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控制人口的重要性

西方的传统经济理论曾经认为，人口增长是刺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众多的人口一方面在生产上为建立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在消费上为较高的产出水平提供了充分的必要需求，但是，这种理论不切合今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这些国家的现实是：人口过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和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而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率更是今后许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诚然，企图把经济弊病和社会罪恶统统归咎于过度的人口增长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是，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的过度增长确实是一个问题，人口数量的稳定或下降仍然是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一、人口增长的过去、现状与前景

从公元初年到1750年，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还不到0．05%，1750年到1850年，人口增长率为0．5%，甚至在1900～1950年间，世界人口增长率平均也只有0．8%。而从1950年以来的几十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猛增到接近2%。其结果是，世界人口增长异常迅速。公元初年，世界人口约为2．5亿，到1750年增长到7．28亿，直到20世纪初的1900年，世界人口也只有16亿。1950年上升为25亿，到1980年，人口迅速增长到44亿，而1987年又突破50亿大关，37年时间人口增长1倍。到1997年，世界人口进一步增加到58亿。1999年10月，世界人口就达到了60亿。12年内，世界人口又增加了10亿。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世界各类国家从1980年至2005年的人口变化情况可列表如下（见表4－1）。

表4－1　　　世界人口及其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资料整理所得

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性增长的结果。在世界总人口中，8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增长率。在1960～1979年，世界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1．9%，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平均每年为2．3%，与之相比，发达国家只有0．9%。按地区划分，拉丁美洲人口增长最快，在这一时期，年人口增长率为2．6%；其次是非洲和亚洲，分别为2．3%和1．9%。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趋于减缓。从表4－1中看到，1980～1990年，世界人口平均年增1．7%，1990～1997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5%。但是，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仍然很高，1980～1990年，人口增长率平均高达2．4%，1990～1997年也仍然为2．1%，而高收入国家保持0．7%的低速增长。中国为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人口增长率从1980～1990年的1．5%下降到1990～1997年的1．1%。除了中国，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要高得多，每年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2%左右。

迅速的人口增长具有强大的惯性。即使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采取严格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势头也会持续几十年之久。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经济和道德的力量长期地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在短期内这种观念是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第二，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当大，即使人们的生育观有所转变，未来的父母亲只生两个孩子，以维持人口简单再生产规模，人口增长也要持续到两代人之后才能减慢下来。

由此，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到2000年，世界人口已超过60亿，到2005年，世界人口已超过64亿，到2025年将增加到80亿，到2040年，继续增加到100亿。这些新增加的人口，有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亚洲。

总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以空前的、具有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着，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人力资源数量的利用和质量的提高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二、人口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

要从理论上认识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不能不注意到人口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

（一）人口过渡理论

人口过渡理论（the　theory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试图解释19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也可以用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特别是可以用来说明发展中国家何以在现阶段人口过度膨胀。

人口过渡理论认为，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现代人口历史中同样的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结果人口稳定或相当缓慢地增长。进入近代后，公共卫生条件改善，食物结构改进，收入水平提高，结果引起死亡率的明显下降，预期寿命从40岁增加到60岁，而生育率却随生活状况的好转而有所提高，于是，人口快速增长成为第二阶段的特点。发达国家现代化后，死亡率继续降低，而人们的生育观转变，不再愿多生子女，于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同时降低，最终使人口增长很少甚至不增长，进入人口变化的第三阶段。

图4－1以西欧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说明上述理论。

图4－1　西欧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动

图4－1说明了西欧人口转变三个历史阶段的情况。在19世纪开始以前，出生率约为35‰，死亡率在30‰上下波动，于是人口增长率大致保持在5‰左右，这是第一阶段。进入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生活条件和卫生状况的改善，死亡率逐渐下降，但生育率并不降低，于是人口增长率上升，这是第二阶段。到19世纪晚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死亡率继续下降，而由于生育观的转变，出生率大大降低，以致人口增长率很少超过10‰，这是第三阶段。到20世纪后半期，西欧人口变量的过渡期行将结束。

