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

在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概括和总结，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少走弯路，健康地发展，也有利于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一、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把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有效地结合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发展理论，特别强强政府干预的作用。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就认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僵硬，市场分散零碎，人们在经济中不能作出有理性的选择，这有，相对价格的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和收入合理分配的调节作用很小。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不能指望市场机制能对其进行自动调节，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甚至计划管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并且引出了许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把迅速实现工业化、大幅度提高公众生活水平、大量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作为其基本目标，但经过若干年的建设，这些目标却未能得到实现。二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活动促使经济效率低下，代价高昂。例如，在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政府兴办了许多国营企业。这些国营企业虽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了工业布局，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它们普遍存在着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三是政府干预带来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如价格严重扭曲，经济结构失衡，通货膨胀严重，外债负债沉重，等等。

事实表明，市场机制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而且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重视政府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浪潮。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不合理的政府干预被放弃，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大，商品价格开始放开，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地区，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形势也比较好。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忽视乃至否定政府作用的思潮。实际上，市场机制也有其缺陷和不足，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市场失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配置机能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发挥其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此方面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在20世纪60～70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曾通过推行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韩国，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政府都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确定优先发展的目标产业。对于目标产业，政府从资金、技术、资源、信息等各个方面予以全力支持。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幼稚产业，政府先是运用保护政策予以扶植，待其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后，再将其推向国际市场。台湾地区也是如此。在台湾地区，信贷配给曾明确地被用来支持当局者想要启动的先导产业。台湾地区还常常通过支持官办的研究室，比如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产业研发来贯彻执行产业政策。为了支持某些产业，采用关税、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形式的保护措施。当然，现在看来，产业政策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产业政策的有效推行，毕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不仅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积极地培育市场，从而为市场发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又各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这就有必要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现市场与政府的结合呢？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首先，要明确市场和政府各自作用的领域。一般来说，市场主要应提供私人物品，而政府主要应提供公共物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凡是能够由市场来解决的私人物品，一般都应由市场来生产和提供，政府不应随意干涉私人物品的生产，而应着力解决好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其次，在经济发展中，有些私人物品仅靠市场机制还不能有效地提供出来，这就需要政府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配置资源的职能，以推动某些特定产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了经济起飞以后，存在着一个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朝发达的市场经济推进，全面迈向现代社会的经济转型阶段。在经济转型阶段，政府应逐步放弃代替市场的职能，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开始增强，民间企业的力量也日渐壮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活动在推动现代产业部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如资源配置低效、价格机制扭曲等。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作用，必然会产生许多严重的问题。

二、积极推进工业化，同时要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工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能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推动农业的发展；能通过较强的联系效应，带动其他产业发展；能提高总量生产率，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事实表明，工业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和潮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解决工业化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不是要不要开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加速进程的问题。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进口工业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因而，这些国家不必走工业化的道路。这种观点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依靠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来发展经济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且不说仅靠出口农产品的国家不能发展起来，即使盛产石油的国家，它们的收入水平尽管很高，也不能算是发达国家。这些石油产出国如果不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它们将永远不会成为发达国家。因为它们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只要石油产量或出口量减少，它们的收入水平就会迅速下降。

