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有两个根本途径或方式：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前者被称为粗放型或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后者则为集约型或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进步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一、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他们把资本积累或资本形成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经济发展理论具有明显的“唯资本论”倾向。这种倾向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便是哈罗德－多马模型。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R．）为了解决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稳定性问题，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理论模型认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给定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经济体的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产出将趋于长期均衡点，而一旦达到长期均衡点，更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就会停止，因而人均收入增长也会停止，也即经济停止增长。若提高储蓄率，虽然能使长期均衡收入提高，并且在经济体迈向新的长期均衡点的运行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增加；然而，一旦达到新的均衡点，增长又会停止下来，要想再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除非更进一步地提高储蓄率。

但是，储蓄率是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的。因此，仅仅依靠资本投入而无技术进步，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受资源稀缺的约束而停滞下来，而且市场竞争也必将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地失去活力。

没有技术进步的世界，是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在既定的技术条件和知识水平下，人们能发现的投资机会总是有限的。或者说，可投资项目集合的边界，在既定的技术知识条件下是不会扩大的。投资总是从可投资项目集合中最有利的项目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利的投资项目将不断减少，投资的收益也会相应下降，因而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当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时，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总产出会相对减少，从而导致资本的平均效率即资本的生产率Y／（）K递减。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的“规模收益”递减。

在规模收益递减时，在劳动、土地和技术知识等不变的绝对的情况下，不断增加的投资最终会用完所有的投资机会，自此之后的投资将不会再增加经济产出的总量，因而经济增长将会停止。

然而，在事实上，20世纪以来，投资机会并没有因投资的增加而减少或用尽，可投资项目集合的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扩大的，经济增长并不像收益递减理论指出的那样处于停滞，正好相反，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趋势。当代经济学家把这种持续的经济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

虽然经济学家们对技术进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在解释技术进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观点却不尽相同。

图7－4　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

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外移，而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增加投资只能使资本的边际收益沿边际收益曲线下降。如图7－4，图中横轴K代表资本存量，纵轴r代表资本的边际收益，MEC是在确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在没有技术进步时，增加资本会使边际收益沿曲线MEC₁向下移动，边际收益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递减。如果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存在技术进步，则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向外移动，即从MEC₁移到MEC₂和MEC₃，因而与资本存量K₁、K₂、K₃相应的资本的边际收益为r₁、r₂、r₃，具有递增的特点。这说明与技术进步相对应的资本边际收益曲线MEC＊不再有下降的趋势，而是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

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由经济体系中内在的力量决定的，这种内生的技术进步能够产生“收益递增”。在新增长理论中，关于技术进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大致有知识积累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和分工演进模型等不同的分析思路。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已对新增长理论作过介绍，这里不再复述。

二、技术进步贡献的衡量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通过生产率来衡量。生产率是指产出与投入要素之比或投入要素的单位产出。通常使用的生产率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等。这种按单个要素计算的生产率称为单要素生产率。20世纪50年代以前，单要素生产率既是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指标，也是衡量技术进步的主要尺度，特别是劳动要素生产率，在实践中使用得最多。单要素生产率衡量指标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既包含了非技术进步的因素，也包含了重复计算的过程：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依赖于资本的数量，资本生产率的高低又要依赖于劳动要素的数量等等。

用劳动生产率或其他单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及其贡献，不仅不能真实地反映技术进步状况，而且还特别容易导致粗放地扩大再生产，忽略经济效益。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们根据生产函数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技术进步的衡量才获得重大的进展。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最基本的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即总产出量与全部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计算是以生产函数理论为基础的。

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出量是各种投入量的函数。从企业或部门看，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和从其他企业购进的中间产品；从全国经济看，由于企业间的购进、售出互相冲消，再加上土地要素相对稳定，投入要素简化为资本和劳动，因而其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Y＝f（K，L）

其较常用的特殊形式可表示为

　　　　　　　　　　　　　　　　　　　　　　　　　Y＝K^αL^β

式中，Y，K，L分别代表产出量、资本量和劳动投入量，α和β分别为常数因子。此式称为不含技术进步因子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了衡量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上式需要转化为增长率的形式

这就是说，若不计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产出增长率ΔY／Y等于资本增长率ΔK／K与劳动增长率ΔL／L分别按α、β加权平均之和。如果劳动量与资本量分别按1%和5%的速度增长，产出Y增长多少要看权数α与β的大小。如果α与β分别等于0．25和0．75，那么产出Y将按2%的速度增长（2%＝0．25×5%＋0．75×1%）。

可以看出权数α与β所赋予的经济含义。α表明，如果资本量每增加1%，产出量将相应增加的数量，如0．25%；β则表明，劳动量每增加1%，产出量将应增加的数量，如0．75%。在经济学里，这种关系称为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即α与β分别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此，资本产出弹性α乘以资本增长率加上劳动产出弹性β乘以劳动增长率，应等于因资本和劳动的增长所导致的总产出的增长。

