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力资源的闲置

由于人口增长快速而经济发展缓慢，发展中国家公开失业与不公开失业即人力资源闲置状况日趋严重，成了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发展中国家失业的严重性

人口的快速增长所引起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劳动力数量的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1．6%，60年代为1．8%，70年代为2．2%，80年代保持同上一年代一样的增长速度，90年代略有降低，为2．1%，2005年降至1．7%。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为1．2%，70年代、80年代保持同60年代一样的增长速度，1990年至2005年降至0．9%。两相对比，差异不小，而且在90年代以后，差距更大。

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快速增加，使就业机会的供给远远落后于求职的需求，结果出现了大量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状况。所谓就业不足（under employment）是指一个劳动者实际工作的时间少于他愿意并能够工作的时间。这类劳动者往往被看成就业者，是因为他们形式上在工作，但实际上他们的劳动力并未得到充分使用，他们并未完全工作，因此，应当把这部分劳动者从就业项下减除而划归失业范围之内。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状况，见表4－和表4－5。

表4－4　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就业与失业状况（1960～1990年）

表4－5　部分发展中国家失业率　　单位：%

续表4－5

注　　释：a为1996年数据，b为1994年数据，c为1999年数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表4－4和表4－5可以看出：（1）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呈不断上升趋势。（2）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失业都在增加，但失业增加速度快于就业增加速度。从1960年到1973年，就业增加了30%，年平均增长率为2．14%，同期失业增加了48%，年平均增长率为3．43%。（3）就业不足现象突出。1973年，就业不足的人数约为1．5亿人，和失业人数加在一起，占总就业人数的29%。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更为尖锐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不能把它简单归结为工作机会的短缺和劳动者长时间工作而生产率低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危机比60年代和70年代问题要严重得多，其根源和解决途径也大不相同。在前两个十年中，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同步地创造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支付差的恶化，债务的加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致的经济紧缩等外部因素造成的需求约束，使工业增长显著放慢、实际工资下降和城市就业减少，最终导致失业人数的迅速膨胀。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不能用传统的经济分析作出解释，因为它具有历史的独特性：

第一，失业和就业不足定期并长期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其影响的程度和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甚至比后者处于大萧条时期还要高。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因此，需要多样的政策措施去加以解决，扩大总需求的简单凯恩斯模式是不能奏效的。

第三，发展中国家失业范围如此之广，失业比率如此之高而原因如此之复杂，是与广大人民处于赤贫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的状况分不开的。这种状况，是今日的发达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发达国家应当与发展中国家采取共同行动，后者需要调整国内政策，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前者需要检讨和调整它们对第三世界的传统经济政策，特别是有关贸易和技术转让方面的政策。

二、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范围

发达国家中，失业一般指公开的失业，即劳动者的劳动力完全处于闲置状态。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公开失业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公开失业，如前所述的就业不足，即是一种非公开失业。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不仅表现为公开失业率很高，而且还表现为非公开失业规模很大。公开失业和非公开失业总称为劳动力不得其用（under　utilization）。

发展经济学家爱德华兹（Edwards，E．O．）认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不得其用有五种形式：（1）公开失业，包括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2）就业不足，劳动者实际工作的时间比他愿意而且能够工作的时间要少。（3）形式上在劳动，但实际上未得其用。这些劳动者既不属于公开失业，又不属于就业不足，他们似乎应该划在就业范畴之内，但他们的劳动又未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种情况又可分为：①伪装的就业不足（disguised　under　employment）：劳动者做的是全日制工作，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只需要较少的时间就可完成。这种情况的出现，或由于特殊的照顾，或由于外界的压力。②隐蔽的失业（hidden　unemployment）：劳动者因无工可做而选择非就业活动。如有些人本已从某一级学校毕业，但由于无就业机会而继续留校学习，或者由于无机会参加工作而只好留在家庭中做家务劳动，于是，学校和家庭就成为“最后一着的雇主”。这种情况当然应当属于失业，但不易察觉，不列入统计之内。③过早的退休：为了给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而让一些尚有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过早退休。在发展中国家中，随着人寿命的延长，这种劳动力不得其用的情况日益突出。（4）健康受损者：本来可以作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但因营养不良或缺乏预防性保健措施而无力做全日制工作。（5）非生产性的劳动者：能够进行生产性劳动的人，由于缺少其他投入要素的配合，所提供的劳动中相当大部分几乎不创造果实，劳动者因此工资收入微薄。

上述（2）、（3）、（4）、（5）四种劳动力不得其用，可以总称为不公开失业。据估计，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开失业率一般为公开失业率的3倍至4倍。

三、凯恩斯就业模式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大萧条所引起的大规模失业而提出的凯恩斯就业模式，在发达国家曾奏效一时。这个模式的思路是这样的：市场经济中并不自然而然地保证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恰恰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如果前一收入水平低于后一收入水平，就出现失业。要消除失业现象，使国民收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必须扩大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以弥补实际国民收入水平与充分就业条件下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做到这一点唯一有效的途径是政府扩大其总支出，为此，政府的赤字支出也成为必要。也就是说，凯恩斯模式认为，减少和消灭失业有一个简单易行的对策，那就是，通过直接增加政府开支或通过政府政策（如降低利率、免税、投资补贴等）间接鼓励私人投资以增加总需求。

