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教育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最重要的途径，通过教育，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发展经济的效果。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约束，发展中国家又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辍学率高，教育与实际严重脱节

发展中国家的辍学率非常高。在拉丁美洲，100个学生中在完成小学教育之前就有60个中途退学，而有的国家小学辍学率高达75%。在非洲和亚洲，小学中途辍学率分别为54%和20%。中学的中途辍学情况也比较严重，在1971年，非洲的中学辍学率为38．7%，拉丁美洲和亚洲为18%，而与此同时，欧洲只有11．4%。

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另一问题是教育与实际严重脱节。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70%的儿童生活在农村并在那儿上学，而且由于中小学辍学率高和高等教育的不发达，大概有80%以上的入学者将会在农村度过一生。根据这一特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应该与农村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但是，中小学教育很少向学生传授农村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思想，它们的目的和任务是要为学生升学作准备，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为升学打基础的。在发达国家中，中小学辍学率低，而且大部分人将升入更高级的学校继续读书，因而它们的中小学特别是小学把重点放在为升学打基础这一点上是恰当的。但是，把这种教育体制全盘搬到社会经济状况迥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则是不恰当的。

发展中国家除极少数国家（如印度）以外，一般高等教育的比重很小，进入大学的学生比例还不到学生总数的5%，但是，大学教育也像中小学教育一样与经济发展实际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学科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安排，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而很少考虑到这种教育体制是否符合不发达国家自身的特点。大学教育的成就是按照国际学术标准而不是按照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来衡量的。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作进一步讨论。

教育与实际脱节还表现为学校里所学的课本知识不能适应职业市场的需求。很多国家城市的职业介绍所每天挤满了学数学、物理等专业的毕业生，而雇主所需的是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毕业生们最后不得不接受的工作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学物理的当秘书，学数学的开出租车之类事情在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

二、社会不平等加剧

根据世界银行人员的研究，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与其说是缩小不如说是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

首先，就初等教育而言，贫穷家庭的子女就不如富裕家庭的子女那样能完成这一阶段的正规教育。因为，一方面，贫穷学生接受初等教育的个人成本比富裕学生高；另一方面，贫穷学生接受初等教育的预期收益又比富裕学生低。尽管在最初几年对贫穷家庭的子女免费，但是，子女上学并不是没有花费，因为初等教育适龄儿童如果上学就不能留在家里干活，这些活只好出钱雇工去完成，付给雇工的工钱就是子女上学的“花费”或机会成本。在入学期间，由于营养不良而生病以致上课率不高，或由于无人辅导而成绩不好以致留级，都使教育成本提高。与富裕学生相比，贫穷学生在收益方面也同样处于劣势地位。即使他们能够完成初等教育，但由于关系面的狭窄和接触面的限制，在农村，特别是在城市的就业竞争中，总会遇到较大困难而落后于富裕学生。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教育也使贫穷学生处于不平等地位。中等学校求学的费用是比较昂贵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等教育一年学费大体相当于人均国民收入，以致许多低收入家庭对中等教育不敢问津，这实际上是一种严格按照家庭收入水平而不是依据择优录取的原则选拔学生的制度。在中学毕业后的求职竞争中，穷学生也处于劣势。

最后，发展中国家教育体制的不平等性在大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政府对大学生不仅支付所有的教育费用和学费，还以助学金形式向学生提供补助。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贫穷家庭的子女经过初等和中等两级教育的筛选（学习上的、经济上的以及社会上的因素）能进入大学之门的人数，不如富裕家庭子女人数多。这种情况表明，用公共基金建立起来的高补贴的大学教育，实际上是穷人对富人进行补贴或作出转移支付。在发展中国家，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求职竞争中，穷家子弟更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总之，在收入已很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中，以高学费的中等教育和高补贴的高等教育为特征的教育体制，很可能加剧不平等并使贫困永久化。准确地说，这不是教育体制本身的结果，而是教育体制所依托并由此发挥作用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由于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种种人为扭曲的现象，如不顾失业水平上升而不断扩大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的工资差距，把文凭几乎看成是获得工作的唯一依据而不考虑受教育年限的长短与工作实绩是否一致，把家庭收入当做攀登教育阶梯以取得高薪职位的准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资助的教育体制不过是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工具而已。

三、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

关于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问题，本章的第三节已作过分析。发展经济学家进一步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教育的社会成本（在有限资金本可以更有效益地用于其他部门的情况下，却花费在更高层次的教育发展而可计算的社会机会成本）随着学生在教育阶梯上继续攀登而急剧上升，而教育的个人成本（由学生家庭承担的费用）却增加得较为缓慢，甚至下降。教育的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造成对高等教育比对中小学教育更强的需求刺激，因而夸大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要使受教育的机会满足这种扭曲的教育的需求，就不能不以更高的社会成本为代价。于是，越来越多的资金不合理地配置在教育扩展之中，而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财力日渐短绌。受教育的个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的不一致可由图4－7（a）和图4－7（b）作出说明。两图也说明当个人利益超过社会利益时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

