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发展战略或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发展战略这一问题，曾有一场论战。

一、平衡增长理论

持平衡增长论者是纳克斯和罗森斯坦‐罗丹。他们主张全面投资，平衡地发展各个经济部门。更确切地说，所谓平衡增长是指在整个工业或整个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按同一比率或不同比率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摆脱贫困落后状况，实现工业化或经济发展。

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虽然都是平衡增长的倡导者，但他们的论点并不完全相同。

（一）罗森斯坦－罗丹的理论

罗森斯坦－罗丹理论的要点如下：

1．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工业化。要实现工业化，主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在资本形成过程中，由于资本，特别是社会分摊资本的供给以及储蓄和市场的不可分性，小规模的、局部的投资是不可能启动停滞的经济的，必须实行“大推进”，即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进行大量投资，使各个工业部门都成长起来，才能产生相互依存，互为市场，消除储蓄缺口，克服不可分性的经济格局，实现工业的大发展。在他举的一个制鞋厂的例子中，他分析道，不仅要投资于制鞋厂，以扩大鞋子生产规模，而且要同时投资于服装厂、纺织厂、食品厂、钢铁厂等工业部门，使工业全面发展起来，互相创造需求，提供市场，最终使整个工业得到增长。

2．在全面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一些工业发展过快，产品过剩，在投资时要按同一投资率对各个工业部门投入资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工业部门之间发展协调，比例均衡，按同一增长速度发展起来，使产品的生产与需求趋于平衡。例如，如果制鞋厂生产规模过大，产出量超过本厂工人和其他厂工人的需要量，鞋子就会滞销，从而使鞋厂不得不减产，进而引起本厂职工收入及工厂利润的下降，又造成对其他厂产品需求的减少，以至影响整个工业的发展。因此，只有按同一投资率、同一增长率全面发展工业，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如罗森斯坦－罗丹所说，各个工业的互补关系使一切工业都成为基本的存在，各个工业都具有的外在经济要求现有资源应当均等地分配于一切工业，以实现投资的最优格局。

3．经济发展是工业化的同义语，一切投资理所当然地应全部投入工业，农业是相对不重要的。

由上述论点可以看出，罗森斯坦－罗丹从主张工业化着眼，重点考察资本稀缺对经济增长的障碍，强调资本供给和投资的不可分性，指出大推进式的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还规定“同比率”投资和“同比率”投资的条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制定一条严格的路线。因此，罗森斯坦－罗丹的理论被称为“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

（二）纳克斯的理论

纳克斯理论的要点如下：

1．1953年，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在本书第三章已作了介绍），并提出了摆脱贫穷恶性循环的途径——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投资，实行平衡增长战略。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穷是因为它穷，即收入太低，导致供给方面储蓄水平太低，需求方面市场容量太小，投资引诱不足，从而造成了贫困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量投资，纳克斯指出：如果将资本同时投资于广泛不同的行业，其结果是市场的全面扩大。在若干个互补性行业中使用更多更好工具的人们相互成为客户。从他们互为对方提供市场并且互相支持这个意义上看，大部分迎合大众消费的行业是互补的。归根结底，这种基本的互补性起源于人类欲望的多样性。平衡增长的论据是建立在对平衡饮食（balanced　diet）需要的基础上的。

2．纳克斯特别强调了市场容量狭小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大幅度扩大市场容量对经济迅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在一系列不同行业中同时进行资本投资才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相反，任何由单个企业家在任何一个特定行业大量地使用任何资本却可能因预先存在的市场限制而受挫，而在一系列不同行业中进行资本投资却使得各行业间能相互支持，能以更多的人均资本，更高的效率，为其他行业中的新企业的产品提供一个扩大的市场。因此，市场对单个投资刺激的障碍消除了，一般经济效率提高了，市场规模扩大了。纳克斯之所以选择平衡增长战略，是因为：其一，各部门平衡增长可以产生扩大市场规模形式的外在经济，进而导致递增收益。如果工、农、外贸等各个产业部门都同时扩大生产规模，可以互相利用便利的生产、销售条件，降低自己的和全社会的生产成本，从而不仅获得内在经济效益，而且可以获得外在经济效益，提高社会获益能力，从而使投资更加有效率，生产的收益更高，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其二，各部门的平衡增长可以帮助供给和需求保持平衡，使经济均衡而稳定地增长。纳克斯认为，平衡增长的理论依据来源于“萨伊定律”。他指出，萨伊定律虽然就任何一种工业能够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这个意义上说决不是正确的，但它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来说是正确的。如果许多不同的、精心选择的生产部门都同时进行生产的话，那么，全部供给将创造出它自己的需求。这样一来，各部门之间互相购买产品，可以避免多余的生产能力，并加强投资的引诱。其三，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求各部门同时得到发展。例如，当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必将刺激农民扩大其市场剩余，要满足这个购买力，必须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发展消费品工业，并使二者保持平衡；另外，农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品投入增加，这就要求资本品的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步发展，以同农业的发展保持平衡。

