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和理论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理论用来解决和总结经济发展的实践，并给现实的经济活动提供指导；同样，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经济理论也在逐渐更新与成长。在西方经济学建立之初，古典经济学家就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提出过资源的稀缺及人口过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限制作用。工业革命的进行，使环境污染问题、资源过度利用问题逐渐显现，新古典主义者对此提出了外部性、资源的最优利用等理论。这些经典理论，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等现实背景及其对经济发展前景的探讨直接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的形成。

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源分配及利用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古典经济学家通常把自然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只有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才被作为潜在的生产活动。他们对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构成约束的论述可归结为两种基本观点：一是资源绝对稀缺性论，或称马尔萨斯稀缺论；二是资源相对稀缺论，或称李嘉图稀缺论。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进行，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进步，物质产品也日益丰富，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开始将生产、消费、福利、分配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割裂开来，忽视任何自然资源稀缺性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可能性，只强调市场作用和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被利用的特殊的自然资源，如原材料和能源，所显示的相对稀缺性与其他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无异。^[1]而且，在一个动态经济的最优市场条件下，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并不能对经济增长起长期约束作用，因为新古典主义的市场机制观认为，当一特殊资源逐渐相对稀缺时，它的市场价格将上升，这将给技术创新提供刺激以更有效率的开发其边际存量、寻找其替代品或者通过减少需求来保护现有供给量的利用。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研究，但仍有一些经济学家如杰文斯（Jevons，W．S．）、马歇尔（Marshall，A．）等清醒地注意到了资源和环境经济的一些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探索。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许多国家都忙于战后的重建、恢复和发展，经济增长和发展成了普遍关注的问题，并由此形成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索洛—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卡尔多—罗宾逊的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罗斯托（Rostow，W．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起初的发展经济学并没有把发展和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多数学者实际上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如雷诺兹（Reynolds，L．G．）、罗斯托等人）。当时广为流行一个关于发展的公式：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其中社会变革也只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虽然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也出现了许多不良后果，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消耗、人口急剧增加等。针对这些问题，博尔丁（Boulding，K．E）、戴利（Daly，H．E．）等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增长、发展、环境、资源与人口等因素问题进行了理论的反思。但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产生强烈影响和引起人们广泛讨论的莫过于对增长极限论的探讨。

1972年，以梅多斯（Meadows，D．L．）为首的一个17人专家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关于人类困境的第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如人口没有粮食就不能增长，粮食生产是通过资本投入而增加的，更多的资本需要更多的资源，被抛弃的资源成为污染，污染又扰乱人口和粮食的增长等，而且它们都是以指数形式增长的。由于地球的能源、资源和容积都是有限的，“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2]因此，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增长趋势并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实现零增长状态下的全球均衡，以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使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报告还指出，由于技术的副作用以及存在着技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依赖技术进步缓解人类困境是不可能的，即使“尝试对技术产生的利益予以最乐观的估计，但也不能防止人口和工业的最终下降，而且事实上无论如何不会把崩溃推迟到2100年以后”。^[3]

《增长的极限》尽管在一些论点上偏于极端，在电脑计算中有些纰漏，但它的问世毕竟标志着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理论上的深刻反思。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则深刻而明确地印证了这些反思的重要意义：第一，南北差距继续扩大。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平均GNP增长率为5．3%，但其经济结构仍没有得到多少改变，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仍在保持或加深。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稳定，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每况愈下，一些地区或国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NP的比率从1980年的10倍扩大到1988年的20倍，人均国民收入的比率从1∶40扩大1∶50。第二，人口剧增。从1950年到199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67%上升至73%。目前，发展中国家仍有几千万人处于饥饿与死亡的危险之中。人口剧增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第三，生态环境恶化。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性公害事件不断发生，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土地退化、热带雨林过度砍伐、环境污染等问题非常严重，影响了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甚至危及到人们基本生活质量的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并日益形成了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贫困的恶性循环。面对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上述挑战，必须重新考虑以前的增长方式，研究这些挑战的表现形式和相互关系，寻求正确的超越困境的发展途径。经过理论与实践的不断验证，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内涵深刻并被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概念及战略——可持续发展。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与发展会议所形成的文件，显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尽管与会的代表在消除贫困与环境保护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存在鲜明的分歧，但都认为环境与发展之间有着基本的联系，保护与改善环境已成为关系到人类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可持续发展”及“持续性”的概念，则首次于1980年出现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文件《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该文件从生物资源保护的角度提出“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护其后代人需求与欲望的潜力”^[4]。此后，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日渐增多，人们开始在文献中大量使用诸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增长、可持续社会、可持续利用等术语，但其含义一直不很明确，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这些名词。