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可用图4－2说明。

20世纪初到中叶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均高于西欧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人口增长率较低。1950年后的二三十年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此时，出生率仍然居高不下（42．5‰），而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死亡率逐步下降，其速度要快于19世纪的西欧，于是高达20‰～25‰的人口增长率成为这一阶段的一个特征。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则两类国家的情况各有不同。A类国家如韩国、斯里兰卡、古巴等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时死亡率已迅速下降到10‰，60年代中期起生育率也迅速下降到20‰～30‰，于是人口增长率也相应迅速下降，进入了人口过渡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另外几个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也出现了同一情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划归B类，在这些国家中，由于长期贫困，除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死亡率迅速地下降外，不再进一步降低，而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又使高出生率继续存在，以致人口增长率停留在较高水平之上。B类发展中国家至今还未完成人口过渡。

图4－2　发展中国家人口过渡的开始

（二）“人口陷阱”理论和生育的微观经济理论

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难以降低，人口增长难以控制以致迟迟不能完成人口过渡呢？有两种理论试图作出解释：一是“人口陷阱”理论，另一是生育的微观经济理论。

1．“人口陷阱”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西方经济学界有人提出所谓的“人口陷阱”理论（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trap）。这一理论试图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何以停滞不前的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当人均收入提高时，由于生活条件改善，人口增长率也必随之上升，结果，人均收入又会退回到原来的水平。即是说，在一个最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一个“人口陷阱”。在这个“人口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会由人口增长所抵消，最后又回到原来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如果想从这个“人口陷阱”中跳出来，必须有大规模的投资（如第三章提到过的“大推进”那样）使总收入迅猛地提到一个高水平。当总收入到达并超过这一高水平以后，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速度将超过人口增长率的上升速度（因为人口增长率的上升是有其自然限度的）。

上述论证可由图4－3说明。

在图4－3中，纵轴表示总收入的增长率和人口的增长率，横轴表示人均收入，Y为总收入增长率曲线，P为人口增长率曲线。人口增长曲线之所以呈图上显示的形状，是因为在平均收入为最小值Y0时人们过着维持生存最低水平的生活，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人口增长率为零。当人均收入超过Y0并继续增加后，下跌的死亡率促成了人口的激增，故曲线P迅速上升到B点，此时平均收入值为Y2，人口增长率达到最高值（约为3．3%），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继续增加，人口增长率将保持3．3%的水平（因为生育率的增长一般有其极限），直至人均收入进一步增长到Y5水平，人口变动完成过渡，出生率将开始下降，于是，人口增长曲线向下倾斜并逐渐接近横轴。图4－3还表明：收入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开始呈正相关的关系。这是因为储蓄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并由此带来更多的投资，而投资的增加将引致较快的收入增长速度，但由于收益递减法则的作用，收入增长曲线将停止继续上升而逐渐下降。

图4－3　“人口陷阱”曲线

由图4－3可见，曲线P与曲线Y有三处相交之点即A、B和C。与A点相对应的人均收入值为Y₁，与B点相对应的人均收入值为Y₂。A点是一个均衡点，在A点左右任何小小的摆动都会使人均收入均衡值重新回到Y1。例如，当Y1走向Y2时，人口增长率将会超过收入增长率，于是人均收入将要下降，也就是说，人均收入一定会从Y₁与Y₂之间的任何值回到Y₁，同理，当Y₁走向Y₀时，收入增长率将会超过人口增长率，于是人均收入将要上升，也就是说，人均收入一定会从Y1与Y0之间的任何值回到Y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人口陷阱”，而Y₁代表人均收入水平就叫做“陷阱”水平。如果有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如第三章提到过的“大推进”），使人均收入跳过Y₂水平，则收入增长率将超过人口增长率，一直到两条曲线相交之点C，与C点相对应的人均收入值为Y₄，C点是一个均衡点。