3．纳克斯注意平衡增长和国际专业化的关系。市场规模不仅是刺激资本利用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而且是国际贸易量的基本决定因素。从长期看，国际贸易量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和生产率水平。平衡增长作为扩大市场和通过资本投资刺激来激发更高生产率的一种手段，是贸易扩张的一个基本前提。纳克斯提醒人们，努力建立起为自己的市场而生产的工业部门，并不意味着向自给自足状态推进，实际上国际贸易对国内战线上的平衡增长不会有任何伤害。随着工业化的扩张，国际贸易已经穿越经济落后地区。平衡增长不仅是填满外围真空的一种方法，而且是国际贸易的坚实基础。

4．纳克斯主张同时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但他并不主张各部门都按同一比率发展，而是主张按不同的比率来投资和发展各部门的生产。那么，应当按照什么比率发展？怎样确定这个比率呢？他认为，应当以各部门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大小来确定不同的投资比率。价格与收入弹性大的部门理应投入比率较大的投资，因为价格与收入的弹性大意味着这个部门发展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中梗阻，但生产的扩张却有潜力，多投资于这些部门可以使其迅速发展起来，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解决中梗阻问题，达到该部门产品的供求均衡。而价格与收入弹性小的部门理应投入比率较小的投资，因为其发展已相对过快，以较小的速度发展它，有利于使它的发展与其他部门保持平衡或协调。

上述两种形式的平衡增长理论，尽管侧重点、条件和方法有所不同，但都强调大规模投资的重要性和全面发展经济的必要性。那么，如何实现平衡增长呢？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罗森斯坦－罗丹，还是纳克斯，都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由国家来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实行计划化的原因是因为市场机制无法迅速筹集到大量的资本，并按一定比例配置于各个部门。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不全，市场机制作用十分有限，因而通常的价格刺激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起作用，并且这些作用因经济中的不可分性和技术的不连续性而很难产生实际效应。另一方面，即使市场机制作用较大，要在短期内起到集中大量投资，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和配置资源，并使各部门同时全面发挥作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依靠宏观经济的计划化，才能担负平衡增长的重担。

平衡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指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路线，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这一理论强调了大规模投资的重要性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的必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寻找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合理而有效地安排投资项目，调整投资结构，迅速发展民族经济，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发展路径。

第二，平衡增长理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作用的局限性和实行宏观经济计划化的必然性。这些分析，对于人们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机制的特点和作用，采用适当的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化实施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但它毕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同时，正是由于过分依赖计划化，才引起了人们对培育商品市场，健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重视，并进而产生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新调节模式。

第三，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片面强调工业化，忽视其他部门发展的倾向，重新重视并强调了农业的作用和同时发展农业的必要性。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正确认识农业的作用，正确处理工、农、外贸等各部门的关系，制定出适宜的、合乎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第四，平衡增长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和对旧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否定。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各个国家应当按比较成本大小，要素丰裕程度，地理位置优越状况进行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并按照这个原则形成世界经济格局，实行世界范围的平衡增长。按照这个理论，发达国家应主要从事资本品生产和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应主要从事农业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生产应当保持一定比例，平衡地增长。在这种格局下，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显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永远摆脱不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永远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平衡增长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应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通过平衡增长克服中梗阻问题，全面地发展起各种经济部门和产品，使其在不依赖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实现发展，并改善贸易条件，使自己在国际贸易中取得较为平等和有利的地位，这无疑是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或否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平衡增长理论过分强调国内充分竞争市场的形成和各部门平衡增长与计划化的必要性，存在着一些缺陷或不足。

