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再认识

由于20世纪50、60年代中在发展中国家风行的计划化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弊端，由于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影响，从70年代开始，一批发展中国家从强调计划管理转而强调市场调节。

但是，在过去20年中，推行“市场自由化”（free　marketization）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少数外，情况并不理想。以拉丁美洲的智利为例，市场自由化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长率曾有所提高，通货膨胀率曾有所降低，但经济的好转并未给低收入阶层带来利益，相反，失业率急剧上升，外债负担加重，收入分配日益恶化。与此同时，投资水平未能提高，大批私营企业摇摇欲坠，工业、金融部门出现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势力的垄断集团。以亚洲的印度为例，1985年大力削弱政府控制和关税壁垒，并大幅度降低公司税率之后，私营工业一度极为繁荣，出口猛增，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也很迅速，但好景不长，到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头一年的4．4%降低到1．8%，占人口10%的最富裕阶层和其余的90%的人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失业状况普遍恶化。

新的现实又引起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反思。他们说，虽然还不能就市场自由化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作出最后结论，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市场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计划管理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但总起来说，发展中世界有许多因素决定了不能对市场机制过分依赖，不能对市场机制像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初期那种程度地依赖。

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重申了对市场机制缺陷的分析。其中，他特别强调了四个问题：第一，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不完全性，具体表现为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效竞争的不完全性和大量经济外在性（externalities）的存在。这些不完全性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市场机制又难以克服这些不完全性。第二，发展中国家缺少的是资本，而市场机制不易在较短期间完成资本形成的任务。第三，市场机制有造成分配不均的趋势。第四，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结构变化的过程，而市场机制的运行难以做到结构改革。托达罗认为，由于市场机制具有这样一些重大缺陷，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缜密的中央计划管理并有效地发挥公营部门的作用，到了发展已具有相当基础的时期，可以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并创造条件促使私营部门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也必须防止过分依靠市场机制和私营部门的倾向，必须认识到，市场机制和私营部门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公平地分配收入，更不能完美地实现经济发展的长期的社会经济目标。^[4]

著名的智利经济学家福克斯利（A·Foxley）在总结拉丁美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经验之后，也得出类似托达罗的结论。他说：“拉丁美洲现在正在对自由市场经验作出批判性的评价。人们普遍认为，天真地、极端地主张政府不干预的做法导致了严重扭曲的资源配置、低水平的投资、大量的资本外流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特定市场的效果很差，例如，在一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中好几年的实际利率达到20%～50%，由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持续的动荡失衡，由于经济代理人漫无节制的投机行为，由于重要出口商品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等等，因此，看起来政府的积极调节作用是必要的，政府通过社会规划的有力推行，对保护落后部门的积极干预是必要的。

上述的政府积极活动和旧模式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是不同的。差别在于，现在强调的是地方分权和经济能量较小的政府，从而为有组织的劳动力和私营部门参与决策过程开辟一些渠道。今天，关于拉丁美洲情况的讨论，较多地注视地方分权发展，社会契约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较少地注视无所不在的国家作用或不受节制的自由市场功能。

20世纪80年代，作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之一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已明确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但市场失灵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有必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5]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作出思考。他们指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从世界范围看，政府的规模和职能都在扩大。就发达国家而言，扩大福利的要求和指导思想促进了政府作用的扩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更纷纷采纳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从而扩大了政府的作用。一个重要指标是，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几乎占其总收入的1／2，发展中国家大约占1／4。由这一指标可以从数量上看出政府作用在迅速扩大，而正由于这一点，关心经济发展的人们不能不由关注政府作用数量性的增加转而重视政府作用质量性的提高，即是说，从政府的规模及其干预措施的范围转向满足人民需求的有效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做好基础性工作，即建立法律基础，保持正常的而非扭曲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以及保护环境。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帕金斯（Perkins，D．H．）等人认为，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对市场干预失误之处在于权力进入市场，出现了对经济极其有害的寻租行为。他们说：“目标化的干预要求官员遵纪守法，以出口业绩和其他透明的标准给予特权和别的优惠条件而不是利用权力牟取个人私利。如果政府在执行增长政策的过程中缺乏决心和纪律，那么，值得推荐的是以市场为基础，广泛依靠激进和减少政府日常干预的战略。”^[6]以韩国为例，可以证实这一论点。韩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对出口企业和行业实行相当倾斜的照顾政策，如进口免税、出口退税和信贷优惠等，从而在这些企业或行业中形成具有垄断性质的租金。其结果，虽然激励这些企业或行业竭力谋求产出和出口量的增长，却往往忽视经济效益的提高，更严重的是促使它们采取贿赂、欺骗等手段来获取更多的租金。于是，出口企业或行业出现低效益的膨胀，不顾高额负债，进而降低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造成银行坏账堆积，为金融危机种下祸根。另一方面，诱致政府官员腐败，力图分沾租金，不能公正地、规范地执行政策，更难以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时地调整政策。可以说，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是在政府倾斜的产业政策和银行贷款无限制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它们在国家市场中的比重日益扩大，自身的负债率却日益上升。1996年，在韩国前30位大企业集团中，自有资本的比重在总资产中大约只有18%，平均资本负债率为180%，有的甚至高达300%，仅利息支出就占营业额的5%。前40位企业的营业额为4　400亿美元，而总利润额只有6　500万美元，利润率仅为0．015%。1997年初，韩国名列第14位的韩宝集团破产，其中政治丑闻涉及总统金泳三的次子和他的高级助手。至1997年11月初，韩国前30位大企业集团中有7家请求破产保护或倒闭。在其影响之下，韩国银行的经营状况迅速恶化，从1996年至1997年7月底，坏账比率由4．1%上升到6．8%，这就导致基础薄弱的韩国银行和众多信贷机构陷入困境。这些问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即已存在，其根源在于韩国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甚至达到政企不分，又由于韩国主要银行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控制，更形成银企不分，以致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导致企业盲目扩张，步入虚假增长的误区，加上权钱交易，官员贪污腐败，使韩国经济的真实基础非常脆弱，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经济受到很大损害，直至新旧世纪之交才逐步恢复。

总之，20世纪80、9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家已形成一种共识：市场经济是促成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机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决不能走回头路。然而，现实的市场绝非完全的市场，初生的市场更是如此，从而需要政府的必要干预。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必须适度，并防止权力进入市场造成“寻租”行为的产生。

思　考　题

1．从发展经济学中关于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争论，你感到有何可以借鉴之处？

2．根据自己的体会，分析我国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注意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注释】

[1]联合国：《外在部门计划化：技术、问题和政策》，1965年出版，第12页。

[2]见《发展计划化导论》，载《UNIDO工业化与生产率期刊》，1970年第16期。

[3]瑟尔金：《看得见的手：计划化的基本原理》，1968年英文版，第66页。

[4]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1989年英文版，第530～535页。

[5]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标题是《变革世界中的政府》。

[6]吉利斯、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