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判牍文书

(一)判牍档案与妇女研究

随着清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越来越多学者将研究视野放从宏观的制度史、政治史领域转移到微观的领域，以判牍档案文书来作民间社会史的研究。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内所藏清朝司法审判档案，对外公开，让清代法治研究，产生研究法上的改变。

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藏的乾隆时期刑科提本，档案中的审判口供与官方对于案情的认定，可以提供更多了解清朝乾隆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料。不过，研究者在面对这样庞大的档案数据，却产生要用什么角度和方法来使用的困境。^[48]

中国辽宁省档案馆，选材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兴京县公署档案》，整理出《兴京旗人档案史料》^[49]，全书共410组文件，起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止于民国4年(1915)。其中涉及女性相关材料内容有：土地纠纷、刑事民事诉讼案件、旌表孀妇、孀妇关领半俸等。

目前有关判牍文书档案用于民间生活历史研究，相关成果以清朝司法审判档案，研究婚姻奸情案件者。赖惠敏就旗人社会的法律跟汉人的法律问题，讨论满汉之间的行政、族群跟性别的差异。

郭松义以婚姻关系为主题，将此档案作统计分析，量化说明之。认为清人的婚姻关系为了有让官府在调解的时候有所依据，强调以契约为凭证。官方在处理婚姻的纠纷案件，基于现实的利害考虑大于法律理性思考。

王跃升以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资料，研究十八世纪的中国家庭婚姻状态。虽然他用了两千多件个案来分析，不免也要说明除了少数个案适合作全方为的家庭婚姻分析之外，大部分案件只能侧面的说明某部分家庭婚姻状况。

法官这个身份，具有道德上也是社会上的权威，他为案例可信度背书。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官对案件做出法理推论的同时，过程当中法官本人的道德判断，渗透到案情分析里头，法理、法意相互融合，法官扮演着社会道德救赎者的角色。由此书写成的公文，对于案情“真相”的探究，成为法律文类中的“案例”。

本书研究判牍文书书写，着重在法官对于案件诠释之后所做的法律推理文本分析。文本中包含书写者本身介入案情后，判读案情做出结论，导致女性涉案者在案中角色与所处情势转变的状况。被告是根据法官的判断而定罪，法官解读证据，并记述处理经过。中国法律中妇女的待遇受到父权社会价值体系介入，并没有接受等同男性的公平对待。尤其是妇女涉案部分，多在婚姻类案件，其中涉及两性关系。对于性别角色孰轻孰重，由法官扮演一种诠释与社会价值的操作。关系到女性因情欲因素犯案的案件，则透过书写者对女性情欲案件的书写模式，了解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情欲的看法，与社会容纳女性发展情欲的限度。相对地，也能够了解中国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概念。

(二)海外华人公案簿与妇女研究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洋谋生的居民生活相关记录数据零散，屡见于族谱、契约文书、出洋地诉讼档案当中。作者从《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50]统计族谱当中，以族谱内有叙述生卒年的个人纪录，统计出洋人民因所遭到的风险较大，平均寿命约38岁。在这套族谱里所记录的出洋时间，以1860年为顶峰。福建地区出洋的地点，以东南亚为主。因为华人出洋数目日增，在1742年吧国^[51]华人公堂正式成立，以处理华人社会事务。1750年设公堂秘书葛礁，1766年增一位朱葛礁，1772年开始把有关华人事务的纪录抄存。经过多次迁移，社会动荡，但大多数档案仍幸存下来。

现今首次问世的吧国公堂(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时间：1772—1978年，是华人处理自己事务的原始记录。内容涉及婚姻、工作、交易、公证等数据，遍及文教、社团档案。凡近千册，以中文、荷文与马来文记录，可以称为海外华人社会活动珍贵的一手史料。

公案簿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华人自己处理民事纠纷的历史记载。关系到华人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法律、宗教等方面。每案都设有完整的决议过程，人员齐备，有原告、被告、证人、审问人及判决过程。这份数据可以做为区域研究最佳实证数据，供作研究汉移民与原乡社会文化对比类组。

其中关系到女性相关档案的部分，多半是诉请离婚或者家庭内部财务纠纷等案件。有关判词与处理案件的方式，也是研究妇女生活史的重要材料。其中因为涉及到判词内相关语言混杂，有当地土话，也有闽南话等用词在内，需要整理解读，耗费时间。目前这份资料由厦门大学出版，已经出版到第七册，尚陆续整理发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