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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不少成就，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取得了较大进展，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对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发展中国家经济畸形发展，往往是片面地发展一种或几种出口作物，新式工业发展微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大力开展工业化建设，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拉美国家，就制造业来说，从1950年到1981年，拉美制造业产量增加了6倍多，6．1%的年增长率也高于5．7%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分别达7．6%和7．4%。1950年到2003年，拉美各国制造业的增长率及制造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情况，如表15－3和表15－4所示。就整个拉丁美洲而言，制造业产值由195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4%上升到1980年的25．4%，提高了7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农业产值由195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18%左右降至1981年的11%，2005年进一步降至8%左右。

表15－3　1950～2003年拉丁美洲制造业产量的增长（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资料来源：1999～2003年数据由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资料整理而得，其他数据来自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资源来源：2000年和2003年数据由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资料整理而得，其他数据来自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上），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拉美以外的其他地区，工业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地处亚洲的印度，独立后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生产取得长足发展，工业实力大为增强。印度工业生产增长率的情况，如表15－5所示。1950～1951年，印度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依次为56．47%、15．28%和28．24%，2000年则分别为22%、24．8%和44%，2005年分别为18．5%，27．6%和5%。在非洲，制造业年均增长率按1975年不变价格计算，1960～1965年为8．5%，1965～1970年为7．3%，1970～1975年为5．5%，1975～1980年为6．3%。进入80年代之后，非洲制造业增长速度大为减缓，1981～1985年年均增长率为2．7%，1986～1990年为2．0%，1991～1995年为0．4%，1996～2000年为2．6%，2001～2005年为2．7%。非洲国家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1960年的7．1%提高到1980年的9．7%，2000年为16%（不包括吉布提），2005年为15．8%（不包括吉布提和利比亚）。不少非洲国家尤其是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尼日利亚、突尼斯、肯尼亚、赞比亚、扎伊尔、苏丹、象牙海岸（现名科特迪瓦）等国工业发展较快，开始生产中间货物和耐用消费品。随着工业化的开展，非洲国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1963年的41%下降到1973年的27．1%，1980年的21．8%，2000年的12%（不包括吉布提和利比亚），2005年的11．1%。

资料来源：A·N·阿格瓦等编：《印度经济信息年鉴》（1992～1993），新德里，1993年第7版，第147页。转引自赵鸣歧：《印度之路——印度工业化道路探析》，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从总体上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表15－6可以看出，从1965年到2004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都有增加。这种情况在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15－6　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变动情况（各部门产出百分比）

资料来源：2004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莱思（Lunn，S．R．）：《经济发展：一个分裂社会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英文版，第194页。

第二，对外贸易得到发展，外贸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1965～1988年年均出口增长率为4．9%，1990～1995年年均出口增长率为7．2%，1996～2005年年均出口增长率为6．3%。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外贸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外贸商品的构成及其流向两个方面。

从外贸商品的构成看，发展中国家农矿原料等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83%下降到1996年的37%，2004年进一步下降至30%，而制成品出口所占份额则持续上升。过去，发展中国家销往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中大多属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和纺织品两项的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1／3。到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显著下降，机械产品、电子产品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则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各类商品在出口中所占份额变化的情况，如图15－1所示。

此外，初级产品的出口构成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65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中，食品、原料等可再生产品约占2／3，燃料、矿产和金属等不可再生产品占1／3。到1988年，前者仅占49%，后者占51%。2004年，前者进一步下降至41%，后者则上升至59%。实际上，若不计不可再生产品，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仅占商品总出口的27%。

从外贸商品的流向看，发展中国家减少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相应地增加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1965年，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中，67%要输往西方发达国家。到1985年，这一比例降到6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则从1965年的25%上升到1985年的30%。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成品出口份额没有变动，均为32%，对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则从47%上升到56%。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相互出口份额的增加主要是初级产品，特别是对燃料和原料的需求扩大造成的，而对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则呈上升势头。

资料来源：马丁（Martin，W．）：《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2001年版。转引自世界银行：《全球化、增长与贫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就发展中国家国别和地区的情况来看，对外贸易及外贸构成的发展和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据研究，1960～1980年间，拉美国家特别是实施出口促进政策的国家，制成品出口在总出口所占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2年，拉美地区制成品出口仅占总出口的5．1%，到1980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22．2%，1990年为36%，2004年进一步上升为56%。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与1980年相比，拉美地区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如下变动：初级产品由54．5%降为22．7%；半制成品由30．1%降为19．8%；制成品由15．1%上升到55．9%；其他产品由0．3%上升到1．6%。不过，在制成品（55．9%）中，属于资本密集型的新兴工业产品只占16．7%。这表明拉美国家出口的制成品依旧以技术含量低的资源加工型产品为主，2004年，拉丁美洲出口商品中，农业原料占2%，食品占16．2%，燃料占18．7%，矿产和金属占7%，制成品占56%。

