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部门发展优先顺序

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体系和结构不够健全，突出表现在农业经济比重过大而且落后，工业基础薄弱而且生产方法陈旧，主要的产品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整个经济自给性很强，外贸比重很小，甚至有些国家根本没有外贸。这种情况决定了，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彻底改造旧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结构，全面发展工业、农业、外贸等各个部门。但发展中国家资源稀缺，技术与管理跟不上，市场的供求能力有限，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全面投资和发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选择某些部门优先发展，逐步确立发展国民经济体系。

一、优先发展工业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性和农业进步的作用，在本书第六章中已有所论述，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顺序，还需进一步分析。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大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因为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农业的地位相对不重要。其理由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证明，不发达国家必须首先工业化，才能从不发达过渡到发达，成为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工业化国家。工业生产率高，尤其是边际生产率高，而农业生产率，尤其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对较低，优先发展工业可提高社会边际生产率，并且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可以既扩大工业规模，又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总产出量。工业化静态和动态的递增收益、静态收益与生产单位的大小和规模有关，而这是工业部门的特征：动态收益包括技术进步、边干边学和生产的外在经济带来的递增收益，而农业缺乏静态和动态的递增收益，难以起到带动全局发展的作用。工业的发展可以扩大城市规模，促进城市化，较快地提高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而农业则不然，农业的发展需要有工业投入，因而只有工业优先发展了，才能保证为农业提供足够的机械、工具、化肥等投入，使农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外，工业部门的扩大可以吸收较大的就业，而农业中劳动力却相对过剩，等等。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辛格说：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及其经济史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一件事情引起另一件事情”的机制：一个工业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它的直接产品，甚至也不是它对其他工业和直接社会利益的影响，而是它对一般教育水平、技能、生活方式、创造性、习惯、技术存量和新需求产生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欠发达国家如此普遍地渴望发展制造工业的确切原因，即是说，它们为增加技术知识，城市教育，伴随城市文明的顺应力，以及直接的马歇尔外在经济等提供了增长点。无疑，在不同的环境下，商业、农业和种植园农业已证明能够成为增长点，但在我们的时代，制造业是一个没有其他部门能与之相比的最重要的增长点。

本书前几章已经证明，优先发展工业的观点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反映得十分明显、突出。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在论述“大推进”理论时，就明确提出了工业化发展战略。1950年，普雷维什、辛格提出中心－外围理论时，也倡导实行工业化。1953年，纳克斯提出应通过大规模投资的工业化来打破贫困恶性循环。1954年，刘易斯断言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变二元经济结构。1958年，赫尔希曼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变为工业具有较大联系效应，应优先发展工业。此外，库兹涅茨、钱纳里、斯特里顿等人也都强调过应当实行工业化，工业化成了经济发展的同义语。

（一）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

优先发展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还可分为优先发展一般工业（所有工业部门）的战略，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等。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战略是普雷维什和辛格于1945～1950年最早提出的。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国际经济并不是由众多同质的各国经济组成的，而是由中心部分和外围部分这两种非对称性经济组成的。造成中心－外围格局形成的原因除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外，主要是由技术发展在国际范围的传播及其成果分配，以及贸易条件决定的：中心国家经济发达，是技术发明、技术扩散国，其劳动生产率高，主要以制成品、资本品等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品出口为主，因而贸易条件有利；外围国家经济落后，是技术输入国，其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和出口主要以农产品、矿产品等需求低的产品为主，因而贸易不利。这种技术水平、经济实力、资源结构和资源利用方式、产品生产与出口差别巨大的不同经济体系，使中心国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外围国家处在不利的被动地位，在贸易条件不平等的条件下，产生了“中心剥削外围”的情况，加剧了中心与外围的贫富差别。与此同时，外围国家在“外向发展”（即主要发展农产品与初级产品出口，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品交换）模式中，技术发展传播到外围国家的速度远远慢于一些国家为全部劳动力提供就业所要求的速度，从而使技术传播及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出口国家，这就使外围国家大部分人民处在发展边缘，受益甚小，拉大了国内的社会结构差别和收入分配不均。这种双重后果，使外围国家长期处在不发达、贫困和受剥削的困境之中。为此，普雷维什放弃了他早年信奉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批判了外向发展模式。他指出：中心国家的技术主要输入到外围国家的原料出口及其有关部门，这同它们的需要是一致的，但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提高整个劳动生产率。从这个观点出发，外围国家的出口部分受到很大的制约，因为增加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受中心国家需求相对缓慢增长的限制，这是由于后者对原料的需求弹性很低和保护主义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建议外围国家采取一项新经济发展政策，并认为，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工业化。工业化在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部门中的劳动群众以及出口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中失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又指出：外围国家的生产成本很高，缺少相应的工业基础设施，主要条件特别不利，因而不宜强调全面发展工业，尤其不应强调制成品工业及其出口。由此他得出结论：应当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即发展国内急需的制成品和消费品来取代原来对这些商品的进口。他说：得到温和的、有选择的保护主义政策鼓励的进口替代，有助于改变外部制约发展的倾向，可以消除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促进提高有弹性的制成品生产的生产结构的改革。除此之外，普雷维什还提倡改善拉美国家之间的制成品出口（包括原料），制定有利于本地区或小区域的优惠规定，逐步使之成为一个共同市场。