图4－7（a）和图4－7（b）的横轴都表示完成学业的年限，图4－7（a）的纵轴表示个人成本和个人预期收益，图4－7（b）的纵轴表示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图4－7（a）显示，一个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越多，他的个人预期收益比个人成本增长越快，因此，在他看来，最优的决策是尽可能受更多的教育。图4－7（b）则显示，社会收益开始上升很快，但随着教育级别的提高，上升逐渐放慢，甚至逐渐下降；社会成本则开始上升很慢，但随着教育级别的提高，上升迅速加快。因此，从社会的角度看，最优的决策是让所有的学生至少受OB年的基础教育（此时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因为超过OB年限的更高层次的教育，其边际社会成本将高于边际社会收益。但是，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根据这种理论分析作出合理的最优决策，而是被动地适应公众对教育的需求，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发展高层次教育，对中学尤其是大学给予大量的补贴。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脱离自己国家的实际，从形式上去模仿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在校舍、设备等方面追求西方标准，以致耗资巨大而效益不高。与此同时，对就业机会的创造又未作出应有的努力，以致学生的供给超出了需求，学生从学校毕业后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并由此而引致两种现象的出现：

图4－7　教育投资的个人和社会收益及成本

一是教育深化（educational　deepening）。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知识劳动者嫌传统部门的报酬太低而不愿俯就，而拥入现代部门求职。但是，现代部门的就业空位又是有限的，不可能按照知识劳动者的供给数量，根据不同的受教育水平充分吸收各级学校的毕业生。于是，随着教育的迅速发展，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劳动者的数目就越来越多于现代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空位的数目，加上技术的不断更新，现代部门对求职者的文化和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现代部门面对众多的从各级学校毕业的求职者，自然首先聘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然后考虑招用中学毕业生，最后才会雇用小学毕业生，也就是说，由于求职者供过于求，首先被拒于现代部门之外的是小学毕业生，其次是中学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部门就倾向于雇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去做原来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做的工作。这样，本来小学毕业生胜任的职务，现在由中学毕业生代替了，本来中学毕业生胜任的职务，现在由大学毕业生代替了，这种情况称为教育深化，或教育过度（over－education）。

二是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它是与教育深化伴生的现象，或者说，它是教育深化问题的一个侧面。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拒之雇用单位的大门之外，甚至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受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较低，受过程度较高教育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更低，而知识、技能和专长又是相对稀缺的，受教育者还是不免沦为失业者，形成知识失业的状况。

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一个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不切合实际需要的扩张。在教育发展初期，失业者主要是文盲，为了免遭失业的危险，人们把子女送去上小学，于是，小学教育扩大。随着小学教育的发展，小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上升。为了防止失业，小学毕业生不得不进入中学，于是中学教育扩大。与此同时，小学教育也要继续扩大，一方面使找不到工作的文盲接受初等教育，一方面为进入中学准备升学的阶梯。到了中学毕业生也难以找到工作时，他们要求升入大学，于是大学教育扩大。与此同时，中学也自然要继续扩大。总之，在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影响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扩大大学教育，也不得不扩大中、小学教育。就业状况的每一次恶化，都要求把各级教育作一次扩大。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种似乎难以置信的情况：某一级教育作为一个终点变得对该级毕业生就业越不利的时候，上一级和这一级教育就需要越快速地发展，对政府扩大教育投资的压力就越大。

四、智力外流

智力外流（brain　drain）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完成学业后的高级专门人才如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授等迁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种国际移民活动，有人也把发展中国家派往发达国家受高级专门教育的留学人员滞留不归划入智力外流的范畴。

智力流入的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此外，还有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于1968年7月取消移民限额，极大地推动了智力流入，1975年通过的移民法案的基本精神是鼓励高级专门人才移居美国，就在法案通过的第一年，智力流入的人数就超过1966年的两倍，以后不断上升。据统计，1962～1980年间，共有50万科技人员迁移到美国，他们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如韩国、印度、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省等地。每年移居美国的医生大约3　000人，其中60%来自发展中国家。据说，在美国行医的海地医生比在海地本国行医的人还要多。巴基斯坦新培养的医生中约有70%的人离开本国，苏丹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医生中44%的人移居国外，他们主要是去美国。