“人口陷阱”理论的基本思想，属于新马尔萨斯主义范畴，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本质上是一回事。新老马尔萨斯主义把人口和经济增长绝对地对立起来，对生活水平的提高采取极其悲观的态度。它们的共同错误是，低估了技术进步将大大促进粮食生产以及一般生产的可能性和计划生育将适当抑制人口膨胀的可能性。迅速而持续的技术进步可以使收入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从而收入增长曲线在纵坐标上一直高于人口增长曲线，如图4－4所示。

图4－4　技术和社会进步使“人口陷阱”消失

其次，“人口陷阱”理论是基于一个不合乎事实的假设之上的。它假设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密切的宏观联系，而这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迅速下降而不决定于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例如，2004年发展中国家平均死亡率（Death　rate）为8．93‰，其中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10．74‰、7．56‰，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6．89‰、10．33‰，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死亡率为8．23‰。但是出生率（Birth rate）差异很大，2004年，发展中国家平均出生率为21．99‰，其中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29．28‰、16．45‰，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16．57‰、15．98‰，而发达国家平均出生率仅为11．96‰。同时，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统计资料看，出生率与人均收入水平呈负相关的状况。例如，印度、菲律宾和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差很大，但有相似的较高出生率，而斯里兰卡、韩国有相似的较低出生率，但人均收入水平却相差很大。

最后，“人口陷阱”理论的倡导者未能认识到：决定人口增长的并不单纯是人均收入水平，相反，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有多种，诸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分配状况等等。因此，当代的人口学家对人口增长问题的分析从简单的宏观模式转而注意对微观经济行为的考察。

2．生育的微观经济理论

从前述的人口过渡理论中已知，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很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也不很高，例如，1988年低收入国家平均死亡率为10‰，中等和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死亡率为8‰，而发达国家平均死亡率也在8‰和9‰之间。但出生率的差异则很大，1988年，低收入国家平均出生率为31‰，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出生率为20‰，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6‰，而发达国家平均出生率仅为13‰。由此可见，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差异的基本因素是出生率的差异，因而西方人口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育率的研究上，他们试图运用微观经济学关于消费行为的分析去解释家庭的生育决策。

分析的思路是这样的：把子女视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会带来满足。如果把其他商品视为一个总体商品而名之为商品A，把子女这个特殊“商品”名之为商品B，则如何根据收入水平在商品A（即一般生活享受的商品）和商品B（即子女）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以求得最大的满足，可以利用无差异曲线显示一般生活享受商品数量和子女数目之间的主观选择。预算线显示一定收入水平按照一般生活享受商品的价格所能购买这些商品和按照子女的“价格”所能“购买”（即生育）子女的实际能力，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将决定一定收入水平的条件下选择若干一般生活享受商品和生育多少子女的最佳配合。子女的“价格”如何决定呢？它决定于生育子女的净成本或净价格，即父母生育子女所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子女为父母带来的预期收入的余数。直接成本指养育子女花费的一切开支，包括生活和教育等费用。机会成本指父母在养育、照料子女时不得不放弃的挣钱机会所可能带来的收入。预期收入包括子女在成年之前为家庭劳动带来的收入和父母年老后子女所负担的赡养费用。

图4－5中，横轴表示需要子女（简称商品B）的数目，纵轴表示需要一般生活享受商品（简称商品A）的数量。I₁、I₂、I₃和I₄为四条无差异曲线，每条线上表示购买商品A和“购买”商品B任何一种数量配合带来的满足是无差异的，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表示的满足程度越大。在一定收入水平和两种商品价格比一定的条件下，预算线为ab，ab的斜率表示商品A和商品B的数量比或价格比。当收入水平提高而价格比保持不变时，预算线平行地向右上方移动成为a′b′，表示能够购买两种商品的数量增加了。当收入水平不变而价格比变动时，预算线向内或向外旋转，如商品B的价格比商品A相对地上升，ab线将向内旋转成为ab″线。

