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知识分子对妇女角色的期望

中国传统道德意识中对妇女角色之期望与妇女社会地位，先作一简要的回顾。顾炎武在《日知录》言：“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服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8]自从秦朝仓促的结束王朝生命，后起的统治者深信，光是强调法律和权利义务，不足以持续王朝命脉。唯有致力社会的和谐与保持民心稳定，才是持续王朝命脉的护身符。所以，历代有心长治久安的帝王，莫不大力提倡“兴教化、重人伦、厚风俗、明礼仪”这等教谕。而知识分子对于女性的要求，自然以阃中教化为第一要务。

中国的妇女在知识分子的细心规划之下，生活重心被局限在家庭之中，高彦颐论及三从下的妇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

即令妇女从属于父、夫或子的社会等级地位，作用为分化妇女，使士大夫人家之妇女与下层妇女长期处于分散离析甚或对立状态，无从以“性别”为根基成立一抗衡力量。^[9]

女性四德中强调，妇人在“德、言、容、功”的教育上，不可或缺，但班昭的《女诫》言：“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10]”将个人纳入全体社会活动当中，由家庭推及社会，晋级到国家，这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稳定发展的一大要因，若由此来看，“女性”就算是简单的事务性家庭活动，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促进，亦发挥必要的功用。

社会对于妇女角色的期许，既然仅局限于以“家庭”为主要目标，以致“女子无才便是德”变成了妇女“修身”的一个基本准则。中国社会中的妇女教育文字叙述，多半附属于家训、族规之中。一般倾向于教导妇女如何遵守“三从四德”。其中亦或有识之士，体认出女性在家庭中所负担的工作，对于家庭影响范围非同小可，不可等闲视之，故而大加详述者，南宋·袁采曾说：

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11]

后有曾国藩所著家训，曾言：“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12]载明曾氏重视家庭中的妇女教育工作，虽偏向于实际家务操作，对家中主妇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曾国藩不曾忽视。也正因为家训中对妇女的规范，表现在家庭生活的经营与要求之上，显示出社会经济活动的务实面。这种务实的态度，呼应了中国人脚踏实地的生活哲学。庶民生活文化与传统道德思想间的融合、折衷、冲突，由家训中一览无疑。

明、清女性主要经济活动范围，多半归属于“家庭事务”操持运作之类。一个家庭之所以兴或衰，女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女性所受教育的目标就是把一个家庭打理好，永续地经营家庭生活。谚云：“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传统家训、家规着重叙述家庭女性成员的教育目标与内容。班昭以女性的身份，感同身受地写下妇女如何应付家庭生活中的难题，被后人视为中国传统妇女教育的重要成文教材。《女诫》前言，便开宗明义地说：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圣恩。……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病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13]

曹大家所写的《女诫》7章，可以视为一个母亲对女儿日后家庭生活实务的《工作指导手册》，殷殷切切，真情流露。故清代蓝鼎元论及各家女学，语重心长的说到为女性选择一部适当的教材，相当困难，他分析各家女性教育教材如下：

秦汉以来，惟班氏《女诫》，最为亲切，而章句无多，学者少之。刘向《列女传》，择焉而不精。郑氏《女孝经》，语焉而不详。……《女训》、《女史》、《闺范》、《女范》之类，补苴杂出，难以枚述。大约简不能该，繁不能尽，鄙陋浅率，难登经史之堂。^[14]

女性因为身处闺房之中，往往不知人间世事，养成个性、行事上的缺陷，导致家庭不和，引祸上门。清人陈弘谋说：“谨按妇女深处闺房，不知世事艰难，习成骄悍情性……取辱于嫌疑之际，往往不免。”^[15]所以，明清社会面对妇女教育，多抱持“认同”的态度。(清)贺瑞麟撰文《妇女一说晓》说：“妇女贤，皆由教，父兄丈夫要知道。有多少，少家教，落得旁人来耻笑。”^[16]但是，妇女所接受的教育，要到什么程度呢?各家说法略有出入，一般认为庶民妇女以识字数百为限，多了反而有害无益。(明)温以介所撰《温氏母训》说：“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17]抱持相似看法的，有清代蒋伊著《蒋氏家训》也说：“女子但令识字，教之孝行、礼节，不必多读书。”^[18]