1987年，以布伦特兰夫人（Brundland，G．H．）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该报告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指出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为了促进人类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此后，可持续发展才有了广为接受和引用的定义，该报告也成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指南。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5]，并且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目标和策略。其可持续发展思想包含了当代与后代的需求、国际公平、人口控制、自然资源、生态承载力、环境与发展相结合、国际合作等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人们在增加生产的同时充分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并且要调整现行的国际经济关系。这种变革与调整必须按照可持续性的需求进行设计和运行，它几乎涉及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总体上看，该报告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及战略的基本框架。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影响和推动下，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探讨越来越深入和具体。世界银行在《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在赞同WECD的可持续发展定义的同时，又把它限制在内涵更明确的范围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把发展与环境政策建立在成本与效益相比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审慎的宏观经济分析之上，将能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并能导致福利水平的提高和持续性”，^[6]并进而在1995年发展了新的国家财富及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系统。至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仍在深化发展之中。

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毕竟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促使社会物质财富日趋丰富和人类文化及技能提高，从而扩大个人和社会选择范围的原动力，但是，需要重新审视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目的。可持续发展反对以追求最大利润或利益为取向，以贫富悬殊和资源掠夺性开发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它所鼓励的经济增长应是适度的，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它以无损于生态环境为前提，以可持续性为特征，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目的。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单纯追求产值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通过资源替代，技术进步，结构变革和制度创新等手段，从总体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出发，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公平、合理、有效、综合和循环地利用，从而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向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转化。

第二，可持续发展要以自然资源节约为前提，同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要运用资源保育原理，增强资源的再生能力，引导技术变革使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成为可能，并运用经济手段和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使其利用趋于合理化。具体来说，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强度应限制在其最大可持续收获量之内，保证自然循环与恢复的功能不受破坏，并确保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二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应降至最低限度，并通过循环利用提高使用效率，使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速度不超过寻求替代资源的速度。三是通过清洁生产，资源重复利用，环境政策等控制环境污染，逐步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和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四是寻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间的合理与有效转化，形成互相支撑和弥补的体系，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繁荣。五是最为关键的，即要通过教育、培训等促进知识的增进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促使知识经济的扩展。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包括改变不适当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等来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同时要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力之内，否则，环境退化的成本将非常巨大，会构成人类发展的严重障碍。

第三，可持续发展要求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公平主要是指人类在分配资源和获取收入或积累财富上机会的均等。可持续发展要求给世界同代人以公平发展的机会，要求在国家范围内给予人民全面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权利，积极地创造制度条件使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和运用经济政策消除悬殊的贫富差距。同时，应该认识到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一代人不能为了自己的发展和需求而损坏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权利，而应自觉地考虑到有限资源的代际公平分配，明智地担负起代际合理分配资源和占有财富的伦理责任。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限的资源必须得到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上，可持续发展认为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一方面，增加效率、捉高生产力给公平地分配资源和实行收入再分配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发展机会的均等也必然导致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而促进效率的增加。两者的高度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特征。

第四，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等的综合性概念。分析可持续发展，不能把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割裂开来，因为与物质资料的增长相关的定量因素同确保长期经济活动和结构活动以及结构变化的生态、社会与文化等定性因素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必须通过协调使各要素互相适应，克服或明显减少片面强调某一要素而出现的负面效果，并提高相关要素作用中的工作效能，以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同时，可持续发展又是动态的，它并不是要求某一种经济活动永远运行下去，而是要求不断地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变革，在一定的经济波动幅度内，寻求最优的发展速度以达到持续稳定发展经济的目标。

第五，可持续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意味着贫困、失业、收入不均等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仅如此，还意味着人们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全面参与、个人自由与选择的大幅度扩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六，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原则。创新原则就是利用技术和制度创新，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经济社会条件。创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是扩大人与自然系统的环境容量变革的关键。技术创新使人们不断发现新的能源、资源及替代品，发现已有资源的新用途和新的使用方法，开发提高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技术，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拓宽可持续发展的投入要素的范围及内容。制度创新是通过建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及经济制度，保障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更为有效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将极大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顺利进行。

第七，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原则。首先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不仅要依靠经济增长，而且还意味着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发展教育、享受良好环境等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有限的能力，资源和认识水平，一些发展目标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单纯追求某一目标可能损害了其他目标，由此产生矛盾并形成对发展的阻碍。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协调。如环境问题是由于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产生的，但不能因此而停止增长，解决的途径应是协调增长与保护的关系或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的关系，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基础之上。其次，可持续发展还是一个多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必须通过协调使各要素互相适应，克服或明显减少片面强调某一要素而出现的负面效果，并提高相关要素作用中的工作效能，以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同时，应当注意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所要求的协调不是发展目标的开头并进或发展要素的平等对待，而是一种整体协调，即把各发展目标及要素置于宏观分析的框架之内，寻求整体的综合平衡。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有所侧重，整体统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消除贫困、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实现经济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起点。