发达国家有少数经济学家认为包括智力外流的国际移民从经济上说是有益的，理由是：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流入发达国家，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远比在国内高，全世界的GNP将由此而最大化，全世界的福利将由此而增加。第二，在竞争的经济中，一个人获得的收入与边际产品是相等的，他移居外国后，固然减少了迁出国的国民产出，但同时也放弃了等值的国民收入，两相抵消，迁出国并无损失。第三，专业技术人才流出国外后，一般要给国内亲属汇款或向某机构赠款，使迁出国得到外汇收入。第四，这些移民自然与国内保持一定的联系，可以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对国内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上述说法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收入最大化的论证没有考虑到形成专业技术能力需要付出教育成本，而如前所述，教育成本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支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国家的支付就越多。当智力外流时，国家付出的教育成本就成为虚耗，而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也就从此流失，不能为国内作生产性的服务。其次，所谓人力市场竞争状况，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并不存在。雇用专业技术人才的主要是政府部门，近于买方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专业人才所创造的边际产品要大于收入，当他们流出国外后，政府虽然节约了付给他们的收入，但却损失了他们创造的产出。最后，专业人才凭借他们的特殊知识和技能，可以提高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如果流失国外，必将降低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总之，智力外流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损失。

财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花大力气培养出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一旦流入发达国家就为它们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一种“反向外援”（reverse　foreign　aid）。世界银行估算了这种“反向外援”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1972年美国由于得到外国专业人才的移民，节省了8．83亿美元的教育经费，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专业人才的流出，虚耗了3．20亿美元的教育经费。从1961年到1972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因外国专业人才的移居而得到的收入比发展中国家因专业人才的流失而减少的收入要多440亿美元。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得到的“反向外援”多于它们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还进一步指出，智力外流不仅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高知识密集的人力资源，还对国内的专业人才在心理上造成不好的影响，使他们产生眼光向外的倾向。他们不去思考和研究国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只盯在国际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成就上。他们虽身在国内，但心早已在国外。身心都在国外的专业人才，可称为“外在的智力外流”（external brain　drain），身在国内而心已飞向国外的专业人才，可称为“内在的智力外流”（internal　brain　drain）。内在的智力外流在发展中国家比外在智力外流可能影响更广泛，造成的后果更严重。例如，医生只潜心研究尖端的罕见病，而忽视地方的常见病；建筑师只热心于造价高的现代建筑，而对低成本住房和学校的设计却漠不关心；工程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最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研究上，而对简易的机械工具、人力和畜力操作的农业机械、基本卫生设施、劳动密集型机械加工则不感兴趣；大学中一些经济学家讲授和研究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复杂的数量经济模式，而认为贫困、失业、乡村开发、教育改进等发展中国家最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意义。于是，学术成就标准不是按照对本国的实际贡献来衡量，而是以国际社会的赞誉为依据。例如，发展中国家学者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或是收到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常常被认为比找到一种解决国内工业、农业、医学或经济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办法更为重要，更有荣誉。因此，托达罗说，内在的智力外流倾向已在发展中国家整个教育界蔓延。外在的智力外流和内在的智力外流对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状况的延续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了减少智力外流，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采取一些措施，在信息、服务和财力等方面给予国内和出国进修的专门人才以经济和非经济的支持和鼓励。如印度把国内的就业机会情况每一个星期都通知国外的大学。韩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在本国境内建立吸引优秀科学家的研究所。土耳其从1977年起在联合国发展项目的援助之下设立了“托克顿”（TOKTEN）计划，为移居国外的专家提供种种方便，如迅速办好回国作短期访问的安排，鼓励他们与国内同行保持经常的联系，对回国的专家经常关心和照顾。采取类似托克顿计划措施的国家还有希腊、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有的发展中国家还规定留学生必须回国为政府服务若干年限，如突尼斯和哥伦比亚规定3～5年，埃及则规定在国内参加教学、研究或管理工作7年。措施更为严厉的国家是新加坡和坦桑尼亚，它们要求出国留学生必须交出保证书，如果不回国就要课以罚金并偿还过去得到的奖学金，在保证书上共同签名的亲属也要承担财政上的义务。

可能一半出于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应，一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丹麦、法国、德国和荷兰制定了限制外国学生流入的措施，并在各个学科领域中规定了限额。1976年，英国大大提高了外国学生的学费。美国使用了某种签证的方式规定外国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必须离开美国，但这种方式为了所谓政治上的原因又可取消。

发展经济学家巴格瓦蒂（Bhagwati，J．）提出了一种设想：由发达国家对流入的发展中国家的专门人才以及滞留不归发展中国家的留学人员征收额外的所得税，然后把这些税款收入通过联合国渠道交付有关的发展中国家以供开发之用。据估计，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单是美国一国在1979年一年就可征收这种税款达6亿美元。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巴格瓦蒂设想的实现曾抱着很大的希望，1978年，77国集团曾通过决议表示支持并提议有关国家立法付诸实施。但是，可以设想，由于利害矛盾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巴格瓦蒂建议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

思　考　题

1．利用人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分析我国的人口问题，并认识作为一项国策的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不得其用的原因何在？

3．如何进一步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

【注释】

[1]哈比森：《作为国民财富的人力资源》，1973年英文版，第3页。

[2]参见吉利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