工业化固然十分重要，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却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较慢，成绩差强人意。如拉丁美洲1950～1975年农业平均增长率为3．5%，1980～1980年降为2%，1990～2005年虽有所上升，但也不超过2．2%，而同期的人均农业增长率仅为0．59%。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965～1980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2%，1981～2005年虽上升较快达2．7%的年均增长率，但人均农业产出几乎没有增长（增长率仅为0．07%）。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各国政府一味追求工业发展，忽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非洲，一些国家为保证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将绝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工业部门，对农业投资很少。它们不仅不注意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而且用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办法来推动工业的发展。其主要办法是实行价格管制，由政府统一和调整产品价格。例如，加纳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700多类产品的近6000种价格实行管制，结果导致价格扭曲。据测算，70年代加纳价格偏差指数为2．86，尼日利亚为2．71，坦桑尼亚为2．57，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受价格管制影响最大的是农产品。非洲国家长期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由国营企业高价出口到国际市场，使产地价格远远低于边境价格。例如，多哥的咖啡产地价格仅为边境价格的1／3。在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同时，非洲国家还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巨大的剪刀差。如1975～1977年，马里的粟米、玉米价格每公斤维持在32马里法郎，而同期，一张犁的价格从2．36万马里法郎提高到4．56万马里法郎。这说明农民的投入费用在增加，尽管收入不变，但他们的利益却下降了。另外，由于长期忽视农业的发展和进步，发展中国家农业基础薄弱和农业落后的局面一直难以有根本的改观。事实表明，农业部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在推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实施农业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三、走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同时要注意化解由此而引起的风险

走外向型的发展道路，有利于打破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的瓶颈约束，不断完善国内市场，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寻求发展。走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主要表现在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国外资本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都有过经验和教训。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对外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国际分工的发展和深化，造就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目前条件下，任何封闭式的发展都将被时代潮流所抛弃。开展对外贸易除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各种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外，还由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是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还是引进外资，抑或从事国际金融活动，都离不开对外贸易的支持和配合。目前，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可以说已成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识，成为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实行过内向式的发展战略，未充分发挥对外贸易的作用，结果严重限制和阻碍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与之相反，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外向式的发展战略，积极发挥对外贸易的作用，结果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曾考察过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并根据为内销生产和为外销生产所给予的实际鼓励程度，将其分为“坚定外向型”贸易政策、“一般外向型”贸易政策、“一般内向型”贸易政策和“坚定内向型”贸易政策四个组别。对不同组别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实施外向型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和制成品出口的年均增长率等方面，都优于实行内向型贸易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看，坚定外向型组别和坚定内向型组别在1963～1973年期间分别为9．5%和4．1%，在1973～1985年期间分别为7．7%和2．5%；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看，上述两个组别在1963～1973年期间分别为6．9%和1．6%，在1975～1985年期间分别为5．9%和－0．1%。

除开展对外贸易外，积极利用国外资本，也是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一般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本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国外资本，有利于填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推动工业化的进行。东亚在经济上迅速崛起，与其积极利用外资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为积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东亚国家和地区颁布并不断修订“外国投资法”，通过放宽投资领域、提高外资股权比例、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等措施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20年间，流向亚洲（主要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和外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增加12%。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中，东亚地区约占一半以上。1990～1994年，流向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私人直接投资累计金额由130．91亿美元增至2817．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1%。这使东亚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由70年代的20%增至80年代的31．4%，在90年代上半期又进一步增至44%。在东亚，一般来说，外资在固定资本形成所占比重较高的，也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

外向型发展道路对经济发展的益处，已逐渐为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了解。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与外部世界发生了联系。据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12%增加到2001年的29%，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占全球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0．1%增加到2001年的3%。发展中国家出口和FDI占GDP百分比的情况，如图15－3所示。

图15－3　发展中国家总出口和FDI变动情况

资源来源：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有必要指出的是，走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也是有风险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和外国资本，有可能受到来自外部的较大冲击。由于自身经济的脆弱性，特别是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实质性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过分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往往会使国内经济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外部冲击成为阻碍发展的因素。在发展对外贸易时，产品出口往往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若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要扩大国际市场就十分困难。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纺织品出口曾遇到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从而使新加坡经济一度陷入困境。而且，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利。如玻利维亚以出口锡为主要的外汇来源。据统计，国际市场锡价每跌1美分，该国就要损失60万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常把原材料、零配件的供应作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另外，利用外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虽有积极意义，但并不是引进外资越多越好。实际上，外资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国外借款到期必须还本付息，它增加了引资国的债务负担；国外援助一般都很少，而且附有苛刻的条件；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不需要偿还，但引资国采取的优惠政策可能使其得不偿失。这就要求引资国在如何引进外资、引进多少外资和怎样使用外资方面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曾大举借债，当债务超过本国的实际承受能力爆发债务危机之后，资本倒流使这些国家雪上加霜，经济发展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1994年墨西哥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表明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商业性资金是存在着危险的。