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不包括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就可以解释和说明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例如，1960年到1987年，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3%，同期，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3%和2．2%，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很低，分别为0．38和0．42，代入上式得

　　　　　　　　　　　　ΔY／Y≈0．38×6．3%＋0．42×2．2%

　　　　　　　　　　　　　　　≈2．4%＋0．9%

　　　　　　　　　　　　　　　≈3．3%

这说明，单纯的投入要素的增长足以说明非洲国家1960年到1987年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通过单纯的投入要素的扩大而产生的。其中，资本的增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73%（≈2．4／3．3），而劳动的贡献份额仅为27%，这是典型的资本投入的增长类型。

在另一些情况下，不包括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则不能说明经济的增长，实际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按投入要素的增长所计算出来的增长率，这就要求引进新的变量来概括各种非投入的经济增长因素。1957年，索洛在生产函数中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并试图将产出增长中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部分与投入要素增长引起的部分区别开来。在作出哈罗德中性技术变化的假定之后，索洛给出一个总量生产函数

Y＝AK^αL^β

式中，A就是被肯德里克（Kendrick，J．W．）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因子，它是促使生产函数变动的力量。由上式可以得出产出增长方程

于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ΔA／A则为

例如，1960年到1973年，非洲国家的资本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3%，劳动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不变，仍然分别为0．38和0．42，则投入要素的增长所导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应为3．3%，但非洲国家在1960年到1973年期间，其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0．7%

　　　　　　　　　　　　　　　ΔA／A≈4．0%－0．38×6．3%－0．42×2．1%

　　　　　　　　　　　　　　　　　　≈4．0%－2．4%－0．9%

　　　　　　　　　　　　　　　　　　≈0．7%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它表明，如果扣除单纯的资本与劳动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αΔK／K＋βΔL／（）L，一国的经济是否还有一个额外的增长率：如果没有，该国的经济增长属于要素投入型；如果有并且还很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属于技术增长型。

三、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运用经济增长因素核算的办法可以估算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丹尼森（Denison，E．F．）、肯德里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详细比较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差异；麦迪逊（Maddison，A．）、纳迪里（Nadiri，M．）等发展经济学家又根据类似的方法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状况。由于计算方法和数据选取的差异，各个学者分析的结果常常有很大的不同，但总的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里，也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三类，即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了1960～1987年间6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在68个国家和地区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和地区有27个（以下简称非洲），东亚9个，拉丁美洲15个，中东和北非8个，南亚4个，另外还包括了几个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的估算结果见表7－1。

表7－1　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1960～1987年）　　单位：%

从表7－1中可以看出：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相对地分为两类：一类属于高投入、高效率、高产出的经济增长型，如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另一类属于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的经济增长型，如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变动关系。在1960～1973年间以及1973～1987年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投入增长率没有什么变动，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却下降了许多，这显然是由经济效率的降低造成的。

世界银行在发展报告里还比较了增长因素的贡献份额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所谓贡献份额，是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总产出的增长率之比，或投入要素导致的产出增长与总产出的增长率之比。比较情况如表7－2所示。

可以看出，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最大，单纯的资本增加所导致的产出增长约占总产出增长的2／3，在非洲国家则差不多占到3／4。除东亚和中东等小部分国家和地区外，技术进步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微不足道。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地区，1960～198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9%，不仅高于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实际上也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与其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比，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就不多了。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主要地依赖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技术进步则毫无例外地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素投入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居于次要的地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属于明显的技术进步的增长类型。

表7－2　增长因素的贡献份额　　单位：%

按其定义，全要素生产率是指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即全部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单位产出。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单纯的量的扩大没有关系，它取决于一些其他的经济因素。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即GDP增长率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来解释的剩余（residual）。索洛把剩余归因于技术进步。正如广义的技术进步包含许多因素一样，全要素生产率也犹如一个黑匣子，里面不仅包含技术、知识因素，而且还包含制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如企业精神、民族敬业精神等，以及除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增长以外所有其他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严格地说，全要素生产率是除劳动和资本以外的全部要素生产率。

一般说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主要包括：技术或工艺上的变动，劳动力和资本素质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改善，以及规模经济等。在实际分析中，一些经济学家所分解的因素往往涉及很多，如丹尼森在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时，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2大类、7小类和23个子项目。再如，麦迪逊在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中，除了通常的因素外，又核算了经济结构效应、外贸效果、跟进效应（catch－up　effect）、能源效应、自然资源效应，甚至犯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各种因素对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概括起来看，教育和经济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为重要。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教育水平较高或提高速度很快，再加上较好的经济政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可以达到1．4%，反之，缺乏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全要素生产率都不可能得到高于0．4%的增长速度。世界银行的结论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如丹尼森的增长因素分析表明，知识进展对美国1948～1969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为30．9%，占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的68%。这就是说，知识进展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