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技术选择、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

发达国家经济知识化、信息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工业化、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股潮流。这两股发展潮流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不仅使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发展态势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给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更为艰巨的任务，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

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进步战略，首先必须进行技术选择和制度创新。技术选择是依据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依据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技术和知识的发展规律，选择合适而有效的技术进步路径；制度创新则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提供制度前提和动力。

一、技术选择与比较优势

经济发展史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不低，但经济效率很差，增长主要是靠投入要素的增加，特别是资本的增加来取得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状况与技术手段的正确选择无不有很大的关系。技术的选择还不仅是单纯的经济效率问题。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如果技术的选择又不恰当，则将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城乡失业的扩大，区域不平衡的恶化，自然资源的迅速衰竭等。因此，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展状况选择适当的技术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经济学家们通常假设，为生产任一既定的产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更多的资本、更少的劳动，更多的劳动、更少的土地等等。每一组合方式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生产工艺或技术。为使产量最大或成本最小，生产者将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予以选择。若劳动投入的价格较低，则偏向于选择较多的劳动与较少的资本间的组合，或者土地的价格较低，则选择较少劳动与较多土地要素间的组合。因此，技术选择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根据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或比较优势，选择最优的要素投入比例。

设某个行业或厂商仅有两种技术手段可供选择，技术Ⅰ和技术Ⅱ。对于每一既定的产量水平，技术Ⅰ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量，技术Ⅱ则需要较多的劳动投入量，则技术的选择过程可由图7－5来说明。

图7－5　技术选择

图7－5中，横轴代表劳动的投入量，纵轴代表资本的投入量，曲线QQ′表示不同的资本与劳动组合下的相同产量，斜线KL或K′L′表示劳动要素价格与资本要素价格之比，或称价格比例曲线。可以看出，实际上只有两种组合可供选择，即点C与点D。因此，射线Ⅰ与Ⅱ代表仅有的两种技术手段。若不计成本，两种技术手段是无差异的，其选择取决于生产者的主观偏好或其他非经济因素。但生产要素是稀缺的，技术的选择需要根据要素间的相对稀缺程度来决定，在市场经济里，则需要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来决定。如果劳动要素相对充裕，其价格较为便宜，应选择技术Ⅱ，在价格线K′L′与QQ′曲线的切点D生产；反之，若劳动要素匮乏，价格线位移为KL，则应选择技术Ⅰ，在切点C生产。

技术的选择原则就是最优化的生产决策。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中，技术的产生和选择将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寻求产量最大、成本最小的必然结果。早期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按照要素的相对条件来选择技术的过程。美国自然资源丰富，技术选择自然以资源耗费、劳动节约为特点。日本资本稀缺，劳动力相对充裕，当纺织机械落后于英法时，就通过更多地投入劳动以弥补机器设备的不足。

在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相对充裕，资本严重不足，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它们应趋向于选择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然而，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上述趋向并不明显，对于同一产品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看来并无重大的差异。在第二节的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中，发展中国家的高资本积累以及很低的生产效率，也部分说明了其技术选择的偏向及其后果。对于这种情况，发展经济学家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种种解释。其要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供选择的要素组合方式越来越少，并且每一技术进步都意味着更为密集的资本投入，它使得原有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变得无利可图。

第二，要素的市场价格并不反映各自的相对稀缺或丰裕。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够完善，制度的、结构的因素往往使工资率难以下降，而资本则在人为的补贴下变得相对便宜。

第三，劳动密集型技术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而初期的资本密集型生产则可用一般熟练的工人代替。发展中国家比较丰裕的是熟练工人而不是技术工人，后者需要更多的教育投资和技能训练。

第四，发展中国家缺乏自身的技术开发能力，机器制造业很不发达，它们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引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和资本品。另外，示范效应和跟进效应也促使发展中国家引进一代又一代西方的先进工艺和产品，发展现代工业部门。

