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拉尼斯－费模式

拉尼斯（Ranis，G．）和费景汉（Fei，J．）两人在刘易斯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人口流动模式。他们认为，刘易斯模式有两个缺点：第一，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性；第二，没有注意到农业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他们对这两个问题作了分析，从而发展了刘易斯模式。

由于这两个模式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现在，人们把它们合称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Lewis－Fei－Ranis　Model）。

一、拉尼斯－费模式的基本内容

（一）农业部门劳动流入工业部门

刘易斯模式只描述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展过程，而对农业的进步问题只是一带而过，没有作出分析。拉尼斯－费模式则把两个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说明，如图5－3（a）、图5－3（b）和图5－3（c）所示。

图5－3（a）表示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展情况。横轴OW表示工业劳动量，纵轴OP表示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在初始阶段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df与劳动供给曲线相交于P。劳动供给曲线由两部分构成，水平部分的SP和上升部分的PS′，P为转折点，P点之前显示劳动供给无限，P点之后显示劳动供给出现弹性。当劳动需求曲线为df时，劳动雇用量为OG′。由于产出剩余转化为利润并形成资本，加上工业创新和劳动偏好增强，劳动边际生产率将逐渐提高，劳动需求曲线将位移到d′f′、d″f″等的新位置，劳动雇用量也逐渐增加为OD′、Of′等。可以看出，拉尼斯－费模式关于现代工业部门扩张的分析与刘易斯模式是基本一致的。

图5－3　农业人口流动

图5－3（b）和图5－3（c）表示农业部门的变化。在图5－3（b）中，原点在右上角，横轴OA由右向左表示农业劳动量，纵轴OB由上向下表示农业总产出。ORCX为农业部门总产出曲线。可以看出，这条曲线由两个形状不同的部分组成：ORC是凹面向上的，表示随农业劳动的增加，边际生产率渐减；CX是水平的，表示劳动增加，但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因此，AD量的农业劳动不生产任何农产品，把这部分劳动从农业中抽出，对农业产出量丝毫无损。拉尼斯和费景汉把体现这部分劳动的农业劳动者称为“多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　force）。他们又假设农业的总劳动量为OA，而农业总产出量为AX，于是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收入）为AX／OA。只要农业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其边际生产率就低于平均产出（收入）。农业劳动获得平均产出（收入）是合理的，因为低于这个水平农业劳动者就无法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拉尼斯和费景汉称这个收入水平为不变制度工资（constant　institutional　wage），因为它是由习惯、道德等制度上的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市场机制的竞争力量所决定的。在图5－3（b）中，不变制度工资由OX线的斜率（即AX／OA）表示。在ORCX线上，可以找到一点R，其切线与OX平行，R点表示的边际劳动产品与平均收入相等，此时投入的农业劳动量为OP，拉尼斯和费景汉把体现P点以后的PA劳动量的农业劳动力称为“伪装失业者”（the disguised　unemployed），因为他们的劳动边际产品将低于不变制度工资。伪装失业者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体现DA这部分劳动的农业劳动力，也就是前述的多余劳动力，DA部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一部分为体现PD这部分劳动的农业劳动力，PD部分劳动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在拉尼斯和费景汉看来，多余的劳动力是一个技术现象，它决定于生产函数，而伪装失业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决定于工资水平。

在图5－3（c）中，伪装失业者、多余劳动力以及不变制度工资等概念得到进一步说明。需要注意，图5－3（c）的原点设在右下方，横轴OA自右至左表示农业劳动量，纵轴OV由下至上表示农业劳动边际产品和平均产品，VUDA曲线为劳动边际产品曲线，它由两部分构成，负斜率部分VUD和水平部分DA。VUDA所反映的情况与图5－3（b）中ORCX（总产出曲线）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即当农业劳动量逐渐增加时，边际生产率递减，总产出以递减的速率增加，但当农业劳动量增加到D点以后，边际生产率为零，总产出不再增加。在图5－3（c）中，SU′为不变制度工资曲线。可以理解，这条线与横轴的距离（即不变制度工资的高度）等于图5－3（b）中OX线的斜率，即农业劳动平均产品。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农业劳动的流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由DA线段表示）的流出，这部分劳动是多余的；第二阶段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由PD线段表示）的流出，流出的两个部分之和（PD加DA）为PA，它是农业中伪装失业者的劳动；第三阶段是前两部分劳动流出后余留下来的劳动的动向，这部分劳动的边际产品在价值上大于不变制度工资，于是要吸引余留下来的劳动的任何部分离开农业，必须按照其边际产品的价值，即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而给予报酬，而且要吸引更多的劳动继续离开农业，付出的报酬必须继续提高，此时，农业劳动力已变成竞争市场的商品，如拉尼斯和费景汉所说，农业部门已商品化了。总之，农业劳动的流出经过第一、二两阶段后，一旦进入第三阶段，工资水平就由市场力量决定，而不再由制度因素决定，SU′线从U点开始向右上方上升成为SUV曲线，它就是农业劳动对工业部门的供给价格曲线。这条曲线显示对第一工资水平从农业部门可以释放出来的劳动数量，例如，在AS（＝OU′）水平上，可以释放出PA数量劳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中去。

