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计划化缺陷的论证

计划化在理论上占上风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把计划化付诸实践，但其中多数国家的经验显示，在发展计划的贯彻执行中，失败一直多于成功。除了在短期之外，大多数国家一直未能实现计划中甚至是最保守的收入和产出目标，而且随着继续进行计划，这些国家的情况似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具体地说，计划化的失败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第一，要素价格的扭曲。伴随着计划化的贯彻执行，发展中国家往往采用最低工资立法，工资与学历挂钩，以国际标准来定出高薪报酬等方式，使工资水平超过劳动的影子价格或稀缺价值。以租税补贴，外汇率过高定值，低有效保护率，配额，低利率信贷分配等方式，使资本报酬超过资本的影子价格或稀缺价值。在生产要素扭曲的情况下，生产者在生产上自然采用较为资本密集的方式，尽管在发展中国家资本是相对稀缺的资源，劳动是相对丰裕的资源，因而本来应当采取较为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可见，计划化造成的价格信号使单个生产者的评价与社会的评价相背离，工业迅速增长与就业机会扩大这两个主要计划目标之间发生了冲突。

第二，乡—城人口流动的失衡。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发展计划有一个偏向：过于重视城市工业化而过于轻视农村和农业的进步。巨大的城乡收入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机会的悬殊，刺激了过多的农村居民外流，去寻找有限的，但预期会有高报酬的城市工作。随着城市失业人数日益增长和农业的停滞，农村人口的不断大量流入城市，一方面导致农业产量的减少，另一方面使社会为他们在城市的食宿花费了较高的社会代价，从而成为社会净损失，恶化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不合理配置的状况。

第三，对教育的需求与就业机会出现了矛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计划有一种倾向：对较高层次的教育给予过多的补贴而不考虑就业机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对较高层次的教育给予过多的补贴符合不断上涨的教育需求。教育需求之所以不断上涨，是因为有文化的人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正如在本书第四章中曾经提到的那样，就业状况的每次恶化都进一步引起对各级正规教育的更大需求。最初失业队伍中主要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接着只有初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的就业机会也渐减少，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不得不屈就对受教育程度要求较低的工作，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成为知识失业者。教育计划看来根本上未能做到把个人和社会对教育投资的评价歧异协调起来。

第四，进口替代工业化出现不良后果和农业的停滞。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计划中，为了降低资本成本和进口的中间产品的成本而制定高关税率、限额，为了扶植新兴工业而提供补贴利率和信贷配给，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而给予租税减免，所有这些都对进口替代产业扩张提供了人为的刺激。结果，大部分的进口替代，特别是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都未能达到计划预期的目标——建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内工业。另外，为了实现工业发展计划而提供的人为的刺激，也导致了农业部门的停滞。例如，外汇率定值过高的目的在于降低工业需用的中间产品的进口价格，但外汇率定值过高也提高了本国产品的出口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中农产品占相当大一部分。于是，这种刺激工业化的外汇率政策，会使农业出口竞争力降低，使农业停滞而不能发展。

根据上述种种情况，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计划化在理论上的经济好处与它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果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政府的美好言辞与经济的现实之间差距更大，发展中国家声称它们的计划目标是消灭贫困，缩小不平等程度和降低失业率，而结果却是计划似乎在把这些问题永久化。这些发展经济学家说，计划之所以未能实现目标，是因为计划管理本身有其缺陷和不足之处。

第一，计划化、特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之下，经济行为的准则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头的。产品的质量是一条准则，产品的数量是一条准则，产品的比例又是一条准则，等等。如何把这些准则一体化地结合起来，同时得到兼顾，往往是一个难题。而享有完全自主权的企业或私营企业的行为准则是单一的利润准则。利润准则可以把多头的准则结合起来，有效地达到较好的经济目标，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的企业，当注意到数量时，往往顾不了质量；当注意到质量时，往往顾不了数量；至于多品种、多规格，那就更难以做到了。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下的企业，也不能简单地模仿私营企业那样以利润为单一准则，因为除非企业经理人员被容许有充分独立自主的权力，又有真正的竞争环境，否则利润准则也会变质，或者流于形式，或者产生新的弊病。

第二，在集中管理体制之下，总有一种倾向：不给企业经理人员以独立自主权。官僚等级制形成的观念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制定的规则，必须接受上级的监督。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企业缺少竞争能力，无意于创新改革和大胆试验。那种组织十分庞大的私营企业，如跨国公司当然也存在着官僚主义，但庞大体系中的每一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上层控制下层有一简单的规则和明确的判断标准，即利润测试，各单位只要通过这种测试，就可放手经营。

第三，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并不能消除决策的无理性、随意性和专断性，因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是由上级作出的，而上级的决策往往缺乏民主的基础。例如，为了提高威望而不顾国力和代价去发展钢厂，为了道德规范的原因而拒绝提高利息率，从教条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去决定经济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由于怕冒进而限制生产上和职业上的竞争，等等。

