语音独别，均是潮、惠乡译。至于内山生番，好酒喜杀，无冠履衣服之仪，无婚嫁丧葬之礼，实与人殊者，其俗固不可言也。^[66]

闽人女性多缠脚，活动空间有限。客家女性不缠脚，劳动力大，活动空间相对也大。原住民社会与汉人生活形态差异更大，恒春地区女性耕田：“恒春县地迫山居，民多愚蠢，女耕田，男打猎，和番开山，固其习惯”。^[67]

混居山区的结果，融入原住民生活习俗。明清社会形态，借助于家庭、身份和角色的划分，明确地依照某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在那阶层中特有的行为，成为规划每个人自身的职能。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家庭组织中，成员受到限制并得到控制，权力有效发挥，以做到社会控制。因此，所有传递讯息的媒介，在它们可能分化的范围内，都是社会制度。货币、传统道德规范、亲情伦理，在此含义上普遍存在。发挥社会影响力，同时影响着两种人：幸运和不幸运的人。例如：宰制他人与被他人宰制；拥有货币与不拥有的人；男人和女人。站上层的人物，在社会上通常很好生存着，因为媒介传递着将其他社会领域中的职能，转化成为它们的社会权力。女性生活空间处于男性书写表像中，有一股浓郁的权力味道存在。毕恒达说：

住宅空间似乎有一条很清楚的界线，门内为私密空间，门外为公共空间。但是“个人即政治”，家中空间的规划设计与经营、以及家中的性别关系，其实受到法令制度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68]

明清南台湾女性所感觉的空间范畴有公、私两领域，公领域属于公众、公开性质；私领域属于私人、私密性质。女性一出生，生存空间马上受到挑战，《安平县杂记》：

台南乡妇常有溺女事。一生女孩，翁姑不喜，气迫于心，而溺女于水。故郡内绅商有好生之心，闻有此事，不忍坐视，公捐“一文缘”金，置买田产房屋出息，共设育婴堂于郡城。^[69]

(一)公共空间

寺庙、庙埕^[70]是民间女性最常出现，也不容易引起外人评论的公共空间。日人眼中的台湾，好演戏：

台人好演戏，与日人相同。祭典农岁，必为演戏以乐之。……其所谓舞台者，皆临时设之，无常置者，其形如我神乐殿。^[71]

女性除了家庭之外，在男性书写文本里面，无意间，也透露出几个生活常到之处。其中寺庙、戏曲表演场，都可以算是明清南台湾女性得以活动的地方。《凤山县志》：

夫服饰僭侈、婚姻论财、好饮酒、喜赌博、子不择师、妇入僧寺、好观剧、亲异姓，全台之敝俗也。凤山自县治北抵安平镇等处，俗略与郡治同。^[72]

男性书写地方志，对南台湾女性入寺庙、看戏剧，认为这是全台的不良风俗，显示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其表像意义为负面居多。米歇尔·伏维尔说：

表像体系不仅制约着判断体系，它还决定了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观察自身的方式方法，感情生活的描述是按照它来组织的，是它最后决定实践活动。^[73]

《嘉义管内采访册》《杂俗》条：

俗又尚巫。凡人有疾病，或请道以禳灾，或延僧以解厄……大则进钱补运，祈安植福，当天请神念经，香案茶品洁净，虔诚祈祷，无事不灵。是邪说惑人，拐骗财物，甚多妇女信之，至若文明之士，则不然也。^[74]

地方志书写者认为台湾习俗崇尚迷信，如果有文化水平的人，是不容易被那些邪说迷惑，产生拐骗事件。标榜其中最容易受骗上当的，就是妇女。这样的表象体系，除了批评女性不宜涉足公共空间之外，还传达女性容易受骗上当的讯息。最好的防范之道，就是少涉足寺庙这类宗教活动，兜了一圈，回到反对女性公开活动的主题，对女性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虽是负面评价，可是借由地方志的抨击语气，据此推论，当时南台湾的妇女公共活动空间相较于内地而言，还是比较大的。