由图4－5可以看到，在ab线的约束下，ab与无差异曲线I₂相切于f点，此时选择OG₂数量的商品A和OC₃数量的商品B为最优的消费行为。就生育决策而言，有OC₃个子女为最优的生育行为。

图4－5　生育子女微观经济分析

如果家庭收入水平上升，结果将如何呢？按照“人口陷阱”理论，生育率将上升，图4－5中的预算线由ab平行地移到a′b′的位置，与较高的无差异曲线I₄相切于h点，于是，可以消费更高的商品并养育更多的子女而求得更大的满足，从而得到收入水平提高使生育率提高的结论。可以看出，推导出这种结论是以两个假设为前提条件的：第一，子女的“价格”不变（预算线斜率不变）；第二，父母的生育观不变（无差异曲线形状不变）。这两个假设都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实际上，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提高，以致子女的“价格”随之提高。子女“价格”的提高也会引起父母生育观的改变，人们注意子女的质量而不追求子女的数量。因此，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增加对子女的需求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假设。在图4－5中，由于子女“价格”的上升，预算线ab以a点为轴心向左下旋转到ab″的位置，与一条较低的无差异曲线I₁相切于e点，于是，最优的消费行为为购买OG₁数量的一般生活享受商品，最佳的生育行为是养育OC₁数量的子女。比起子女“价格”未上升前养育的子女数目OC₃显然要少。如果妇女就业机会增加，家庭收入和子女“价格”会同时上升，预算线ab就会向左下方旋转又同时向右上方移动到虚线cd的位置。cd与无差异曲线I₃相切于g点，此时，最优的消费行为为购买OG₃数量的一般生活享受商品，最佳的生育行为为养育OC₂数量的子女。因此，当妇女就业机会增加而使家庭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一般生活享受商品的需求将增加（因OG₃＞OG₂），对子女的需求将减少（因OC₂＜OC₃）。

上述的生育决策微观分析颇符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状况。发达国家生育率之所以很低是因为养育子女的成本很高。在这类国家中，高度竞争的环境使人们不能不为子女的前途而进行智力投资，从而增加了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另外，妇女受教育水平较高因而就业机会较多，这就增加了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其次，发达国家儿童营养丰富，医疗卫生条件优越，儿童死亡率低，这就减少了养育子女的风险，因而不追求子女的数量。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使老年生活得到保证，不必“养儿防老”。同时，发达国家的封建传统观念比较淡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已不存在，相反，人们追求自己的生活享受，认为不如“及时享乐”，这也大大减弱了对多子女的偏好。

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则居高不下。这是因为：首先，教育落后，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少，从而减少了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妇女就业机会少，而子女很小就可以做工帮助家庭增加收入，从而减少了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其次，社会保险制度不普及，人们为了老年生活得到保证，不能不“养儿防老”。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传统观念影响之下，还存在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意识和“多子多福”的心愿。此外，发展中国家城市生育率和农村生育率有不小的差异，这种情况也可用微观经济分析说明其原因。城市地区养育子女的成本较高，对多子女的偏好较小，故不愿生育太多的子女；农村地区养育子女成本较小，对多子女的偏好较大，故愿多生子女。

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忧患

前面已经指出，“人口陷阱”理论的主要缺点是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故认为发展中国家将陷入“人口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只要技术不断进步，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可以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因而“人口陷阱”是不会出现的，即使出现也是会被填平的。但是，应当看到，贫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由于资金匮乏和智力稀缺而难以开发和应用技术，以致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使“人口陷阱”的出现成为可能。

人口增长过快究竟是否妨碍经济发展？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人口增长过快不是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但是，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从表4－1可以看出，2005年，世界人口总计已超过64亿，其中超过54亿人口居住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人口近10亿。人口增长率差异很大。1990年至2005年，发达国家仅为0．9%，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1．4%，其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高达2%。到2000年，世界人口总计已超过60亿，其中，发达国家不足8亿，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近50亿。

