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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期，凯恩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出发，提出了以增加投资弥补需求缺口的理论，其目的是消除短期的、周期性的经济不稳定。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生产不足，凯恩斯理论一般被认为是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英国的哈罗德和美国的多马，差不多在同时，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的思想，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推演出一种增长理论，人们称之为哈罗德－多马模式。这一模式的内容如下：

任何一种经济必须把国民收入储蓄的一部分用来抵补前一阶段生产中建筑、装备以及材料等资本品的损耗，但是，如果要谋求生产的增长，则必须注入体现为资本品增加的新投资。总资本存量的多少和GNP的大小之间存在着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某种直接经济关系，这一关系称为资本－产出比例（capital－output　ratio），它表示1个货币单位的产出需要多少货币单位资本的投入（这是平均数的概念），或每增加1个货币单位的产出需要增加多少货币单位资本的投入（这是增量的概念），也就是说，资本－产出比例可以是平均资本－产出比例，也可以是边际资本－产出比例。新增的资本来自国民收入的储蓄部分，因此，要谋求产出的增长，必须得到一定国民收入水平和一定储蓄率的保证。可见，增长的快慢和收入水平、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例密切相关。用动态观点说，一个时期储蓄转化为资本即新资本形成是下一时期产出增长的源泉，而产出增长又成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形成的基础。哈罗德和多马把这一思路用代数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增长模式。它的数学推理步骤如下：

（1）设国民收入为Y，储蓄率为s，储蓄为S，则

（2）资本存量的变化即是投资。设资本存量为K，投资为I，ΔK为资本存量的变化，则

如前所述，资本存量和产出（即国民收入）有一定关系，即资本－产出比例，由k表示，则

（3）一国的总投资必与总储蓄相等，即

由（1）已知S＝sY，由（2）已知I＝ΔK＝kΔY，则

　　S＝sY＝kΔY＝ΔK＝I

在等式两边先除以Y，再除以k，得

表示国民收入即产出的变化率或增长率，如用G表示，则

这就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它简单地说明一个道理：GNP的增长率是由国民储蓄率和国民资本－产出比例共同决定的。GNP的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即是说，一定水平的GNP中储蓄率越高，GNP的增长率就越大。GNP的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例成反比，即是说，资本－产出比例越高，GNP的增长率就越低。为了经济增长，必须从GNP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因此，储蓄越多，投资就越多，增长也就越快。但是，每一水平上的储蓄和投资所能带来的实际增长速度取决于投资的生产能力，即取决于一份投资能增加多少产出的经济效果，这可用资本－产出比例的倒数即产出－资本比例来衡量。

举例来说，某一国家的资本－产出比例为3，储蓄率为6%，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式，可知这个国家的产出可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即

如果储蓄率从6%增加到15%，则增长率可以从2%增加到5%，即

在非常强调资本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普遍赞扬。不少人认为，这个模式与其说适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如说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个模式不仅消极地显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要害——资本的匮乏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还积极地证明：只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就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对哈罗德－多马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究竟有多大的适用性，资本形成对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究竟有多大作用，越来越感到怀疑，并提出了不少批评。他们的疑点和批评可分述如下：

第一，如果经济是开放的，储蓄的增加不一定会扩大资本形成，因而储蓄起来的国民收入可能有一部分要流向国外，不在国内形成资本，无益于国内经济的进展。

第二，资本形成的扩大不一定提高生产能力。可以设想，如果投资集中在含有高资本－产出比例的产业，而资本折旧大量发生在含有低资本－产出比例的产业，则资本存量并不会增加多少，因而生产能力提高不多。

第三，即使生产能力提高了，也并不一定会增加产出，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中，生产能力的闲置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第四，模式的侧重点是需要多高的一定GNP水平下的储蓄率以维持增长率，而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以提高增长率。

第五，模式集中注意力于资本－产出比例，以致过分强调投资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存在着未被使用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存在着改进生产方法以提高产量的能力，因此，即使投资增加不多，产出也可能有较大的增加。

第六，生产过程中除资本外还需要其他投入要素的配合，当资本增加时，也要求其他投入要素的增加。在发达国家，这种配合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为熟练劳动力和管理人才是比较丰裕的，适合投资的社会结构因素是比较优越的，而发展中国家却缺少这些条件，当资本增加时，得不到相应的熟练劳动力和管理人才的配合，社会结构的因素还可能阻碍扩大投资的顺利进行，因此，即使投资扩大了，资本存量增加了，产出并不能有相应的增长。

