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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也称为人力资本形成。开发人力资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指改善营养和卫生条件使人民体质增强；一是智力投资，指普及教育和加强训练以提高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改善他们的劳动态度。但一般地说，智力投资，即教育和训练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方式，因此，本节主要论述教育问题。

一、教育的重要作用

教育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第一，教育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受教育后，获得了知识，提高了技能，从而增加了对新的工作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这称为“知识效应”（cognitive　effects）；另一方面，人们受教育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提高纪律性，加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参加经济活动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这叫做“非知识效应”（non－cognitive　effects）。

第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收入水平的提高。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收入还不如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收入那样高的现象，但这毕竟是反常的、非大量出现的情况。一般来说，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是正相关的，图4－6以印度为例说明这一点。

图4－6中，横轴表示年龄，纵轴表示收入。可以看到：（1）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水平越高，表现为年龄－收入曲线的位置越高，反之，越低。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的收入是最低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是最高的。（2）每条年龄－收入曲线都是先上而后下降的，这说明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在最成熟的50岁左右，收入达到最高点。（3）文盲在很小时候就挣得收入，但以后一直增加缓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获得最初收入的年龄就逐渐变大，但起点收入也在增加，以后收入增加速度也快一些。受教育水平提高使个人收入水平提高，宏观的结果自然是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是公私两利的。

第三，妇女受教育后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并有利于人口控制。教育不仅培养妇女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机会，还可以增加她们的劳动报酬，其结果是妇女在家里照料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使她们不愿多生子女，会降低生育率，因此，有利于人口控制。

基于这些认识和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教育事业作了大量的投资，从1960年到1980年，它们的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中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都上升得很快，仅20世纪60年代，亚洲的公共教育支出就增加了两倍，非洲和拉丁美洲增加了一倍多，增长的速度比对其他任何一个部门公共支出的增长都要快。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政府经常性支出甚至达到了20%～35%。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在增加教育投资，如菲律宾的教育投资从1986年的90亿比索增加到1988年的184亿比索，仅仅两年时间就增加了1倍。9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继续增加，从1991年到2002年，发展中国给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由3．8%增加到4．1%。

二、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分析

教育投资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投入的，称为个人教育投资；一种是政府或社会投入的，称为社会教育投资。

就个人教育投资来说，如果随着教育级别的上升，教育收益逐渐增加，而教育成本的增加不如教育收益增加之快，则这个家庭让子女受更高的教育是有利的。相反，如果随着教育级别的上升，教育收益不增加或增加很少，而教育成本的增加很快，甚至超过教育收益，则这个家庭就不愿意把子女送入级别更高的学校。但教育收益在投资时不是现实的，而是预期的，因此，在估算教育收益时要对某级教育在未来年份的收益进行贴现。未来某一年的预期教育收益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V0表示t年教育收益的贴现值，E_t表示t年的教育收益，r表示利率。

如果要计算某级教育n年的全部预期收益贴现值，可以把n年的所有预期收益贴现值总和计算如下式

式中，V表示n年中所有预期教育收益贴现值的总和。

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分两个部分：一是显性成本（explicit　costs），也就是直接成本，指父母对子女完成某级教育的全部实际货币支出，如学费、伙食费、书籍费、交通费、住宿费等；一是隐性成本（implicit　costs），指子女在就学期间所不得不放弃的收入，也就是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可以设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受的教育越多，放弃的收入就越大，隐性成本就越大，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部分在内的个人教育投资成本也是预期的，也需要贴现化为现值。n年中所有预期教育投资成本贴现值总和计算如下式

式中，C表示n年全部教育投资成本贴现值，C_et表示t年的教育显性成本，C_it表示t年的教育隐性成本，C_t表示t年的全部教育成本。

如果V＞C，则教育投资是有利的；如果V＜C，则教育投资是不利的。

确定教育投资是否处于最优状态，要计算内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它是贴现成本之和与贴现收益相等时的贴现率，可观察下式

式中，i表示内在收益率。通过计算内在收益率，还可以把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与其他投资收益率进行比较，从而可以看出教育投资是不是最合算的。

上述的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也可以用于社会教育投资的评估。

世界银行的统计学家们曾经以“社会收益率”（social　rates　of　return）作为衡量社会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指标，其计算方法如下：