（二）农业剩余对人口流动的作用

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农业劳动流向工业部门是不可能的。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农业总产出减去农民消费的余数称为农业总剩余（total agricultural　surplus），它是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从图5－3（b）可以看出，如果GA劳动量流入工业部门，农业总产出GF减去农业部门自身消费GJ，其差额FJ即是农业总剩余。在农业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农业总剩余与流出的农业劳动量有密切关系。图5－3（b）显示，农业总剩余等于OX线与ORCX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如农业流出劳动量为GA时，农业总剩余为FJ，农业流出劳动量为DA时，农业总剩余为CE，其余可以类推。但是，这是第一、二两阶段的情况。当农业劳动流动进入第三阶段，即PA量的劳动全部流出以后，由于按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工资高于不变制度工资，农业总剩余将小于OX直线与ORCX曲线的垂直距离，即是设定的OuQ曲线与ORCX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

以流出的农业劳动除农业总剩余得出农业平均剩余（average　agricultural surplus），例如，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的劳动量为GA，农业总剩余为FJ，则农业平均剩余等于FJ／GA。由此，可以在图5－3（c）中，得出SYO曲线，表示农业平均剩余。例如，当流出劳动量为DA时，农业平均剩余为YD。从图5－3（c）可以看出农业平均剩余在三个阶段的变化情况。在第一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任何劳动量的流失，不会使农业总产出减少，因此农业平均剩余与不变制度工资相等，在图中表现为在SY线段农业平均剩余曲线与不变制度工资线相重合。进入第二阶段后，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数，当劳动流出时，农业总产出就会减少，而农民的消费不变，于是农业平均剩余就低于不变制度工资，在图中表现为农业平均剩余曲线的YO部分在不变制度工资线的YU部分的下方。进入第三阶段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的价值越来越高于不变制度工资，农业消费也提高了，结果，农业平均剩余将更快地下降，在图5－3（c）中表现为农业平均剩余曲线ZO部分与不变制度工资线UU′部分相距更远。

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劳动的流动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农业剩余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并进而影响工业部门的扩张速度和农业劳动流出速度。在第一阶段，农业平均剩余等于不变制度工资，因而农业多余劳动流入工业部门不会产生粮食短缺问题，由此并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如图5－3（a）显示，劳动供给曲线在第一阶段是水平的，它与横轴的距离OS即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不变制度工资AS相等。在第二阶段，农业平均剩余低于不变制度工资，结果，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粮食不足以按不变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需要，于是，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工资不能不随之提高。因此，劳动供给曲线在第二阶段转为上升，如P′X′所示。拉尼斯和费景汉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界处（图5－3（c）中的D点）称为短缺点（shortage　point）。它表明，当农业劳动流出量超过这一点时，农业平均剩余将降到不变制度工资以下，将出现粮食短缺。在伪装失业者的劳动全部流入工业部门以后，就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商业化阶段。拉尼斯和费景汉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交界处（图5－3（c）中的P点）称为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　point）。过此点后，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农业劳动，就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至少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品的价值，劳动供给曲线迅速向右上方升起，如图5－3（a）中X′S′所示。