第一，某些概念含义模糊。有的学者指出，是什么“增长”？是“收入”、“人均收入”，还是“产出”或“经济福利”？无论是平衡增长，还是不平衡增长，都未对此明确界定，因而“增长”的提法是不够准确的。另一些学者指出，所谓“国内市场”，是指最终产品市场，还是中间产品市场？若只是指最终产品，那么，平衡增长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即只是为了强调最终产品市场的互补性和投资引诱的扩大。这样，平衡增长就可能成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二，平衡增长受到资源不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下的限制。赫尔希曼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稀缺，资本有限，因而平衡增长的计划难以实施，即使实施了，投资项目也难以建成或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率。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不是资本，而是企业家和管理能力，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资本规模大小，而是现有资源能不能得到合理而有效的配置。如果缺少企业家和较高水平的管理的配合，投入的资本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资源配置就会出现巨大浪费，所以平衡增长是不可取的。

第三，平衡增长过分依赖于计划化和国家干预。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国内市场中的平衡问题（如一个部门发展过快，其收入超过市场供给时，就会产生部门间的供求失衡），无力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分配资源，因此国家干预必不可少，而计划化则是国家干预的主要手段之一。但由于发展中国家计划人员与决策者素质不高，资料缺乏，信息不灵等等，计划的制定难免失误。一旦计划失误，大规模投资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国家干预过强，价格刺激会愈发不灵，市场体系更难以建立，而且国家干预下形成的经济效率不高，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第四，经济发展的实践未能为平衡增长理论提供充足的经验证明。斯特里顿以18世纪英国纺织业和钢铁业为例，证明了不平衡增长的成效，俄林（Ohlin，B．G．）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证明了不平衡增长的有效性。而休斯（Hughes，J．R．）却得出了西方国家都沿着平衡增长路线发展的结论。在这些实证分析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钱纳里和泰勒（Taylor，L．G．）的研究。他们考虑了收入水平、人口数量、资源条件等因素，并将国家分为低度初级的、正常的、高度初级的三类，结果发现这三类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无多大差别，因此他们认为：平衡增长以中期快速发展，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这些结论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却反映出平衡增长是缺乏经验性的，因而尚不能盲目搬用。

二、不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并被当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规律或模式而推广应用于经济计划决策中去。但与此同时，它也受到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其中主要的批评者是赫尔希曼（Hirschman，A．）。赫尔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着重从现有资源的稀缺和企业家的缺乏等方面，指出了平衡增长战略的不可行性。赫尔希曼进而认为，经济发展与其说取决于既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不如说取决于制定经济发展目标以充分利用隐蔽的、分散的和无效使用的资源和人力。这种观点促使他去探究各种诱导和运行机制，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一）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

不平衡增长理论并不否认大规模投资和互补活动扩张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它考察的中心问题不是分散于各部门的“全面投资”，而是如何集中投资于某些部门，使投资得到有效的利用。赫尔希曼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最初代表，他面临的问题是，假定一个国家的投资需要既定且有限时，如果存在着一系列投资项目，这些项目的总成本已超过了可得资源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投资项目，如何使投资项目的效率最高，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以及如何测量其贡献大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投资选择：替代选择（substitution　choice）和延迟选择（postponement　choice）。替代选择是关于应该选择投资项目A还是B的决策；延迟选择是关于应该排列投资项目A与B的次序的决策，即决定哪些项目应当在哪些项目之先的决策。赫尔希曼主要强调延迟选择及选择决定问题。他的基本思路是，优先次序必须建立在某一产业的进步对另一产业进步的效力的“比较评估”（comparative　appraisal）的基础上，并进而决定一个项目是否应该优先投资，其是否为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关键。在赫尔希曼看来，发展中国家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运用这些资源的手段和能力。因此他认为，投资项目序列中的偏好应当是引致决策最大化（maximizing　induced　decision　making），即能通过自身发展引致其他项目最快发展的投资项目。