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特点可以看出凯恩斯就业模式的局限性：第一，凯恩斯就业模式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出发提出一个假设：当总需求增加时，企业可以迅速地作出反应，有效地扩大生产，从而扩大就业，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问题是生产过剩，供给有余，需求不足，而经济机制对刺激又能灵敏地作出反馈。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生产不足，供给不足，而经济机制又缺少弹性，不能对刺激生产的动因作出适时的反应。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商品和证券市场还很不完善，组织效能低下，运输和通讯条件落后，外汇储备不足，以及高收入对进口商品消费偏好。所有这些，加上其他结构和制度上的因素，使扩大需求以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的政策措施在发展中国家很难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在供给方面存在着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在总供给对价格刺激缺少弹性的条件下，通过政府赤字财政以增加总需求，不仅不能促进生产，扩大就业，反而会使价格上扬，出现通货膨胀，结果不利于生产和就业，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教训。第二，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差异很大，用增加总需求以刺激生产的措施首先起一定影响的是城市工业，而城市工业新增的就业空位，很可能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由于城市工资一般比农村平均收入高很多，在城市创造的每一个工作机会将吸引3个或4个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自以为唾手可得的工作，而事实上他们的向往多半成为泡影而在城市流落街头。其结果是，以刺激需求为手段，以减少失业为目的的凯恩斯模式并不能创造多少新的城市就业机会，相反，却可能使城市的失业有增无减。而且，由于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一般是有生产能力并有一定收入的农民或农场工人，他们进入城市后沦为失业者，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总产出和总就业的水平。

四、产出增长与就业增长并非一致

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发展中国家曾经指望通过产出增长来缓和失业现象，但是，尽管在那20年中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过相当快速的产出增长，特别是工业产出的增长，而失业问题却远远未能解决。20世纪50～60年代之所以抱着那样一种期望，显然是受着凯恩斯理论和这一理论的延伸——哈罗德－多马模式的影响。人们熟知，凯恩斯在建立他的“一般理论”体系的思路中，一直把产出量与就业量的变动视作正比例增减关系。而使凯恩斯理论动态化的哈罗德－多马模式则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二：一是储蓄率（并由此而引致的资本形成率或投资率），二是资本／产出比率（即新投资的物质生产率）。在既定资本／产出比率下，通过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最大化，就可实现产出量和就业量的最大化。逻辑的推论必然是，积累更多的国内储蓄并把它们投入迅速增长中的工业部门，于是，迅速工业化就是发展和增长的关键。但是，工业产量的迅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就业相应地迅速增长。为什么作为凯恩斯学说延伸的哈罗德－多马模式的理论分析与现实相背离呢？这是因为这个模式假定资本与产出之间存在着固定不变的关系，即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或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资本系数。从这一假定又可推论出劳动与产出之间存在着固定不变的关系，即产出／劳动比率为常数，或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劳动系数，也就是说，哈罗德－多马模式是从劳动生产率不变出发的，总产出增长10%，总就业量也就增加10%，因此，产出的增长就意味着就业的同步增长。然而，生产的实践说明，当投资扩大时，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造成产出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出现缺口，就业增长率将小于产出增长率，其差额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设产出量为Q，就业量为N，则产出增长率为，就业增长率为，劳动生产率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产出增长率减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约等于就业增长率，即

可见，。因此，当产出量增长10%时，就业量可能只增加7%，产出增长与就业增长并非一致。

一个相关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而言，要对这一问题作具体分析。如果由于改进教育，提高训练和管理水平以增进劳动者的素质，则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完全合乎理想的。如果是在生产中简单地以资本代替劳动特别是进口昂贵、高级、复杂的节约劳动的机器设备投入生产，那么，尽管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却会带来不好的经济后果。首先，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外汇去进口不适合国情的先进机器设备。其次，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提高，但平均总生产成本也上升了；先进的机器设备既然是节约劳动的，则对它们的大量投资自然无助于就业的扩大。

可见，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单纯以产出增长为唯一的、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应当把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机会视为同等重要的目标。为此，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促进劳动密集产业如小规模农业和制造业的政策。

综上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大范围和高比例的失业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必须以经济发展的观点认真对待。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原因复杂，对社会又有多方面的影响，必须采取综合性的对策，如控制人口，重视农业和乡村的发展，在工业中注意采取适宜技术等等。在创造就业机会时，不要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而要同时注意质量的提高，例如，创造了大批低生产率、无发展前途的就业机会，从数量上看，就业是扩大了，但是这种就业扩大，既不能缓解广大劳动者的贫困，缩小收入不均的差距，又不能使这些就业者较易得到教育和训练的机会，从而无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