在东亚，对外贸易的发展更是成就斐然。在经济发展中，东亚地区的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60年，除新加坡和香港以从事转口贸易为主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以出口农产品和矿业原料为主。如果说个别国家和地区还能出口一些面粉、白糖和棉纱之类的初级加工产品的话，那么，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几乎与它们无缘。其中，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主要出口面粉、玉米和棉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主要出口原油、锡、天然橡胶和木材；泰国主要出口大米、天然橡胶和锡；菲律宾则主要出口椰子、木材和铜矿石。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不仅能出口多种档次的纺织品、服装、食品、玩具和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能大量出口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电子、电工器材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这种情况如表15－7a所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亚各国有关情况（中国台湾地区缺少资料，未计），见表15－7b。

表15－7a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1960～1993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26－127页；《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90－191页。

第三，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质量得到一定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生产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和改善。从1950年到1996年，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平均预期寿命由43岁增加到65岁，婴儿死亡率由158‰减为80‰，成人识字率由33%增加到70%，2004年，发展中国家整体平均预期寿命为65岁，婴儿死亡率为59%，成人识字率为80%。与发达国家以往的发展经历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基本生活质量方面的改善幅度要大得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才达到60岁，而发展中国家用了不到40年就突破了60岁大关。1975年，发达国家的小学净入学率只有88%，而发展中国家在1988年就已达到89%。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基本生活质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在过去几十年间，这一差距已明显缩小。

能源使用情况的变动反映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也显示出人们生活的便利程度。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传统的生物燃料如木柴、干粪、作物残余等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能源，特别是木柴，一共有25亿人口依靠这样的燃料以满足家庭能源需求。但是，与过去相比，发展中国家商业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水电、核能等一次性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得到迅速发展。1965年到1989年，发展中国家商业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9%和2．3%。发展中国家商业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2．5倍左右，人均能源消费量方面的差距已明显缩小，差距由14缩小到9。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商业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减缓。1980～1998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商业能源使用年均增长率为4．6%、1．7%，两者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3%、1．0%；1990～2003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商业能源使用年均增长率为1．5%、1．6%，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0%、0．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是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省、新加坡、香港地区）和东南亚的3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这里我们以亚洲“四小龙”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在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都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首先看亚洲“四小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较。表15－8反映了两者的对比情况。

亚洲“四小龙”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资源来源：台湾省数据根据penn　world　table数据库资料（网址为http：pwt．econ．upenn．deu／），1990～2004年数据（台湾省的数据除外）由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资料整理而得；其他数据来自杜方利：《东亚经济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从表15－8可以看出，在被考察的三个时期内，亚洲“四小龙”不仅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较长。相形之下，就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说在前两个考察期内，这类国家尚有5．9%和5．6%的年均增长率的话，那么，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即进入经济低速增长期。

其次，看亚洲“四小龙”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从1960～1985年，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我国台湾省、香港地区、新加坡分别为6．30%、5．79%、6．29%、6．38%，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分别为1．21%和2．70%，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分别为0．66%、3．27%、2．23%和2．55%，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埃及、坦桑尼亚、赞比亚分别为2．20%、2．88%、3．53%、1．48%和－0．82%。可以看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进行比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亚洲“四小龙”差距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们对东亚奇迹尚津津乐道之时，东亚又爆发了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危机从泰国开始，然后扩散到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地区、新加坡也受到了影响，但程度较轻。应当指出的是，东亚金融危机只是短暂地中止了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从表15－9中的第四列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内，亚洲“四小龙”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差不大。实际上，东亚一些经济体在1998年经历了负增长后，到1999年已复苏，而且多数东亚经济体的增长在2000年以后表现强劲。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东亚经济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尽管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观，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产业结构低度化，是指产业结构在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转化和升级的动态过程中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而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小。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大；制造业不发达，特别是工业产品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程度低；此外，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长期的建设，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状况有所好转，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1999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中等高收入国家分别为6%、33%和60%，中等低收入国家为14%、39%和46%，低收入国家为26%、30%和44%，而高收入国家为2%、30%和65%。2004年，三次产业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中等高收入国家分别为6%、32%和62%，中等低收入国家为12%、41%和46%，低收入国家为23%、28%和49%，高收入国家为2%、27%和71%。另外，农业基础薄弱和农业发展滞后，是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105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1974年至1984年间，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国家和地区达50多个。整个非洲地区人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而粮食生产增长率不到2%。在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有85．4%的国家属于缺粮国。发展中国家由于粮食生产增幅低于粮食需求的增幅，粮食自给率有所下降，因而不得不拿出更多的外汇去进口粮食。进口粮食必然大量花费本已十分紧缺的外汇，从而限制其他资源或物资的进口，影响到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使粮食进一步短缺，形成恶性循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基础薄弱，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收入水平低和两极分化严重，贫困问题突出。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较差，工作效率普遍较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较为低下，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如图15－2所示）。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2004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51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219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则为32040美元。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低收入国家的62．8倍，是中等收入国家的14．6倍。可见收入差距之悬殊。