清人蓝鼎元在他自己所编著的女性教育专书，说明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有其学习年限差异。因为男子穷经皓首，可以花一辈子出入经史百家。但是女孩子求学时间，前后约十年时间，女子求学时间太短，不能与男子同等对待。《女学》自序中明述，女子教材目标设定与男子不同的原因：

女子入学不过十年，则将任人家事，百务交责，非得专经未易殚究，学不博则罔有获。泛滥失归，取裁为难。女学一书，恶可少哉!^[19]

可见妇女教育要求目标，以实际家庭生活内容为主，在家训、族规当中也就和经济活动产生密切关系。

女性一生所受的教育，全是针对她的活动范畴来设定，过程之中如果没出什么意外的话，“家庭”应该就是她生命的全部舞台。细究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奉献的劳动力，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要件之一。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这一部分，容易被涵括在“家庭”区域之中，冠以牺牲、奉献这等温情思想，而后相当理所当然地，女性无论是未嫁、已婚身份，其对娘家、婆家所贡献的劳动力长期遭受忽视，女性社会劳动力量被放到台面下，略而不见。

以“家庭”为轴心，对于明、清妇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加以分析。妇女受教育之初，即确定妇女的工作内容和标准：“妇女持家主中馈、勤家务”。所谓“勤家务”除了家庭生活起居的琐碎杂务外，这类归于上文所述：“台面下的社会劳动力”，“台面上”看得见的妇女经济生产效益，主要在纺纱织布方面，基于传统中国社会分工形态：“男耕女织”，(清)欧阳兆熊：“吾乡农家妇女勤于纺绩，市人则以针黹为务。”^[20]妇女纺织工作为家庭带来经济效益。《潮州志》：“妇女多勤纺绩，凡女子十一、二龄，其母即为豫治嫁衣，故织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也。”^[21]就算是贵为官宦之家的主妇，也不改纺绩的习惯。《水窗春呓》，上卷，18《夫人俭朴》^[22]：

曾文正夫人，为衡阳宗人慕云茂才之妹，冢妇刘氏，即?抚霞仙中丞女也。衡湘风气俭朴，居官不改常度，在安庆署中，每夜姑妇两人纺棉纱，以四两为率，二鼓后即歇。是夜不觉至三更，稢刚世子已就寝矣。夫人曰：“今为尔说一笑话以醒睡魔可乎?有率其子妇纺至深夜者，子怒詈谓纺车声聒耳不得眠，欲击碎之，父在房中应声曰：‘吾儿可将尔母纺车一并击之为妙。’”翌日早餐，文正为笑述之，坐中无不喷饭。

正因为主妇有固守家庭的天职，一旦发生主妇失去丈夫，如果想改嫁的话，连带的也影响到家族的共同经济利益。总的来说，明清社会对于家族内的妇女改嫁多半持着反面看法，见诸于族谱中的家规说：“妇人再醮者，不书。而于子下书曰：‘嫁母某氏所生。’”^[23]将再嫁妇女由族谱中除名，视之为惩罚的手段。若不嫁出去，采取招赘夫的方式，也一样不被家族认同，族谱中屡屡得见这类禁令：“妇人不幸夫死，不得借招夫养子之名坏乱伦纪。”^[24]

南宋以来，招后夫，合力养前夫之子的这种接脚夫式的变通婚姻，不失两全其美的婚姻方式，在明清社会中，显然不被社会所认同，这点从族谱中的家规可以看出来，明清社会中的家族共同经济利益，不容许外力入侵，对家族的安定性产生丝毫危害。

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定位体现在妇女教育内容之中，知识分子除了透过“文字”记载与“家庭生活”上身体力行的实践以外，公共舆论的形成，也促使女性教育逐渐因应舆论压力而典范化。由知识分子的家庭间，逐渐形成一套有共识的价值观与道德模范，如同明清士人对贞节烈女的看法一般，费丝言从明代贞节烈女看贞节观念社会化，她对舆论的成形详加描述于下：

士人社群甚至可以基于这些共同的使命与关怀，在“教化”的号召之下，发挥其整个社群的凝聚与动员能力，“主动”地集结、参与，实践它们的教化理想。^[25]

同样地，妇女教育呈现出知识分子间所逐渐形成的共同舆论压力，迫使妇女教育走向定式化的是这一套道德观在所谓的“教化”之下，已经变成女性所不得不依从的唯一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