赫尔希曼用一个关于社会分摊资本（简称“社会资本”或SC）和直接生产性活动（directly　productive　activities，DPA）之间关系的模型来说明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所谓社会分摊资本，是指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它的判定标准有三个：在某种意义上为许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由公共机构或受公共机构控制的私人机构向全国提供，不能进口。它的特点是不可分性和高资本－产出比。这意味着，SC的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慢且低，投资效率低而受益面广。所谓直接生产性活动，是指直接投资于工业、农业等产业部门中并能迅速见效，直接增加产出和收益的投资行为，特点是投资集中，周期短，收益快，投资效率高。在讨论社会资本对直接生产活动的关系时假定：第一，在某一限度内，投资在SC和DPA中的分配比例是可变的。第二，如果出现短缺，不可能通过进口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SC优先于DPA，称作超能力的发展（development　via　excess　capacity）；如果DPA优先于SC，称作短缺的发展（development　via　shortage）。这两种情况都会成为发展的诱因和压力。如果不能选择不平衡增长，应作何选择呢？可以用图8－1说明。

图8－1中纵轴代表DPA产品的总成本（投资），横轴代表SC的可利用性与成本（投资）。a、b、c三条曲线是既定的DPA的投资所获得最大产出的生产成本曲线，它是SC的函数，它表示DPA中较高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水平的DPA产出。曲线斜率为负，并凸向原点，因为社会资本的利用性越高，DPA的成本递减。但要维持任何水平的DPA，必须有一个最小量的SC。如当DPA为曲线a时，SC为OS₁。但随着SC的增加，SC对DPA的产出成本的影响越来越小。

现在假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是要DPA和SC使用资源量最小的条件下获得的DPA产出的增加，那么，在a、b、c上，两坐标系数和最小的点为DPA与SC最佳组合点。将各最佳组合点连接起来，得到一条OX线，OX线就代表DPA和SC的最有效扩张线或“平衡增长线”。但是，假如现有资源不足以保证DPA和SC的最小量平衡增长，应当将哪一个作为“延迟选择”呢？一种可能的顺序是AA1BB2C，此时，SC优先增长，称为超能力的发展。另一种可能的顺序是AB₁BC₁C，此时，DPA优先增长，称为短缺的发展。这两种顺序都能产生刺激和压力，最终选择哪种顺序，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家动机的相对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负责社会资本事务当局对于公共压力的反应。传统理论变为应当选择SC优先的扩张线，但赫尔希曼认为经由超能力的发展纯粹只是主观上的可能性，而追求平衡则更是危险，因为这样就没有刺激来引致投资或引致决策了。而另一方面，认为经由短缺的发展，却能刺激进一步的投资，产生最有效的投资结果，也就是能使引致决策实现最大化。因此，应当选择DPA优先SC。

DPA优先选择的含义是：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即暂时延迟对铁路、公路、通讯、电力、学校等基础设施（SC）方面的投资，集中资本用于直接生产性活动（DPA）部门，以尽快地获得投资效益，增加产出和收入，待直接生产性部门的生产发展起来并产生了较大收入后，再利用一部分收入投资于基础设施部门，带动其增长。在优先发展的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中，是否所有（DPA）部门都应当优先发展呢？赫尔希曼认为，不应全面发展DPA部门，而应当优先选择那些能产生最大引致投资的DPA部门，以其优先增长来带动其他部门增长。那么，怎样选择、按照什么标准选择引致投资最大的部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赫尔希曼提出了有名的“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s）理论。

（二）“联系效应”理论

赫尔希曼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哈罗德－多马模式进行了批评，认为经济增长不完全取决于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形成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使用现有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的能力。对他而言，经济发展就是致力于探究经济增长的各种诱导和运行机制。在把“引致决策”应用于经由“短缺的发展”和经由“超能力的发展”的选择中，推导出两个诱导机制：一个是投入供应、派生需求或后向联系效应；一个是前向联系效应。这样一种“联系效应”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所谓“联系效应”，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各产业部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是指一个产业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钢铁工业的后向联系是采矿业等。“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是指一个产业同吸收它的产出（购买其产品）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钢铁工业的前向联系是机械制造、汽车等工业。一般说来，一个产业的后向联系部门通常是农产品、初级产品、原材料、半成品或半成品加工品等生产部门，其前向联系部门，通常是制造品、最终产品等生产部门。但有些产业既是后向联系部门，又是前向联系部门，如机械制造工业，它既可以为钢铁工业提供机器设备等资本品投入而成为后向联系部门，也可以成为吸收钢铁工业产品如钢材的前向联系部门。因此，后向与前向联系的区分是相对而言，有一定条件的。

