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市场机制缺陷的论证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以计划化的必要性为中心，突出国家干预的作用，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最初论证，以后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则不只限于在计划化的范围强调国家干预，而且进一步分析市场机制的缺陷。

罗森斯坦－罗丹说，按照新古典主义的理论，自由的、畅通无阻的市场机制将导致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在竞争条件和单位时间微小变化的假设之下，新古典主义者认为，供求机制的运行，通过若干阶段或若干均衡，将达到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和最优化。罗森斯坦－罗丹说，这是不可能的，价格机制最多只能在消费均衡上起作用，而不能在投资均衡上起重要的作用，从而不能导致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和最优化。相反，市场机制下的单个决策势必导致资本配置的非最优化。因为，单个投资者最大化的是自己的净边际产品，而不是社会的净边际产品，也不能充分开发外在经济效益。而行业的互补性是巨大的，它要求投资同时并举，而不是投资的自发巧合。其次，生产装备的生命周期是较长的，从而比起买者、卖者或生产者来，投资者的预见能力可能是较不充分的。单个投资者的风险也比全面投资规划的风险更大，错误的投资决策的代价很高，以资本损失为惩罚的受害者，不仅是投资者本身，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此外，由于投资的不可分性，增减投资引起的是较大的变化，而不是较小的变化。价格机制只在微小变化的假设条件下，发挥其微调的作用。

在罗森斯坦－罗丹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其他发展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作出了多方面的分析：

第一，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和18、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的情况毕竟有所不同，市场机制较难充分发挥作用，阻碍投入要素自由流动并不只是市场方面的原因。为了谋求经济发展，也不能只限于如何促进投入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应当有适当的宏观调节和计划安排。单纯依靠市场调节，企业和个人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就会与国家的长期利益相冲突，经济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浪费和重复建设现象。

第二，市场机制固然可以使生产者根据不同的产出需求配置各自的投入，却不能保证配置的总量恰恰等于投入的供给总量，出现这种情况时，市场的配置作用将受损害。因为此时的价格不能平衡供求，市场赖以决定资源配置的价格均衡机制已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如果投入的供给总量超过其需求总量，则一部分资源将得不到配置而闲置起来，市场－价格机制无法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具有多方面的不完全性。不完全性的一种表现是，众多的单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面临的信息的缺乏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对当地市场容量的大小、其他生产者的产量以及可以获得的产出（国内的和进口的）数量，每个生产者都无法确切知道。对产品及其替代品的质量和可以获得的数量，每个消费者也无法确切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都是以错误的信息为出发点的，因而必然导致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市场不完全性的另一种表现是缺乏有效率的竞争。缺乏有效率的竞争是发展中国家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情况，而在工业中由于规模经济限制了小厂的进入，更容易产生垄断。垄断性企业比起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产出低而价格高，从而既不利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又使财富从消费者向生产者转移。

第四，市场价格难以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因为有些成本和收益不出现在市场之中，而发生在市场之外。生产者只是按照市场情况计算其收益和成本，以谋求最大的利润，而非市场经济关系的存在使生产者的计算与社会的计算并不一致。生产者之间存在的非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现为外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或外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es）。当一个生产者无代价地分享了另一生产者所创造的经济成果时，他就得到了外在经济效益。例如，一个企业培训出来的工人离开原来企业而为另一个企业所雇佣，后一企业无异于不付出培训费而得到了一位熟练工人，前一企业为它提供了外在经济效益。不能获得专利权的基础研究成果，也会产生外在经济效益。当新的生产者进入公共资源（如渔区、森林等）的开发时，必将使这一资源开发的平均产量有所减少，平均成本有所提高，从而使原有的生产者受到外在经济负效益之害。非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市场决策不完善甚至失误，而这种不完善和失误只有依靠政府的计划管理和干预才能有所弥补。

第五，市场的自由发展，必然会出现投机，在商品的期货与现货之间营销买卖。投机显然具有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因为投机者可能对市场未来的变化作出错误的预测。尽管价格已高于未来价格，他们仍然大量购进，尽管价格已过低于未来价格，他们仍然大量卖出，以致引起市场的巨大的不正常波动，造成社会经济的损失。在外汇市场上，投机者的不稳定作用更大。