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还是劳动密集型技术，这在技术选择中称为资本的密度问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资本密度较低、劳动密度较大的生产技术或工艺，也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在很多场合下，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更为合理。例如，赫希曼运用“适用范围”的概念证明，哥伦比亚的飞机运输要比公路更为优越，尽管前者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随着讨论的深入，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资本密度的本身并不能成为技术选择的标志，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因时因地选择或开发适用的技术。因此，他们提出了“适用技术”的概念来总括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选择问题。

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适用技术决非落后技术的同义语，它包括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整个技术范围，并且即使是适用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也并不意味着技术水平的落后，它往往需要科学技术更高水平的发展，如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就利用了现代的生物工程技术。

二、技术选择与就业

技术的选择除了影响生产效率外，还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尚待转移，如果经济增长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动需求，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现象就不能从根本上予以消除。若加上经济增长中偏向于较多地使用资本，以机器代替劳力，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现象将更趋恶化，从而引起种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工业化的进程，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往往需要提高每个劳动的资本装备量，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资本密集型技术也是唯一可行的技术手段。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人为地压低资本的价格，以鼓励资本品的形成。为了协调技术选择与失业可能发生的冲突，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如何规定资本的价格应考虑到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替代弹性的差异。

在经济学里，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是指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对其价格比例变动的反应程度。一般而言，替代弹性总是专指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关系，其定义为

式中，σ代表替代弹性，K、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要素，ω、r则分别为劳动和资本要素的价格。如果价格比ω／r上升，要素比K／L也将上升，因为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可以理解按此定义的替代弹性恒为正值，其变动范围在零到无穷大之间。

当政府以利率、税收等补贴方式鼓励企业扩大资本投入时，替代弹性的大小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替代弹性越大，规定价格对失业的影响也就越大，资本相对价格较小比率的下降将导致资本对劳动较大比率的替代；反过来也可以说，替代弹性较小，规定价格对就业的作用也就越小，资本相对价格较大比率的上升，只能导致劳动对资本较小比率的替代。其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对于替代弹性较小的行业或部门，补贴政策仅影响要素投入的成本，对要素间的配合比例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失业不会增加；对于替代弹性较大的部门，规定价格将在增加资本费用的同时更多地增加就业量。

替代弹性的大小取决于生产中使用的技术手段，取决于是否可以任意改变，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劳动和资本的配合比例。替代弹性的几种典型情况可由图7－6说明。

图7－6中，横轴与纵轴分别代表劳动与资本，KL代表劳动与资本的价格比，OE代表资本投入量与劳动投入量之比，曲线Q为等产量曲线。替代弹性的大小取决于等产量曲线的平滑程度。图7－6（a）中，劳动与资本不仅可以连续替代，对价格比变动的反应也极其强烈，如价格比KL较小地变动到K′L′，资本－劳动比OE则较多地变动到OE′。在图7－6（b）中，只有一种可供选择的技术手段，不管价格比如何变动，资本－劳动比都不可能发生变动，替代弹性为零。图7－6（c）代表了现代工业生产的大部分情况，可供选择的技术手段不是一个，但也不是无限多个，往往只有几个或几十个，并且每一种技术手段的替代，都需要资本－劳动比较大程度的调整。因此，价格比较小程度的变动，替代弹性为零，如价格比由KL变动到K′L′；但若价格比变动到一定的程度，替代弹性则可能会很大，如价格比线旋转到K″L″的位置。

图7－6　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Schumacher，E．F．）在其1973年出版的《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正是从技术选择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角度，提出中间技术论的。该理论指出，在发展中国家，80%～9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里。农村地区存在着公开的与隐蔽的失业，大批的人没有工作或者只是间断地工作。于是，他们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寻找某种出路，因为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似乎比在农村要大些。农村失业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这样，农村失业就变成城市失业。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农村和小城镇创立几百万个新的工作场所。