普雷维什等人提出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主张同他们的工业化理论一起，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引起了许多发展经济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并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在一些国家付诸实践。1958年，赫尔希曼在论述联系效应理论时，认为进口替代工业的联系效应最大，因而也提出了优先进口替代工业的战略。之后，又有许多人提出了类似主张。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体现在费尔德曼于1928年为当时的苏联计划委员会制订的发展计划之中，又称“费尔德曼模式”。当时，苏联急于实现工业化，产生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与优先发展轻工业的争论。为了迅速恢复苏联经济，斯大林提出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理论，同费尔德曼模式基本思路一致，因而也有人合称之为费尔德曼－斯大林模式。

费尔德曼模式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是资本品工业中各种投资的函数，因此，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优先对资本品工业进行连续投资，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来为轻工业、农业等提供资本品。这意味着不仅要牺牲当前的消费，而且要削减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以取得较高的资本品工业投资。但是，高资本品工业投资虽然牺牲了短期的消费品工业增长能力，却获取了长期的高资本品生产能力和消费品生产能力；反之，低资本品工业投资或高消费品工业投资虽然使消费品工业在短期内增长较快，却相对降低了它们的长期增长率。所以，费尔德曼主张应优先投资和发展资本品工业，实行工业内部的不平衡增长。

当时苏联的实际投资和经济增长情况很接近费尔德曼模式。1928～1937年，苏联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由31%增加到63%，而轻工业所占比重却由68%下降到36%。同期，资本品工业的总投资达到13%的年增长率，而居民消费品工业的总投资只有0．8%的年增长率，消费在GNP中的比重由80%下降到53%。这种不平衡增长的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前苏联达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实现了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消费品工业严重萎缩，居民消费的平均水平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等问题。

前苏联的费尔德曼模式实践对不少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吸引力。1947年，尼赫鲁就任印度第一任总理后，任命统计学家马哈兰诺比斯（Mahalanobis，P．C．）为印度计划委员会主任。为了解决当时资本缺乏问题，马哈兰诺比斯运用费尔德曼－斯大林模式的原理，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1950／51～1955／56年，1955／56～1960／61年）。马哈兰诺比斯计划模式的中心是强调扩大对钢铁和资本品工业的投资，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解决资本品缺乏问题。这个计划还认为，只要资本品工业发展了，农业等其他产业也会从中受益，因为农用机械、化肥等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农业提供充足的投入，支持农业等产业的发展。

但是，马哈兰诺比斯计划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大阻力，主要是：第一，这种计划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性公共机构来实施，尤其是分配资金，但印度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缺少一个像当时苏联公有制经济那样的权威性国家机构，而印度的计划不像当时苏联的计划具有指令性，而只有指导性，因而对私人投资者没有约束力，难以真正实施计划。第二，要严格区分资本品工业和消费品工业是极其困难的。若要作区分，很可能忽略中间产品工业，而中间产品工业的比重与地位又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汽车工业，生产的小汽车是消费品，而生产的卡车是资本品，生产的汽车零配件却是中间产品，汽车工业应归于什么工业呢？由于这些原因，马哈兰诺比斯计划模式未能全面实施，而且大多数私人企业因为缺少利润引诱而对它不感兴趣，结果印度的投资模式实际上与马哈兰诺比斯模式大相径庭。而且，由于缺乏技术，管理跟不上，以及国内对资本品的需求不足，印度的两个五年计划实施很不成功，表现在重工业的投资率低于计划投资率，单位投资的产出（投资效率）低于计划指标，以及计划未正确考虑国内的人口、收入和需求弹性等因素，使资本品缺少充足的市场，并导致现有的资本品工业生产能力剩余和闲置。结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的GNP年增长率只有3．7%（计划年增长率为5．5%），20世纪60年代初只达到3．5%。资本品工业和农业的过慢增长导致国内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产生的食物和消费品稀缺，导致不得不增加食物和资本品的进口，从而引起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危机。为此，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印度政府被迫放弃马哈兰诺比斯的计划理论。

印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实施这种战略提供了经验教训：（1）只有国内对资本品存在充足的需求时，大量投资于重工业的战略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2）节制当前消费的不平衡投资模式的成功至少需要一整代人的时间。（3）走资本主义道路或存在着混合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这种大规模的发展计划的能力十分有限，因为这些国家的计划部门不具权威性，无力控制整个投资，因而很难获得成功。