四、从发展中国家自身实际出发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

发展中国家为数众多，各国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发展水平上千差万别。实践证明，凡是经济进步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都能选择比较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并能根据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抓住时机，积极调整。亚洲“四小龙”就是根据自身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等特点，积极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同时高度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积极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果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洲的原象牙海岸（现科特迪瓦）也是从国情出发寻求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原象牙海岸独立前是非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独立后象牙海岸经济每年以7．5%的速度增长，到197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169美元。其主要原因在于原象牙海岸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了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尤其是集中力量发展供出口的经济作物，结果咖啡、可可和木材成为经济奇迹的起点。与此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高增长，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伊朗的“白色革命”就是如此。伊朗前国王巴列维雄心勃勃，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伊朗建成世界第五大工业国，并在20世纪末赶上欧洲。结果投资达数十亿美元的钢铁联合企业、石化联合企业等几个耗资巨大的工程项目一齐上马。由于计划庞大，投资分散，收益缓慢，经济增长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年下降，在巴列维国王下台前夕已出现了负增长。还有一些国家依赖外债和增发通货以实施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结果背上了沉重了债务包袱，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如巴西1981～1985年的发展计划共需投资3700亿美元，其中57．5%靠外债筹集，这使巴西外债居发展中国家之首，通货膨胀率1984年达220%。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也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否则就会有招致挫折甚至失败的可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政策”实施中所遇到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结构调整政策”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提出的一种政策和制度改革方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持续的国际收支困难和债务危机之中。为了摆脱困境，它们不得不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创设以“结构调整”命名的融资制度，把实施结构调整作为向寻求援助的国家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结构调整政策在各国实施时虽不尽相同，但其最基本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其主要内容是：（1）旨在改善对外及国内财政收支平衡的宏观经济政策。（2）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为主要目的的微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要求解除行政性管制，消除各种价格扭曲，强化竞争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3）旨在改善政策支出及提高国营企业等非市场性活动方面的效率的政策。包括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整顿国营企业，扩大民间企业的活动领域等。结构调整政策的核心在于消除政府干预，强化市场机制和民间企业的活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这种政策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实施，却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首先，这一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状况及其影响缺乏必要的认识。在结构调整政策看来，发展中国家只要排除了行政干预，按照市场进行的资源合理配置就会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将出现。这种看法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即存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但这种发达的市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大多存在着市场不发达的情况。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即使消除了政府干预所产生的人为扭曲，由市场不发达所导致的先天性扭曲仍将存在，市场机制也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有许多实施结构调整的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未能取得成功甚至反而带来许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其次，这一政策对寻求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考虑不够。其一，结构调整政策未充分估计到政策和制度改革的社会代价问题。结构调整政策一般是按照一揽子改革方案仓促实施的。由于改革措施力度过大，时间安排过于紧凑，这一政策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从而导致他们对改革不满，甚至引起社会骚乱，威胁政局稳定。其二，结构调整未注意到调整和改革的政治可行性问题。实施结构调整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存在着许多不利于调整和改革的因素，如政府官员因循守旧，行政体系效率不高，执政者不愿为改革承担政治风险，等等。结构调整政策在一些国家之所以受挫，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政策所要求的急剧式变革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