第八，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原则。即通过知识的增进促使人们建立新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提高经济效率。目前，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已在逐渐发展，知识已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是比原材料、物质资本、劳动力、汇率更重要的经济因素。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以物质资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经济的衰落。从本质上来看，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因为知识作为经济资源不仅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很少存在外部不经济性，并由于其效益递增的特征，将使经济发展长期、稳定、持续地进行。而知识的增进和知识经济的运行发展，必须通过教育、培训等学习手段才能进行，因此学习原则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三、可持续发展的测度

如何准确、完整地衡量可持续发展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才有可能对一个项目、一个地区或一国在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做出大致定量的判断，从而引致经济发展战略及发展目标的确定。

目前，国外学者在可持续发展指标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1）运用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构造指标。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在传统的GNP核算中，并未将由于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和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对生态功能、环境状况的损害考虑在内。环境影响通常没有相应的市场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在许多国家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人体健康损失，农业产量减少和质量降低，自然资源的破坏等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发现，不少发展中国家环境损失占GNP的10%以上，由此得出了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在内的国民生产净值（NNP）概念。具体公式为：国民生产净值＝消费＋在物质资本上的净投资＋人力资本变化的净价值＋自然资本存量变化的净价值－当前环境退化的损失。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可持续收入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基础是：只有当全部的资本存量随时间保持不变或增长时，这种发展途径才是可持续的。可持续收入定义为不会减少总资本水平所必须保证的收入水平，它等于GNP减去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本的折旧。皮尔斯（Pearce，D．）、特纳（Turnet，R．）等人则强调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认为可用自然资本（自然资源、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等）存量作为测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维护“自然资本存量”不变，因为用物质资本替代自然资本并不总是可能的，而且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环境变化的不可逆性可能达到物质资本不能比拟的程度；同时，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原则也要求维持资源存量不变，使得不同代际之间能平等地拥有资源。自然资本存量可以用自然资源实物量或自然资源总价值量或自然资源服务的单位价值（用资源价格衡量）或自然资源提供的资源流量价值来测量。

（2）从财富的角度衡量。世界银行1995年提出了以“国家财富”或“国家人均资本”为依据度量可持续发展的主张，认为一国的财富除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还应包括社会资本，即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制度、组织、文化凝聚力和拥有信息等。只要我们留给后代人的以上四种资本的总和不少于我们这一代人所拥有的资本的总和，或人均资本拥有量不变或增加，那么经济发展就是可持续的。世界银行给出了计算前三种资本的方法：自然资本可根据水、国土、森林和深地层（石油、煤等矿藏）等四种资本进行估算；人力资本以现在的人口能继续生产出目前的国民收入的潜力来估算，但没有对社会资本进行具体的计算。在上述概念框架的基础上，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还进一步将可持续性划分为对人均资本保有程度要求不同的三个层次，即弱可持续性、适中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只要求资本总量不减少而不考虑资本的结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假定各种资本之间存在完全可替代性，如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收益进行投资，使之转换为物质资本。适中可持续性除了要求资本总量不减少外，还要求资本的构成合理，即各种资本都不能低于拟定限度，它肯定了各种资本之间的部分可替代关系。强可持续性不允许各种资本之间的替代，要求各种资本都不能减少，如对于自然资本而言，消耗石油所得到的收益必须全部用于可持续的能源生产。

（3）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由于可持续发展涵盖的范围很广，从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的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永续利用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到社会公平与适宜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实现等，因此必须建立综合的反映可持续发展诸内容的指标体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开发署（UNSTAT）等机构在1996年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指标框架，这个框架是在驱使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基础上形成的，其中驱使力指标用以表征那些造成发展不可持续的人类的活动和消费模式或经济系统的一些因素，如失业率，人均GDP、在人均GDP中净投资所占的份额、国内人均耗水量、土地利用的变化、森林采伐强度、温室气体的排放等；状态指标用以表征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各系统的状态，如贫困差距指数、基尼系数、经环境调整的GDP、地下水储量、土地及森林状况的变化，大气污染的程度等；响应指标则用以表征人类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对策。联合国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UNSCOPE）认为UNCSD的指标数目过多影响可操作性和信息的可获性，提出了一套包含25个指标的高度精练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GNP、储蓄率、收支平衡、国家债务、失业指数、贫困指数、居住指数、人力资本投资、资源净消耗、混合污染、生态系统风险、对人类福利的影响等。

纵观以上可持续发展测度的方法，由于存在着资源定价难题、信息不足及诸多技术上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和实践虽然已经对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进行评价，但是还相对粗糙。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实践认识的深化，可持续发展的测度将进一步全面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