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可以借助里昂惕夫（Leontief，W．）投入－产出表中的矩阵来加以区分和表述。表8－1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将各种产业部门明确地分为后向联系（投入）部门和前向联系（产出）部门。根据投入－产出表，就可以按照总联系效应（效应的强度），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排序。赫尔希曼指出，有效的发展战略便是鼓励那些具有最大总联系效应的活动。前向联系的总联系效应一般以一个行业诱导出的新行业的净产出来测度。如果行业W的建立通过联系效应能够导致n个其他行业的建立，其净产出等于x_i（i＝1，2，．．．，n）；如果每一个行业作为行业W建立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的概率p_i（i＝1，2，．．．，n），那么，行业W的总联系效应为∑x_ip_i。后向联系的总联系效应计算大致如下：设行业W每年需要的投入品为y₁，y₂，．．．，y_n，又设生产这些投入品的厂商的最小经济规模（按年生产能力）为a₁，a₂，．．．，a_n，那么，行业W的建立导致生产投入品的行业产生的刺激强度或概率等于y项对a项之比。

在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联系效应很微弱。一般而言，农业，尤其是生存农业缺乏联系效应，初级产品生产都没有很大的后向联系，而前向联系在农矿部门也是薄弱的，反映在投入－产出表中，就是表中的许多填写产业部门的方格是空白的。如何使联系效应最大化？由于工业国的联系效应发挥得最充分，可以依靠对它们的联系效应的考察发现在发展计划中应予重视的部门。钱纳里和渡部经彦对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不同行业的依存度的考察得出了有意义的数值（见表8－1）。

表8－1　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经济部门相互依存的平均程度

注　　释：①行业间购买占总产量的比重（%）。

②行业间销售占总产量的比重（%）。

赫尔希曼认为，凡是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不论是后向联系还是前向联系，都能够通过这个产业的扩张而产生引致投资。引致投资不仅能促进前向、后向联系部门的发展，它反过来还可以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从而使整个产业部门都得到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引致投资不仅可以为企业家提供获取新利润的机会，使私人投资和生产迅速发展，而且可以对政府产生压力，促使政府为实现“引致决策最大化”而采取行动。比如，私人投资者决定在一个没有适当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新工人的住房等）的地方投资生产时，由于一个投资项目有较大的联系效应，因而这个项目会迫使政府出资修建房屋和道路，以使这个项目能顺利产生效益。据此，赫尔希曼认为，根据上述原则，一个国家在选择适当的投资项目优先发展时，应当选择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而在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中，又应当选择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优先发展，这就是产业部门发展优先次序选择的技术标准，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

（三）“联系效应”与进口替代工业

一般而言，产业部门发展的优先次序当以联系效应的大小为标准，但据赫尔希曼的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之间联系效应很微弱，这种情况是由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决定的，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尤其是加工业还是具有较大联系效应的。因此，即使是在各经济部门联系效应较小（相对而言）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选择某些联系效应相对较大的部门优先发展，并通过这种不平衡发展来促进其他部门的成长。具体说来，某些工业部门联系效应较大，因而可以优先发展，集中力量投资，由此可见，联系效应是与工业化有紧密联系的。

应当优先发展什么工业呢？赫尔希曼认为，应当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主要缺乏后向联系，即缺乏某些本国不能生产的资本品（机器、设备等）和原材料、半成品（如某些元器件）等投入。至于其前向联系，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和人民对制造品、消费品有较大需求量，市场潜力很大，因而不成问题。由于国内工业投入稀缺，发展工业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甚至制成消费品等投入要素，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又缺乏，因而工业投入的稀缺成为工业化的约束条件，形成主要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赫尔希曼主张重点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他认为，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工业投入的来源，减少进口，节约外汇，为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且进口替代工业本身具有较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因而可以在尽量减少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前提下，多使用本国原材料等投入，生产出国内工业发展急需，人民生活必需的产品。当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可以逐步由以生产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向以生产资本品为主，进而完全取代工业投入的进口，独立地发展起民族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化。赫尔希曼还认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对国内企业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可以使国内的企业家通过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获得较高利润。这样，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引致投资，实现“引致决策”最大化。所以，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优先投资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都是最佳的选择。