拉尼斯和费景汉从上述分析得到结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业部门的伪装失业者全部流动到工业部门去。在第一阶段中，由于农业总产出不会因农业劳动的减少而减少，粮食短缺现象不会出现，因而农业劳动流出不会受到阻碍。进入第二阶段后，农业总产出因农业劳动的减少而减少，因而粮食短缺将引起粮食价格和工业部门工资的上涨。农业劳动流出越多，粮食价格越高，工业部门工资越上涨，工业部门劳动供给曲线弹性越小。结果，在伪装失业者全部流入工业部门之前，也就是在农业商业化阶段到来之前，农业劳动的流出已遭受阻碍，工业部门的扩张会停止下来。因此，困难在于第三阶段中出现的矛盾，即扩张的工业部门与停滞的农业部门的平行存在。如果在农业劳动流出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足以使农业平均剩余不致降低，从而一方面使农业劳动的流出和工业部门的扩张不受阻碍，另一方面使农业可以早日改变停滞状况，出现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平衡进行的局面。如拉尼斯和费景汉所说，短缺点向后移，商业化点向前移，最终两点重合成为所谓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

（三）农业生产率的增加与两部门平衡增长

农业生产率的增加可以用图5－4来说明。在图5－4（b）中，初始的总生产率曲线是OCX（图5－3（b）中的ORCX）。当农业生产率提高时，总产品曲线向外移到OC₁X₁、OC₂X₂等位置。在图5－4（c）中，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相应地从最初的AS₁t′₁向上移到AS₁t′₂，AS₁t′₃等位置，其中水平部分AS₁为所有劳动边际生产率共同的部分，表明农业的多余劳动在生产率提高时仍然不减少。

拉尼斯－费模式提出了制度工资不变的假定，因此，图5－4（c）中的AS仍然等于图5－4（b）中OX线的斜率。这样，农业劳动供给价格曲线就从初始的AS₁t′₁（图5－3（c）中的SUV）向左移到AS₂t′₂，AS₃t′₃等位置，其中每一条曲线包含一个水平部分，表明存在剩余劳动时，制度工资是不变的。与此同时，商业化点也从初始的R₁（图5－3（c）中的P）向左移到R₂、R₃等位置。另外，由于农业总生产率增加了，而假定制度工资不变，于是，农业剩余更多，从而使平均农业剩余曲线随农业生产率提高而从原始的Sf₁O（图5－3（c）中的SYO）向上移到Hf₂O、Gf₂O等位置，与此相适应，短缺点也从最初的S₁（图5－3（c）中的D）向右移到S₂、S₃等位置。

可见，当农业生产率持续增加时，商业化点逐渐向左移动，而短缺点逐渐向右移动，它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短缺点与商业化点重合起来，第二个阶段消失，如图5－4（c）中的S₃＝R₃所示。拉尼斯和费景汉称这个重合点为转折点（turning　point）。他们认为，只要农业生产率增加，总会存在一个生产率水平（如图5－4（b）中的OC₂X₂），使得转折点能够达到。

图5－4　农业生产率增加与两部门平衡增长

农业生产率的增加使农业剩余和边际生产率都增加，从而使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相应地发生变动。一方面，在商业化点之前，平均农业剩余曲线向上移动，使得工业劳动供给曲线向下移动，这是因为农业剩余的增加降低了粮食价格，以致降低了按工业产品计算的工业工资。另一方面，在商业化点之后，农业边际生产率曲线的向上移动使得工业劳动供给曲线上升。这是因为，在商业化点之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随边际生产率上升而上升，工业部门要想吸引更多农民参加工业生产，就必须支付比原来更高的工资。

关于农业生产率变化与工业劳动供给曲线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图5－4（a）说明。最初的劳动供给曲线为L₁L₁（图5－3（a）中的SS），当农业总生产率曲线从OCX移到OC1X1（图5－4（b）所示），平均农业剩余曲线从Sf₁O向上移到Hf₂O（图5－4（c）所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从AS₁t′₁向上移到AS₁t′₂（图5－4（c）所示）的时候，工业劳动供给曲线L₁L₁移到L₂L₂（图5－4（a）所示）。L₂L₂在商业化点R₁左边位于L₁L₁的下方，在商业化点R₁右边位于L₁L₁的上方。在R1上，两条供给曲线相交于q₁，表明贸易条件效应（由于平均农业剩余上升）被实际工资效应（由于农业边际生产率上升）所抵消。

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停滞的农业中，农业的剩余劳动是不可能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的。但是，仅有农业生产率增长是不够的，要使劳动力转移不至于受到阻碍，还必须使农业生产率增长与工业生产率增长保持同步性，也就是说，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增长。