在1957年至1978年间，30个发展中国家的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各为24．2%、15．4%和12．3%，其中11个低收入、成人识字率在50%以下的国家的三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各为27．3%、17．2%和12．1%，19个中等收入、成人识字率在50%以上的国家的三级教育收益率各为22．2%、14．3%和12．4%。对比之下，14个发达国家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仅为10．0%和9．1%。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第一，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比发达国家要高一些。第二，在发展中国家中，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又要高些。这样，似乎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越大。但是，从理论的分析和事实的验证，发展中国家如何正确而合理地发展教育事业，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如何解释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收益还有争议。有人认为，教育资格不过是一种甄别手段，对雇用者来说，它似乎显示了一个人的生产能力，但事实上，生产能力并未提高多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学毕业生甚至中学毕业生的雇用者，主要是公共部门，付予的工资在价值上往往超过他们的生产率。因此，不同的教育水平所得的工资级差可能夸大了教育对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教育的甄别作用是有益的，它至少比显示特权的制度（如种性制度）和亲属关系优越得多，而且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也并非是完全垄断的，相对的工资是大致能反映相对的生产率的。比起亚洲国家来，非洲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员所得的工资相对地高一些，因为亚洲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员比较众多，而非洲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员比较稀缺。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其次，有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发展中国家各级学生的教育成本相差悬殊，即每一个中学生的教育成本相对于每一个小学生的教育成本的倍数很大，而每一个大学生的教育成本相对于每一个小学生的教育成本倍数更大。根据7个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加纳、肯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印度和韩国）的统计，前一个倍数为11．9，后一个倍数为87．9。3个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和新西兰）的前一个倍数仅为6．6，后一个倍数仅为17．6。另一方面，从收益看，7个发展中国家每一个中学生的收入相对于每一个小学生的收入倍数为2．4，每一个大学生的收入相对于每一个小学生的收入倍数为6．4。3个发达国家的两个倍数各为1．4和2．4。上列统计还说明：随着教育级别的提高，学生的收入成倍地提高，但收入提高的倍数，小于教育成本提高的倍数。发达国家教育级别提高，无论学生收入或教育成本的增加倍数，都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其中，成本的增加倍数更低得多。如果平均的相对收入反映了平均的相对生产率，那么，发展中国家较高级别教育的相对成本和相对收入的巨大差距，表明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大大低于初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这一点还可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随着教育级别的提高而迅速下降的情况得到证明。据统计，小学、中学和大学三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在非洲地区为26%、17%和13%，亚洲地区为27%、15%和13%，在拉丁美洲地区为26%、18%和16%。

最后，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有一种共识：发展中国家不能只重视正规教育，而应当以同等的甚至更大的注意力去发展非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的范围很广，包括在职训练、职前训练、农业推广、成人识字、电视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基本技能短期训练等等。这些教育和训练方式，投资少而效益高，对低收入和以种种原因失去正规教育机会的人群最为有利。根据非洲国家的经验，在农业技术推广和手工业技能训练中结合扫盲和补习基本数学知识，其经济效益更高，能以低于办正规小学的成本去增进农村人民的福利。重视非正规教育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终身教育是一种普遍权利”的论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不同收入组国家教育收益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数有人作出估计^[2]，见表4－5。

表4－5　对不同收入组国家教育收益率的平均估计（20世纪80年代）

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大大地快于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从教育投资来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1960年为2．2%，1980年上升到3．9%，1995年又进一步上升到4．5%。其中，低收入国家从1980年的3．4%上升到1995年的5．5%，增加了2．1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国家同期从4．1%上升到4．5%，只增加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教育支出在GNP中的比重却下降了，从1980年的5．6%降到1995年的5．5%。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就增长幅度而言，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而且低收入国家的教育经费增加幅度最大。但是，尽管教育支出总额增加得较快，由于基数较低，加上人口增长较快，发展中国家对公共教育的支出人均数额仍然比较低，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只有30美元左右，而发达国家人均数是468美元，为发展中国家的16倍，这表明发展中国家虽然对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落后这一基本状况。

同时，从学校入学情况看，发展中国家的入学人数和入学率都大幅度增加了。从表4－6中看到，发展中国家在1950～1990年间，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在校学生人数40年增加了6．5倍，平均每10年增加65%，其中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增长更快，40年间分别增加了26．7倍和32倍；而与此相比，初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只增加4．5倍。这样，高、中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相对增加得很快，占全部在校学生总数从1950年的9%上升到1990年的33%。但是，尽管高、中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增长很快，在校学生人数在比例上仍然比较低，到1990年还只占全部在校学生人数的1／3，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仍然处在初级水平上。实际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已经基本上普及了，中等教育普及率平均为50%，而高等学校入学率还不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