（四）不平衡增长与平衡增长的关系

赫尔希曼理论的核心是要说明经济发展初期实行不平衡增长的必要性和意义，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一条不同于平衡增长的路线。从表面上看，不平衡增长是针对平衡增长提出来的，两者水火不相容。但赫尔希曼却认为，这两者固然互相对立，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考虑问题的；不平衡增长是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的初期，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化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如工业投入缺乏）问题，并通过它们的发展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时，从工业化和快速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需要作一定的协调，使其保持一定的均衡，因而平衡增长就成为必然。所以，赫尔希曼指出：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引起平衡增长可能性的正是过去不平衡增长的经历。由此可见，赫尔希曼强调不平衡增长，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增长，只不过平衡增长是目标，不平衡增长是手段。关于这一点，斯特里顿、辛格（Singer，H．）等人也持相同看法。斯特里顿认为：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之间的选择是根据各种不同长度时期内的平衡之间进行的选择；而辛格则明确指出：从不平衡开始时，为了接近平衡就需要有进一步的不平衡，所以，不平衡与平衡之间主要是时间长短的区分。

关于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关系，吉利斯、帕金斯等人在赫尔希曼等人论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分析。他们认为，由联系效应大小决定的“绝对的”不平衡增长将产生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将迫使一国在经济发展中退回到平衡增长的路线上去。因此，发展规划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发展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发展，这是发展计划制定的一种选择。他们还认为，虚线（dashed line）的发展路线呈现为一条曲线，稳定的平衡发展路线（steady　balanced　path）则呈现为一条直线且较短，但在一定条件下，遵循虚线的发展路线有可能比稳定的平衡发展路线更快地达到某一点。然而，无论是曲线发展，还是直线发展，二者虽路线不同，却完全有可能殊途同归（见图8－2）。

由图8－2可知，无论是按照平衡增长线同时平衡地发展A、B两个部门，还是按照不平衡增长线先发展A部门，后发展B部门，都可以达到A、B两个部门产出的最大点，如X点。而在X点上，A、B两部门的产出是平衡增长的，表明不平衡增长线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不平衡增长之后，仍然达到了平衡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相对于平衡增长而言，也许不平衡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这是因为：

第一，不平衡增长论强调了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说明了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资源应合理配置这一重大课题，这是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现状的，可以说是抓住了经济发展初期各种问题的关键。因此，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若能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克服资本、要素投入等资源约束的中梗阻，培育大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合理而有效地配置现有资源，提高投资效率，就有可能找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第二，不平衡增长既强调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平衡增长论以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作用极其有限为依据，过分依赖国家干预和计划化，这是很片面的，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某种危害性（如计划失误的后果）。不平衡增长也要求实行国家干预和经济计划，但更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它提出应以产品的需求弹性大小、联系效应大小来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强调引致投资的作用，提倡利用丰厚的利润（如进口替代工业）来吸引企业家投资，等等。这些主张对于逐步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健全市场机制，培养市场经济观念，学会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不平衡增长论所说的计划，实质上是建立在市场调节基础上的计划，它的实施，对于发展中国家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利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结合来调节经济活动，是很具现实意义的。

第三，不平衡增长论提出的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战略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人们从总体上和局部上认识一国的经济现状与特点，对于私人投资者和计划工作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和有效的工具。

第四，不平衡增长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或新的思路，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它是否可行，而在于它大大启发了人们的思路，说明了经济发展的道路、战略决策不只是一种，而是有多种，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或战略。

当然，也应看到，不平衡增长论本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它低估了产业部门间不平衡增长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某些资源的进一步稀缺、产业间不平衡差距过大形成经济总体发展不协调或结构严重失衡。资源稀缺可能会产生垄断，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了其市场残缺不全，价格刺激反应不够灵敏等问题。严重的是，不平衡增长可能是通货膨胀的源头：第一，如果实行价格控制，就会抑制生产，短缺部门的供给可能更坏；第二，由于在非瓶颈部门产生了闲置资源，总需求的收缩会造成浪费；第三，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可能必须使货币贬值，但这提高了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这本身就是通货膨胀。还有的学者用实证材料证实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部门不健全，各部门自给性很强，因而产业部门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甚至很多部门自成体系，没有联系效应，这就为优先发展部门的选择增加了困难。休斯等人还根据史料分析，认为很少有哪个国家能提供不平衡增长成功的例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