表4　南台湾女性活动的公共空间表

③《安平县杂记》，(节令)条，《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第2页。

④《安平县杂记》，(节令)条，《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第2页。

①《安平县杂记》，(节令)条，《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第3页。

②《安平县杂记》，(节令)条，《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第3页。

③《安平县杂记》，(节令)条，《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第3页。

④《安平县杂记》，(节令)条，《台湾文献丛刊》第52种，第14页。

⑤陈文达：《凤山县志》，(风土)条，《台湾文献丛刊》第124种，第86页。

⑥《凤山县志》，(风土)条，《台湾文献丛刊》第124种，第86页。

(二)私人空间

明清对妇女要求作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随便离开家庭的女性，才算是一个守妇道的女性。女性在家庭里活动最多的私人空间，应该就是自己的闺房，出了闺房，讲究一点的人家，会专置一个绣房。《金花女》《金花挑绣》篇：

［旦］【引】窗外月照花影斜，听见枝上鸟叫声。闺房静坐理针线，轻移玉步上绣厅。^[75]

这个绣房是让女性在出阁之前，打发无聊时间用的。绣花耗时费工，为了出嫁，女性一件绣过一件，直待婆家有着落为止。结婚建立家庭，成为社会基础，两性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嘉义管内采访册·打猫南堡》《女红》条：“妇女多在女室内理中馈，勤刺绣，不出户庭。”《金花女》《姑嫂赏花》篇：“［旦］绣房清坐无别事，且掠针线度光阴。”^[76]借绣景抒怀，成了女性生活常作的事情。^[77]

在“家”这个熟悉的生活空间，对于女性身体主导权掌控度高的地方，让男人安心自在，让男性制订的社会秩序较少受破坏。“门”象征着妇女规范，代表着女性活动范畴，象征禁锢女性活动空间的界线。门内、门外，成为社会权力中规范女性活动空间的符号代码。^[78]踏出了闺门，出了家门，进入另一个女性生活空间，嫁出去的女儿，称为“出阁”^[79]。

借由“门”的表象，将女性放置的空间成为社会秩序普遍化情境，女性活动空间代表人类精神意象中的环境意识。这里的普遍化，意思是社会意义的一般化。人们在不同的处境或者面临不同生存模式时，可能坚持同一意义，得到相同或者相似的行为或结论。“门”的符号讯息，以很简化的形式，在表达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人际互动关系。在剧本或地方志等男性书写情境下，以语词符号、记号或者以符号化的标志，被概括描述。和以往论述所铺陈出一个众所皆知的女性生活史，跟女性生活在一个单一、封闭的演进式的历史叙述不同，男性书写权力对女性生活空间的影响，使女性内因和外因主导行为发生变化。

婚姻转换女性角色，妇女结婚正式脱离自己的血亲，进入到另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父系家庭。在她踏入这个姻亲家庭之前，挥别自己血亲家庭的符号象征，也是那道门。空间位置成为身份转换的主要标的。

父系家庭使用空间的权力，来自于两性分工的刻板角色区划，媳妇从外面嫁进来，必须借着贡献家务劳动力来确定自己在家庭的空间，首先进驻的家庭空间就是厨房。新婚三日媳妇出厅堂，拜会亲友，此时，媳妇还是处于客人的角色。等待拜会仪式结束。媳妇当天就进入专属空间：厨房，在婆家有了主位，她以厨房这个空间，付出劳力换取家里更多生活空间。等到媳妇生出儿子，转换成为母亲的身份，她就可以进而获得更多家庭空间的经营权。《嘉义管内采访册》：

三日，备酒席于堂上，请新妇出厅，姑引新妇升堂，会亲眷，依次拜茶，请诸姑姨妗或未嫁女子来陪新妇共宴。此席初上席时，新妇居宾位，酒巡后乃至主位酬宾。是日入厨房理中馈。^[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