（三）优先发展主导部门工业

1960年，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论》中提出了起飞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起飞理论和发展模式，这就是以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s）优先发展来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发展。罗斯托认为，任何阶段，即使在一个成熟合乎增长的经济中，前进的动力是靠少数主导部门迅速扩张而得以实现的。这些部门的扩张有巨大的外在经济和其他次级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起飞阶段的部门行为是增长进程的一种特殊形式，换句话说，增长是通过不同方式、不同主导部门不断重复起飞来完成的。经济部门可以分成以下三种形式：

（1）主要增长部门（primary　growth　sector）。在这些部门，最新发现有利可图的机会产生一个高增长率，并把这种扩张力量扩散到经济的其他部门。

（2）互补性增长部门（supplementary　growth　sector）。这些部门的迅速进步是对主要增长部门进步的直接反应，或是为了满足其需求而出现的。

（3）派生增长部门（derived－growth　sector）。这些部门的进步与实际总收入、人口、工业生产的增长或其他的一些变化变量保持稳定的关系。粮食产量与人口的关系、住房与组建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个次序中的典型的派生关系。

经济增长的历史已证实了主导部门的重要性和所起作用。例如，英国在产业革命时期建立了以纺织业为主的主导部门，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棉花种植、畜牧（如养牛）、纺织机械、动力（如蒸汽机）、服装、交通运输、出口等部门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在美、法、德、前苏联、加拿大等国，以铁路业为主的主导部门的发展，带动了这些国家的起飞。他还认为，主导部门是由几个重要的产业组成的主导部门体系，这个“主导部门体系”又是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更替的，它的更替和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导部门体系可能是水泥、木材、建筑、种植、采掘等产业，其次可能是纺织、服装、加工等轻工业，随后可能是机械制造、机床、电力、出口等工业，再后是汽车工业综合体系，最后是服务业、城建等生活质量部门综合体系。显然，对于起飞，不是只有一种主导部门序列，也不是只有唯一的部门能起关键作用。一个增长的社会必须考虑四个基本要点：

（1）对于为产出迅速增长打基础的部门生产的产品，必须有扩大的有效需求。

（2）必须把新的生产函数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引入这些部门。

（3）社会必须能够产生在这些关键部门发动起飞最初所需要的资本。

（4）主导部门必须是这样的部门，即它们的扩张和技术变革引起其他部门对增加生产能力的一系列要求，并诱导出新的生产函数的潜力。

罗斯托还指出，主导部门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要是：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这就要求一国的净投资率必须从5%左右提高到10%以上（即投资在国民生产净值中的比重占到10%以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鼓励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防止消费早熟，必要时就引进外资；要有充足的市场需求，来吸收主导部门的产出；要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拥有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为主导部门的发展提供组织、管理和人力条件，等等。

二、优先发展工业思想的转变与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理论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唯工业化”论初露苗头时，有的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农业的发展。^[1]此后，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落后的传统农业的制约，从而引起人们重新认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重新评价农业与工业关系，越来越重视农业的发展，连过去以强调工业化著称的刘易斯、纳克斯等人，也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承认农业的重要性，提出农业应与工业平衡增长的新主张。后来，由于舒尔茨等人关于农业问题的权威性著作发表，农业的重要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学者还纷纷提出一些迅速发展农业的计划与战略，强调工业和农业应协调发展。

农业地位的提高和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实施得不很理想，尤其是受到了农业的障碍；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意义：（1）农业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巨大帮助，对经济发展起着产品贡献（提供农业、原材料等）、要素贡献（提供工业投入要素，如劳动力、原材料等）、市场贡献（提供工业品销售市场）、外汇贡献（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或减少粮食进口节约外汇）的作用。（2）农业的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众多，粮食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增长问题等是最主要的当务之急，大力发展农业，可以解决农村人口乃至城市人口（包括转移人口）的粮食供给。通过农产品加工，农村教育，乡村服务设施等的发展，可以解决过剩农业劳动力就业，同时，也能提高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这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或一定程度）解决，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发展。（3）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也会提高。农业产出的增加和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农业人口的储蓄能力，增加储蓄，促进资本形成，有助于克服工业发展所遇到的资本稀缺等问题。（4）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农产品加工业和村镇小型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农村教育的普及，以及农村中乡镇的形成，有助于农业向农业工业化发展，使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变，从而改变不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如小城镇化）。（5）农业生产的提高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供求弹性，改善工农业和进出口的贸易条件，有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6）农业的发展可以推进农业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进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等。因此，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农业的地位与作用，并广泛推行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战略，逐渐认识到了优先发展某一部门思想的片面性，转而考虑一种综合性的、协调性的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实现均衡的发展。由于认识的转变，一些学者提出了工业与农业均衡增长战略，工业、农业、外贸均衡增长战略，国民经济各部门均衡增长战略，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工农业并举，综合发展的一揽子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