当然，按汇率换算的人均收入，一般来说会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在按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一般都会大大地提高。例如，若按购买力平价来衡量，2004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26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6480美元，高收入国家则略有下降，为30970美元。但即便如此，高收入国家仍为低收入国家的13．7倍，为中等收入国家的4．8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收入水平低，而且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两极分化严重。表15－9反映了若干国家贫富差别的情况。

a：收入比例为2001年调查数据；b：收入比例为1999年调查数据；c：收入比例为2000年调查数据；d：收入比例为2002年调查数据；e：收入比例为2003年调查数据；f：收入比例为1997年调查数据；g：收入比例为1998年调查数据。

收入水平低下加上两极分化严重，使发展中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巨大，比率很高。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高达11亿多，占全部人口的33%，即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370美元以下。其中，极端贫困人口达6．33亿，占全部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占总人口的18%。也就是说，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一年消费还不到275美元。到1990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有所增加，从1985年的11．16亿增加到11．33亿，增加了1700万。极端贫困人口数从1985年的6．33亿增加到1990年的6．42亿，绝对数增加了900万。但从比重上看下降了一些，贫困人口从33%下降到29．7%，极端贫困人口从18%降到16．9%。这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在减轻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如果从绝对人数来看，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总的来说，经过长期的治理，发展中国家仍存在着大范围的贫困，到21世纪初，发展中国家每天仍有12亿人在1美元的贫困线以下艰难地生活。

第三，人口增长率高，失业问题突出。世界总人口的2／3以上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不到1／3生活在发达国家。两类国家的人口出生率相差很大。2004年，发展中国家为22‰，而发达国家则在12‰以下。由于死亡率相接近，发展中国家平均人口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1990年至2004年，发展中国家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4‰，不包括中国，则高达16‰。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同期人口增长率仅为7‰。高出生率的结果是15岁以下的儿童数目占总人口比重高，差不多达到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4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还不到21%。1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属于被赡养的对象，这部分非劳动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叫做赡养负担。虽然发达国家老人负担比重比发展中国家大一些，但把儿童和老人加起来，发展中国家的赡养负担就比发达国家重得多，前者约为45%，后者只有30%。

不过，各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形势也不尽相同。目前，亚洲的人口增长率已下降到年均20‰以下，其中南亚和东亚（不包括中国）为17‰，西亚为29‰。拉丁美洲国家人口增长率正在下降，而非洲多数国家人口增长率依然呈上升之势，20世纪90年代每年仍高于30‰。在经历了死亡率普遍下降之下，人口变动的关键因素在于出生率。196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每一名育龄妇女要生6．6个孩子。而到1989年，总的生育率仍为6．6，最高的卢旺达每名妇女要生8．3个孩子。人口的高增长率使非洲人口迅速膨胀，从1960年的2．75亿增至1980年的4．68亿，1993年的6．80亿。到2004年，仅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即达7．19亿。

人口问题使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据估计，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公开失业率一般为10%～15%。公开失业还只是发展中国家全部失业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的是就业不足，或叫隐蔽性失业。这种失业在农村最为严重，通常被叫做剩余劳动力。但是这种失业在城市也存在，在某些国家甚至还比较严重。如果把就业不足和公开失业合计起来，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中差不多有35%处于没有充分利用的状态。其中，青年不得其用的状况尤为严重。据估计，在21世纪初，发展中国家青年的失业率要高出平均失业水平的一倍以上。

第四，金融监管不力，金融体系脆弱。金融体系的健康有序运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较长一段时期，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不但没有得到健康发展，反而普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深化战略，“金融抑制”的状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仍不健全。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逐渐暴露出来。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便在于金融体系十分脆弱。

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方面表现为债券市场和长期资本市场狭小，不能满足国内融资和投资的需要，因而国内的资金配置主要通过银行体系来完成，国内的高储蓄又对国内银行体系构成压力，但对于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导致的风险，银行体系却不具备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体系内部和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存在问题，政府监管和外部的监督也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信贷的评估，财务报告的公开，通货风险的管理，审计的力度，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可信度，各部门的相互制约，来自金融机构和公众的监督，资本充实率等等都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机构和公司的运作缺乏透明度，金融机构和公司同国家的关系过于密切。例如，在韩国，一个财团可以同时拥有金融机构和公司。在印度尼西亚，银行数目增长很快，而监管机构没有多少时间来监督。在泰国，金融公司的活动急剧增加，而监管却没有相应的改善。在这些国家，对国外投资者的资本流动是放开的，而国内的投资者却不是常常有机会到外国投资，因而不能将风险分散。对金融体系监管不力纵容了信贷和短期债务的扩张，导致了资本利用的低效率，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第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生产要素流动体系的支配权，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及附加值低的制成品。发达国家还掌握着世界市场上许多商品价格的决定权，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不利地位。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和机构也都被发达国家支配，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常受到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币值波动的威胁。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发达国家的巨额资本，随时会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此外，发达国家拥有决定以什么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提供外援和私人资本投资的专断权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往往附带有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如改善人权状况、实行多党制、采取严厉紧缩政策，等等。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受发达国家的支配，依附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