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的衰落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他们的理论满怀信心，对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蓬勃兴起和从事这门学科的队伍迅速扩大津津乐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由一位有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作出了生动的描述：“以1945年至1960年这一段时期为高峰的非殖民化运动重新激发了对发展经济学的兴趣。许许多多的新独立国家和拉丁美洲比较古老的国家发现它们自己处于以追求国民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形势之下。富国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输出鼓励的利益以及大国势力的角逐，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兴趣……国内和国际代理人期待经济学家们作出政策分析。由于不发达国家缺少经济学家，感受到这种冲击的是欧洲和北美。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不仅使之高兴也使之为难，因为他们差不多已好几代没有认真考虑过经济发展问题，这样，数以百计的迄今为止还只是国内问题专家的经济学者改头换面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而出现，成千的比他们前辈对政策问题较为敏感的年轻人为了把自己训练成为发展问题专家而拥入大学和研究院的课堂。”^[1]

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改变了态度，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作出悲观的估计，并为它的前景感到担心。态度转变的原因有二：

第一，发展的现实与理论和政策建议的预期远不一致。初生的发展经济学描绘的发展前景是美妙的，但发展的客观情况却是令人沮丧的，在本书第十四章第二节已就此作了考察。

第二，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改变了研究方法，从全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研究，转变为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国别研究。他们认为，客观的情况已经表明，很难找到为全部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制度的、非经济的因素，并把它们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式之内，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采取什么特定的行动和办法来使它们增长中的人口丰衣足食并提高教育文化水平，而不愿再墨守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条条框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日益丰富起来了，使人们对某一国家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成为可能。总之，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似乎将要渐渐消亡而归属为比较经济研究的范畴之中了。

面对上述情况，有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免怀念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理论蓬勃向上，汇为一体的盛况，而对发展经济学以后的演变则有江河日下之叹。例如，曾提出有名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的赫尔希曼，就以《发展经济学的兴衰》为题撰文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这一领域里的各种基本思想和模式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引起争论，使这一学科充满了活力。在那沸腾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远远超过它的研究对象——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穷地区的经济发展。最近，这种独特的差距消失了。不幸，这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加快，而是因为我们这一学科的发展停滞了。”^[2]

拉尼斯和费景汉在一次“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提出了《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的学术报告。他们说：发展经济学在兴盛一阵子之后，已开始衰落，已濒于灭亡的困境。又说：发展经济学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已经不像50～60年代那样繁荣昌盛，而是由高潮转入低潮，处于所谓收益递减阶段。

对发展经济学的过去彻底加以否定，对发展经济学的未来，认为必因贫困而走向灭亡的代表人物是拉尔，他说：“在这意识形态影响很深的时代，要在自由放任主义和直接控制教条之间走中间道路，也许是空想。然而，就我而言，根据前述的对发展经济学的反复抨击，我不能和赫尔希曼一起去悲叹它的衰落。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共同兴旺。”^[3]

可以看出，上述三家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前景的估计并不完全相同。赫尔希曼、拉尼斯和费景汉曾经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各自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对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存在价值是肯定的，但也承认，在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学已失去20世纪50～60年代迅猛发展的势头，而拉尔则是站在新古典主义的立场否认发展经济学的存在价值，并判决它的死亡。

尽管评论在分量上有所差异，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兴趣确实已今不如昔，新的、一般的经济发展理论确实已很少提出，人们从事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研究和个案研究，和20世纪50～60年代的情况相比，发展经济学已在西方国家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