第四，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并不能消除不确定性。计划管理的集中程度总不是百分之百的。计划管理单位总得把经济决策权或多或少地分一点给下属单位，从而“第二级的不确定性”就存在于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之中。在市场体系中，企业的经营目的和决策原则是人们一般比较熟悉的，彼此的行为有较大的可预见性。而集中管理体制下，企业的经营目的和决策原则的透明度不高，反而确定性较小，它们的行为也较难预测。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反映就是，集中管理体制之下，企业常常过多地保存着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存货数量，因为它们总在担心着进货供给不易保证。

第五，计划管理最需要准确而及时的信息，但信息渠道不畅通又是计划管理体制的弱点，这就是计划管理的“信息缺口”，即集中决策的信息需求常常大于信息供给。信息来源于基层，种种信息都由中央计划机构通过各层计划机构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需要大量的费用和代价。这些费用和代价不只表现在经费的支出上，还表现为信息的延误和随之而来的决策的迟缓。大量的信息是不可再生的，如不迅速反馈，很快就会过时无用。由于费用的昂贵和时间的限制，基层的许多信息永远不能反映在中央计划之内。这样，在分散决策体制下可以充分使用的信息，在集中决策体制之下，或者由于得不到使用，或者因使用不当而浪费掉了。虽然技术进步可以加快收集信息工作的速度，但随着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信息量将越来越多，信息缺口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第六，计划管理在收集信息，作出决策，传达、监督、评估、校正等等方面工作中，都有不少困难。当然，这些困难在市场机制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但价格信号和利润准则大大简化了这些方面的工作。而如前所述，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下经营准则多头，经济信号又欠灵通，计划管理工作就增加了困难，困难的程度将随着计划管理集中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第七，计划管理机制在运行中不易灵活调节，基层单位一般是不允许根据其他单位情况的变化而互相调节和调整的，数据和资料只能逐级上报，由中央计划机构汇总，等中央计划机构作出新的决策后，调整变动的指令再逐渐下达。可见，在短期之内，计划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作出灵活的必要调节是不可能的。

第八，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之下，管理者由于掌握权力而易于腐化。权力掌握者可以定规划，批执照，调拨物资等等。即是说，在他们手中有种种“资产”，这些“资产”的转手，在市场经济中，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在公开竞争中按照等价原则交换的。而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下的管理人员难免把权力看成自己的“私产”，在不公开的市场中“出售”自己的“私产”得到私利。“或者是权力在腐化，或者是权力在为腐化开辟道路，事实是权力和腐化在同时出现。”^[3]

第九，计划管理体制并不能增强经济预测的能力。如前所述，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并不能消除不确定性，而且往往无视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而作出决策，加上信息缺口还在不断扩大，经济预测的能力是难以增强的。

可以看出，上述的种种论点是从计划化，特别是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缺点和不足作出分析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颂扬市场机制而否定计划管理的拉尔的看法。他说，那些强调计划管理的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有一个出发点，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建议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所举的理由有二：第一，新古典主义关于行为的、技术的和制度的假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第二，新古典主义主要关心的是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它既不能解决所谓的增长动态变化问题，也不能解决减轻贫困或收入分配不均之类的伦理问题，因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切合实际的。

拉尔认为，上述两点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都远非正确。

第一，拉尔说，大量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并不与发达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例如，发展中国家未受过教育的农民还是一样地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经济地采取行动，并按照新古典主义的预言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灵敏的反应；在国民产品的生产中，不同要素的投入结构中互相替代的灵活程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在发达国家并无很大差异；不能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具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当他们收入提高时，他们竟毫不考虑增加他们的“闲暇”；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制度上的特点，诸如它们特殊的社会结构，高利贷的、非正规的信用市场等，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相反，这些结构和体制可以促进效率，因为它们是具有理性的，对所处经济环境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具有经济的适应力。

第二，拉尔说，计划化论者认为新古典主义不能对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作出剖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持这种说法的理由是，新古典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对经济中可供选择的均衡状态进行比较，而均衡是观念中的状态，从而无助于了解实际经济的运行。拉尔反驳了上述说法，他认为，正是由于它只对不同的均衡状态进行比较而不注意两种均衡之间的调节过程，正是由于它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非刚性，新古典主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更为适合。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很少有“储备”可以依赖，从而会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通过价格的改变，迅速地作出反应。对比起来，在发达国家中，经济主体由于拥有相当大量的“储备”（或者采取过去储蓄的形式，或者采取福利国家给予的权利的形式），反而对经济情况的变化反应缓慢，迟迟不去调整应当调整的价格。因此，那些认为因市场价格出现刚性而要求修正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说法，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第三，在拉尔看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价格机制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把价格理顺”（get　the　prices　right）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从另一方面看，正确而合理地进行集中管理，是极其艰巨而十分复杂的工作，发展中国家的低效能使政府很难做好它。

作为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尖锐批评者的拉尔的上述论证，可以概括为两点：（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要依赖于市场－价格机制，而不要依赖于计划管理。（2）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