舒马赫认为，由于现代工业是在资金充裕、劳动力短缺的社会兴起的，因而不可能适合资金短缺、劳动力充足的发展中国家。他指出，如果根据每个工作场所的设备费用来确定技术水平，就可以象征性地把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称为一英镑技术，把发达国家的技术称为一千英镑技术。在他看来，如果把一千英镑技术引进并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会扼杀一英镑技术，其摧毁传统工作场所的速度要比建立现代化工作场所的速度快得多，从而使穷人陷入比以前更无助、更绝望的境地。因此，技术选择不能选择那些最新的技术。最新技术固然是最好的，但可惜这种技术不适合穷国的具体国情，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如果要给最需要帮助的人以有效的帮助，就应该选择一种介乎一英镑技术与一千英镑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中间技术也可以象征地称之为一百英镑技术。

舒马赫主张，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要立足于中间技术，中间技术最终将是“劳动密集”的，适合小型企业。这种中间技术与本地技术相比，生产率高得多；与现代工业资本高度密集的高级技术相比，又便宜得多，也易于掌握。选择和采用中间技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大量的工作场所，从而解决或缓解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失业问题。

三、技术选择与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进步发展战略时，其技术选择不仅要充分注意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和面临的就业压力，而且还要遵循技术进步的规律，充分利用其后发优势，力争成功地跨越那些可以跨越的技术发展阶段。这样，才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1985年，索特（Soete，L．）首先提出了“蛙跳”（leapfrogging）发展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帕雷兹（Perez，C．）和索特于1988年又进一步分析指出，在一些产业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蛙跳发展的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1993年，布雷兹斯（Brezis，E．）、克鲁格曼（Krugman，P．）和齐丹（Tsiddon，D．）建立了国际竞争的“蛙跳”模型。这些理论和模型都认为，发达与不发达、先进与后进并非一成不变，发展中国家如果把握好后发优势，进行正确的技术选择，完全有可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

索特和帕雷兹的“蛙跳”理论着重于产业技术发展机会的选择分析。他们指出，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经常存在新的技术发展机会。若把一些产业技术的发展变化用发展轨道来描述，人们就能够看到，某一条技术轨道在其延伸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许多新技术轨道。新轨道出现的机会可能来自本产业的重大技术突破，其他行业的重大技术突破，消费观念及需求结构的改变，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等方面。此时，产业技术的发展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沿旧轨道继续前行，二是转入一条全新的轨道。

每一条新轨道都是进入产业竞争的高起点，都构成产业技术“蛙跳”发展的机会窗口。这是因为：第一，在新轨道上，所有企业都没有什么知识和技术积累，基本上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第二，在新轨道上，所需投资一般并不多，进入壁垒的门槛较低。第三，在新轨道上，新企业往往能轻装上阵，而老企业则会因沉没成本等形成巨大的惯性，不易实现由旧轨道向新轨道的转换。所以，在新轨道上创新的企业常是某产业的外来户，且常是些小企业。在打字机领域，将电引入这一产业的不是该领域的大公司，而是IBM；而当计算机进入文件处理业务时，创新不是来自当时的霸主IBM，而是来自王安公司、苹果公司等。

根据“蛙跳”理论，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旧一代技术上投资小，一旦这些国家具备适当的技能和基础设施（吸引能力），它们就有可能在新一代技术发展的早期，在进入障碍较少时，进入该新产业，并取得“蛙跳”发展。比如，数字技术要比模拟技术更便宜，更有可适应性，功能更强，且数字技术对模拟技术的依赖性较低，新进入厂商没有必要先搞模拟技术，再搞数字技术，而可实现“蛙跳”发展。这就是说，正确的技术选择，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的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技术选择时，也应该注意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性，即“打字机键盘效应”。现有的打字机和计算机键盘不是根据科学规律而设计的，但一旦人们习惯使用，就成了一种标准设计，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它，许多产业的发展，如集成电路的发展便是如此。最早进入这一产业先开始做64位的计算机记忆芯片的企业就有做4兆位和16兆位的优势。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某一技术发展早期的选择，有可能影响以后的发展进程。