五、寻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制约经济发展的不仅有经济因素，而且有各种非经济因素如社会结构、政治过程、文化传统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寻求经济发展，不仅要解决好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要处理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社会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重大制约。就社会结构而言，发展中国家，则普遍面临着社会基础薄弱，社会环境不良的问题。就拉美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美国家就普遍存在着种族和民族关系高度不和谐、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极度贫乏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然而并没有完全解决原有的社会问题。在一些部门和领域，社会问题甚至还趋于严重，如失业半失业问题趋于严重，贫困人口总体规模趋于扩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部门内部的差距加大。20世纪80、90年代，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初步经济改革后，不仅原有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根治，而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工资收入在剧烈下降后迟迟不得恢复，中间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一些国家受到冲击；非正式部门进一步膨胀；劳资关系出现倒退；传统就业的稳定性减弱：暴力和犯罪活动升级，等等。这些新的问题与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十分复杂的图景。在非洲，还存在着严重的部族问题。非洲大陆有300多个部族，部族间的隔阂和冲突一直是危及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顽症。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能力也往往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力量软弱，缺乏必要的权威，这使其难以承担起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责。在被缪尔达尔称为“软国家”的南亚各国，政府不愿对公众规定义务，已经确定的政策也经常得不到执行；在拉丁美洲，以折中主义和调和主义为特色的民众主义文人政府不能抑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其政策往往是由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均势来决定；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非洲国家推行“民主”制度，结果导致党派林立，政局长期不稳，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只能是流于空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实行过较多的干预，然而，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往往无暇顾及官僚队伍建设，对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强调得较多的是道德约束而不是法规约束，结果官僚队伍素质效率低下，甚至贪污腐化盛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体系无法确保社会稳定和政府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发展也就受到很大的制约。

在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经济因素而忽视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实际上，经济因素不能脱离非经济因素而发挥作用。对于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80年代之所以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具备了政治组织方面的条件。具体来说，这种政治组织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东亚国家（地区）的领导人认为，在需要国家解决的各种问题中，经济发展是最为迫切的问题。它对于消除贫穷落后、实现政治稳定、改善对外关系等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1961年韩国政权更迭后，军政府上台不久，就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思想。朴正熙任总统后也一再声明，在其整个任期内，最终任务是实现经济和工业的现代化。新加坡独立后，政府也把谋求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的目标。二是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东亚国家或地区制定政策的重要哲学基础，它主张正视现实、坚持信念和长期目标，但又主张灵活对待现实中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哲学，体现了政治的理性化。就新加坡而言，在这种政治哲学指导下，新加坡政府没有被任何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或教条所束缚，而是在能够为新加坡带来更好生活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说中，选择最好的东西为其所用。三是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在东亚，行政权力十分强大，立法部门相对弱小，参与决策的主体只限于国家认可的少数人或团体，总统（总理）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能够向人民规定义务并在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这种政治体制的弱点是十分明显的，但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它有助于避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实现基本的政治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四是具有高效的组织机构和官员队伍。在经济发展中，东亚国家（地区）政府建立了许多机构，计划、监督、调查等部门得到迅速发展。东亚国家（地区）还建立了一支高效精干的官僚队伍，这支队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发展政策并使其不因短期的政治变动而中断。

政治组织条件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发挥作用。实际上，社会为政治活动提供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政治角色不能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其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都要受到社会的重大制约。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些国家的经济建设未能取得理想的成效，甚至以失败而告终，不是由于政府缺乏明确的改革方案，也不是由于政府缺乏决心和魄力，而是由于为社会所不容。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封闭的社会环境、僵化的社会结构、严格的等级关系不破除，经济发展就难以取得成效。发展中国家要有效地推动发展，还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变革作为基础。经济发展会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它的持续推进离不开相应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支持，而且内在地包含着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在经济发展中，传统的价值观念日渐衰微但仍有市场，而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尚未确立，结果容易造成社会价值失范和人们行为模式的混乱和失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要取得成效，必须使其观念模式在大众层面被逐渐认可，只有使观念模式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化为群众自觉的实践活动。总的来说，经济发展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发展中国家只有建立起一种经济行为、政治过程、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