现在，结合图5－4来说明平衡增长问题。在图5－4（a）中，把劳动供给曲线L₁L₁中的水平部分L₁P₁延长到转折点P₃，便得到水平线L₁P₃。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它叫做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其意义是，在转折点之前，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与需求必须沿着这条路径均衡地增长，才能保证劳动力转移顺利地进行到转折点。如上所述，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使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这里只论述转折点之前的情况），并且它们都必须在各自的短缺点上通过平衡增长路径。例如，L₂L₂在P₂点与L₁P₃相交，交点P₂与短缺点S₂（图5－4（c）所示）相对应。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使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例如，在图5－4（a）中，随着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劳动需求曲线从i₁i₁移到i₂i₂、i₃i₃，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两组向右移动的曲线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相交。换句话说，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使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与需求保持同步增长，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了一个平衡增长原则，这就是：两个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必须使得两个部门长期地保持增长刺激，即每个部门的贸易条件都不能恶化，这就需要农业部门提供的农业剩余刚好能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若前者大于后者，农业贸易条件就会恶化，因为粮食供给相对过剩，这就伤害了农业部门。若前者小于后者，工业贸易条件就会恶化，因为粮食供给变得相对短缺，这就损害了工业部门。

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如果这个平衡增长原则得到了满足，那么，两个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就会使工业部门劳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同步地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向右移动，直到转折点为止。例如，在图5－4（a）中，新的劳动需求曲线i₂i₂和新的劳动供给曲线L₂L₂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P₂处相交。在P₂上，工业部门吸收P₀P₂个额外的劳动力，它刚好等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数目（图5－4（c）中的Cf₂与图5－4（a）中的P₀P₂相等）。

当平衡增长原则持续得到满足时，劳动力转移过程就会沿着平衡增长路径L₁P₃成功地进行到转折点P₃，这时，农业的剩余劳动消失了，农业部门进入了商业化阶段，二元经济的发展就告结束。但是，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过程很少严格地遵循上述的平衡增长路径，而常常是偏离它的。但是，这种偏离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回到平衡增长路径上来。结果，实际平衡增长路径可能会围绕着上述理想的平衡增长路径上下摆动。

二、对拉尼斯－费模式的评议

和刘易斯模式一样，拉尼斯－费模式以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分析的出发点，后者对第二阶段的论证与前者的论证并无二致，但是，在第二、三阶段的分析中，拉尼斯和费景汉考察了刘易斯没有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因此，拉尼斯－费模式应当被看成是刘易斯模式的重大发展，概括起来，有下述三点：

首先，刘易斯模式虽然也提到农业剩余劳动流出以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将要提高并由此而对农业产生影响，但是，刘易斯模式基本上对农业发展略而不论。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只在于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至于农业本身是否发展，在劳动流出的过程是无关紧要的。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他们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不仅为工业部门的扩张输送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而且还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农业剩余。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工业扩张所必需的粮食就没有来源，农业劳动的流出就要受到阻碍。对农业剩余的详细分析，被很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是拉尼斯－费模式最重要的贡献，因为它在这方面正好弥补了刘易斯模式的弱点。

其次，刘易斯模式把资本积累看做是工业部门扩张的唯一源泉，而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刘易斯继承了某些传统理论的看法，把技术进步包含在资本积累之中，认为只有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才能得到体现，事实上，有些技术进步只需要增加劳动而不需要增加资本，或只需要少量资本，这种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步在农业中是常见的。拉尼斯－费模式则把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都看成是工业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源泉，在模式中，拉尼斯和费景汉论证了创新对提高生产率的作用。

最后，关于刘易斯模式忽视技术进步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刘易斯暗含地假定资本积累与劳动吸收是同步进行的，或者说，要素比例是固定不变的，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而事实上，工业在扩张过程中，要素比例会起变化，会革新技术而采用相对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以致就业岗位不能与资本积累同步增加，此点在评议刘易斯模式时已经指出。拉尼斯－费模式既然注意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自然把要素比例看成是变化的，因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有出现不利于劳动转移和就业增长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拉尼斯－费模式既纠正了刘易斯模式的缺点，又提醒了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在开发技术、引进技术时要防止偏重于资本密集型的倾向。

但是，拉尼斯－费模式也有其缺陷，其中一些是与刘易斯模式共有的。

首先，和刘易斯模式一样，拉尼斯－费模式也假定农业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而城市则充分就业，这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的。

其次，和刘易斯模式一样，拉尼斯－费模式也假定在剩余农业劳动被吸收罄尽之前，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一直保持不动。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即使公开失业在增加，工业部门工资无论就绝对水平而言，或相对于农业劳动者收入水平而言，都在上升。

最后，拉尼斯－费模式假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第一、二两阶段的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变，这也不符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