四、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

技术是重要的，但是，“制度至关重要”（North，D．，1994）。没有一定的制度前提，没有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变迁，科学技术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当然也就不存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最强劲的动力。美国学者萨克森尼安（Saxenian，A．）在1994年出版的《地区优势：128公路地区与硅谷》一书中，对美国这两个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的差异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落后，科技基础薄弱，市场力量弱小，其技术进步更需要政府的制度创新来支撑。比较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可以看出，制度及其创新与变迁决定着技术进步的经济绩效。

制度创新必须在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等各个环节，构造推动技术发展，促进技术进步的运作机制。

（一）激励机制

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不完全是一种市场现象。知识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使用权的完全可扩散性，收益权的不可排他性和价值的不可估价性，作为公共品和免费品的知识更是不能给其所有人带来任何经济利益。技术创新也带有公共品性质，其典型特征是初始生产的固定成本庞大，复制和分销的边际成本很低，非排他性的所有权十分普遍。因此，即使是竞争性市场，都难以把资源配置到具有这类性质的活动中去。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使得对这类活动的私人供给不充分，只有当现行制度安排能有效地将这些外部性内在化，使知识与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趋于一致时，对知识、技术的投资才能达到社会最优水平，而这又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其一，资助安排，即以公共融通的资金对由竞争产生的项目予以奖励或研究资助，并对其他从事科学研究与发明的私人和组织予以补贴，鼓励私人公开他们的研究发现和技术成果。其二，协约安排，即政府直接参与研究开发及技术创新活动，必要时与私人部门签订协约，以保证技术创新的供给不必被课以太高的价格。其三，产权安排，即从法律上界定知识产权并保证其运作，同时营造出一个市场运行环境，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允许创新企业保留垄断地位，使创新者能够从使用其成果的其他人那里收取费用，弥补其创新成本。

（二）扩散机制

一般而言，在知识技术的扩散中，使用者要承担至少三项成本，即评价技术信息以确保其真实有效的成本，获取体现着新知识新技术的专门化的材料和设备的成本，以及获取专门化设施、辅助产品和劳务以确保技术运行的成本。这三类成本都具有随着技术扩散范围的扩大而下降的特点。然而，旨在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而对知识产权施加的有力保护，却可能提高人们获得被保护的新技术的成本，限制技术扩散的范围。为此，政府在积累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协调好技术扩散的组织体系，包括建立专门的技术市场，协调企业间的契约安排，促进大公司的各部门间有管理的技术转移等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知识与技术扩散中的吸收和模仿机制。知识与技术的扩散不仅仅是一个水平扩展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垂直的知识深化与技术改进的过程。只有当每个企业通过模仿、逆向技术工程等形式把接受的新技术化为己有时，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技术实力才会提高。为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进行资助和补贴，而且要对企业内部的应用性研究、开发性研究活动和技术改造活动提供减免税或补贴等优惠，以降低企业的模仿成本。尽管政府的各种补贴可能会强化创新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降低技术扩散的初始速度，但就长期而言，这些补贴会更广泛地扩散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提高知识与技术扩散的最终规模。

（三）风险机制

对知识、技术的投资是高风险的投资，将新知识新技术融入现实生产中更是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在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与扩散过程中规避和防范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需要运用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促进风险投资，支持高技术的产业化。这包括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培养具有经营、金融、企业管理、科研、技术等方面知识且具有预测、处理和承受风险的能力的人才；通过资金注入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优惠信贷政策，风险补偿政策等提高风险投资的回报率，把更多社会资金吸引到高技术产业中来；加快对产权、股票等市场的培育，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为高技术产业融通资金，分散风险。

风险不仅存在于技术创新过程中，而且也存在于技术扩散过程中。在技术市场不健全，相应的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技术扩散中的风险更大。技术水平越高，技术知识的专业化和个性化程度越高，其中的隐含技术知识也越丰富。隐含知识原则上也是可以交易和分享的，但途径往往十分狭窄，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道德风险。因此，政府需要制定更明晰可操作的法律来规范知识与技术的交易，有组织地进行示范会、博览会、个人引介、专家咨询、技术交流等活动，以便使隐含的技术知识为技术接受者所接受，降低知识与技术在扩散、应用过程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