可见，富足的发达国家的人口已基本上趋于稳定，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却一直在迅速膨胀，而且势头不见减弱，“人口爆炸”的确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威胁。

过快的人口增长必将有害于经济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在资源有限，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必将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降低生活质量，使普遍贫困的现象更将恶化，经济进步的愿望将成为泡影。拉丁美洲地区现在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水平低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民生活已降到60年代的水平。称为“被遗弃的十年”的20世纪80年代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口的过快增长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正如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说：“贫困、人口和环境问题往往是互相交织的；早期的发展模式和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意味着有许许多多穷人生活在环境严重恶化的地区。”

第二，赡养负担加重，不利于经济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将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恶化。当人口缓慢增长时，没有一个特定年龄组会占有突出的优势，而且在人口总数中有劳动能力的人（15岁至65岁）比儿童和老人要多得多。当人口快速增长时，首先是儿童数目的迅速增加，以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小于15岁、大于65岁的人在人口中占40%以上，而发达国家小于15岁、大于60岁的人在人口中只占32%左右。没有劳动能力的儿童和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是社会中的被赡养者，他们对经济未作贡献，在衣食住行和教育上却成为社会负担，这种负担称为“赡养负担”（burden　of　dependency），赡养负担的轻重由14岁以下年龄组和65岁以上年龄组的人口在总人口所占的百分比来测定。表4－2说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赡养负担的差异。

表4－2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赡养负担（2003年）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整理所得

衡量赡养负担轻重还有一种指标，称为赡养率（dependency　ratio），以人口中受赡养者占赡养者人数的百分比来计算。表4－3对比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1950年、1960年和1970年和2003年的赡养率。

表4－3　赡养率对比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整理所得

从表4－3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赡养率远比发达国家的赡养率为高，在20世纪50年代迅猛上升，60年代继续保持50年代的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14岁以下的儿童所占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可以设想，当两国经济条件完全一样，而一个国家的赡养负担较重，则这个国家就不能不把一部分资源用于被赡养者的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使发展经济的潜力减弱。

第三，在既定的资本存量条件下，由快速人口增长而引起的大量新增的劳动力所能得到的资本（具体化为机器设备）配置量将有所减少，也就是说，每单位劳动力占有的资本量将有所减少，出现一种所谓“资本宽化”（capital　widening）的状况。资本宽化使劳动生产率降低，进而使工资收入降低，对经济发展带来有害影响。相反，如果人口增长受到节制，每单位劳动力在既定资本存量条件下可以得到较多的资本配置，就形成所谓的“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的状况。资本深化将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工资收入，对经济发展带来有利影响。而且，如果人口不断增长，由储蓄而形成的新资本，也不能使资本深化，而继续保持资本宽化的状态。资本长期处于宽化状态的重大后果之一是，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难以配套建成。

第四，在人口总量大，农业比重高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可能性有其限度，人口的迅速增长，将使这种转移更加困难。结果，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继续留在生产率很低的农业之中，并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许多家庭的收入长期停留在很低的水平。

第五，人口迅速变动使社会经济结构相应调整的难度加大，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是城市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不少城市正在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已成为畸形发展，如墨西哥城的人口1960年为480万，1970年为800万，原来估计1980年为1　200～1　500万，2000年为2　000万，事实上，1990年已达1　800万，2005年更高达2　200万，以这样的速度增加下去，21世纪初将是3　860万。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墨西哥1965年至198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造成了畸形城市化，使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工业化的速度，只有一部分的农村流出人口能为工业部门所吸收，其余的或者只能进入业已过分臃肿的服务部门，或者加入了城市失业队伍，给城市造成了贫困、疾病、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障碍。

第六，背上沉重人口负担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力发展应有的教育文化事业以提高人民的知识技能和价值判断能力，以致在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人口素质却在不断下降。过度的人口增长还会造成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因此，人口失控不仅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民族素质的提高，还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严重的后患。

总之，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在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贫困落后的社会尤其是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对人口问题有足够的忧患意识，采取必要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