第六，在市场中，成本渐减的企业的价格和产量决定，往往背离最优化的原则。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企业的某种投入不可能断断续续地进行，而是在一开始就不得不把这种不可细分的投入一次性地投放生产。于是，这类企业具有一种特点：在达到相当大的生产规模之前，一直处于成本渐减的状态，而且由于市场容量的限制，生产规模一般被控制在成本渐减阶段之内。在微观经济学中，称这类企业为成本渐减企业。在成本渐减的情况下，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渐减，而边际成本下降的速度又快于平均成本下降的速度。此时，会出现一种矛盾：如果把价格定在和平均成本相等的水平，总收入固然可以抵付总成本，但价格却高于边际成本，这就意味着产量未达到最优规模；如果把价格定在和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则生产规模优化，消费者因价格下降而受益，但企业的总收入不足以抵付总成本，企业将蒙受损失。

第七，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建设基础设施，而市场机制的调节很难以较快的速度达到这一目标。因为，基础设施需要庞大的投资，由市场调节的一般投资者难以承担；基础设施的建设工期较长而其经济效益须经过较长时期之后才会产生，而市场调节的一般投资者难以接受；基础设施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在由市场调节机制下，一般投资者不可能向受益者索取报酬。如果只寄希望于市场机制，政府不从宏观考虑并作计划安排，基础设施是迟迟不能建成的。

第八，市场机制条件下，投资者往往担心风险过大而不愿或不敢对新的项目投资，企业因实力有限而不能扩大本来应该扩大的生产规模。如果投资者对风险估计过高，或者胆识不足，即使一种新的项目颇有前途，又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们也不会去投资。大幅度地扩大生产规模或建设较大生产规模的项目，需要庞大的资金，而企业要从市场引进大额资金，一般是有困难的。

第九，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发展的动态效果，幼稚工业的建立就是一例。这种工业在建立初期，一般生产率较低而成本较高，此时，需要关税保护或补贴。随着生产的发展，这种工业的生产率将逐步提高，其成本将逐步降低，此时，需要减少关税保护或补贴。显然，在幼稚工业的发展初期，其实际成本与市场价格往往背离，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去自然调节，这类工业就无法生存，也无法发展，于国计民生不利。

第十，国民经济中，有些产品（包括劳务）是不经过市场渠道的，不在市场中买卖的，但又与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类产品称为非市场产品或公共产品，例如公园、环境卫生、防洪设施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不能由市场机制来完成。

第十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的培育、形成和发展，有赖于政府的计划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生活在穷乡僻壤之间，他们贫困，缺少文化，未进入商品货币市场，即使开始进入，对市场信息也不很灵通，既不能从商品交易中得到较多利益，又不能积极地促进市场的发展，市场很难趋于完善，市场机制不易灵活运行。

第十二，市场即使比较完善，市场机制即使运行得比较灵活，国家目标的实现还是得不到保证。例如，普遍富裕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的奋斗目标，但市场机制带动下的经济增长，一般是少数企业和个人领先发展，只有在相当长的时期持续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利益才能渐渐地被广大人群领受，收入分配的差距才能渐渐缩小。但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减轻，是人民企望的目标，它的实现不能旷日持久。

上述种种论点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市场机制本身有其缺陷；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市场难以发挥其固有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多数的发展经济学家就持有这两个基本观点而主张实行计划化。联合国1965年举行的计划会议就明确地宣称：为了经济发展而尽可能好地利用稀缺资源，是计划化的主要任务。由于市场机制不能提供恰当的方针，如何使用合适的标准去选定项目就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劳动、资本和外汇等生产因素的市场价格，远远背离它们的社会机会成本，因而不能正确量度各个生产因素的相对丰歉程度。^[1]

1970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还就市场失误问题提出计划化必要性的理论说明：在工业扩展的过程中，政府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起着被动的作用。由于市场力量本身不能克服在发展中国家植根很深的结构刚性，计划化已经成为工业发展规划的主要而不可分离的部分。今天，实行某种程度的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已普遍地得到承认，计划化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更为可行并更为令人满意。其所以更为可行是因为需要考虑的变量数目较少，其所以更为令人满意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个人行为的自动协调机制运行得不如在发达国家那样好。计划化在发展中国家成为必要，尤其是因为市场不是一种足以使个人决策保证从社会选择和经济目标来衡量的经济成就最优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