第七，由于上述的要素易于配合和社会结构富于弹性，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比例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稳定不变的，而发展中国家则会出现当资本增加时资本－产出比例变大的情况。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是以比较稳定的资本－产出比例为计算基础的，如果资本－产出比例难以稳定，这个模式的实际意义将大大减小。

第八，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假设技术是“中性”的，对资本－产出比例不发生影响，因而技术进步可以不予考虑，但事实证明，在现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着很大的作用。不考虑技术因素是这个模式的缺陷。

第九，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以资本－产出不变，技术中性为前提，因而增长率决定于储蓄率。当满意的储蓄率既定时，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值，这就使得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因此，这个模式所设计的增长途径是处于“刃锋”状态的。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

如前所述，从凯恩斯理论发展起来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的主要缺点是把资本看成是促进增长的唯一因素，没有考虑到投入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会引起投入要素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例如利息率下降而工资率上升，则生产者就会在生产过程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动，反之亦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的批评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只要投入要素的价格和比例是固定不变的，经济增长就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相反，投入要素的价格和比例是变动的，经济增长就消除了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劳动的供给超过资本的供给，工资率比起利息率将相对地下降，如果资本的供给超过劳动的供给，工资率比起利息率将相对地上升，两种情况中任何一种出现，生产过程中都将会引起资本与劳动互相替代，这种替代作用将减少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新古典经济学家从上述认识出发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他们首先研究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个函数表现了资本和劳动可以不成比例地变动并互相替代。

式中：Y表示产出量，K表示资本投入量，L表示劳动投入量，r、α和β为常数。α与β之和为1。α和β表示各个投入要素在产出增长中所起的不同份额的作用，也可叫做各个投入要素的产出量弹性，它是由各个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

例如，假设r为1．01，α为3／4，β为1／4，则

这表明，当资本固定不变时，如劳动增加1%，产出量将增加1%的3／4，即0．75%；当劳动固定不变时，如资本增加1%，产出量将增加1%的1／4，即0．25%。生产者可以根据工资率与利润率的相对变化来调节劳动与资本的使用，以达到产出增长的目的。但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不含有技术进步影响产出的因素，这是显而易见的。

为此，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个生产函数发展成为

　　Y＝F（K、L、R、t）

式中：K、L和R各自表示资本、劳动及自然资源，t为时间（表现为技术不断改进趋势的因素），F表示函数关系。

如果R固定不变，L和K增加，时间在前进（意味着技术在不断改进），于是

　　ΔY＝V·ΔK＋W·ΔL＋ΔY′

式中V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W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ΔY′为由技术进步而引起的产出增长量。

产出的增长率，可根据各投入要素的增加率由下式表示

式中

分别表示产出增长率、资本增加率和劳动的增加率，

则表示由技术进步而获得的产出增长率，并由此可知为资本的产出量弹性（即资本在产出量中的相对贡献），

为劳动的产出量弹性（即劳动在产出量中的相对贡献）。

总之，新古典增长模式表明：经济增长率等于资本的产出量弹性乘以资本增加率、劳动的产出量弹性乘以劳动增加率，以及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加率之和。

由上述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反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是决定因素”的传统看法，提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贡献的观点。这说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已为经济学家们所认识。

第二，模式假定投入要素价格是可变的，因而投入要素之间具有替代性。由此可以通过资本－劳动比例的调节来改变资本－产出比例，以增加经济增长率的可调节性和稳定性，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式的“刃锋”问题。

第三，模式突出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投入要素之间如果可以因价格变动而彼此替代，那就要假定市场中竞争能力是很强的，生产者对市场信息是灵通的。可以推论，模式认为资本－产出比例的调整主要不是通过国家干预做到的，而是通过价格－市场机制的调节实现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模式的新古典主义色彩。

（三）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式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式的提出者认为，尽管哈罗德－多马模式似乎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刃锋”状态的缺陷，但是，新古典模式企图用投入要素的相互替代性和资本－产出比例的可改变性来弥补这一缺陷，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资本一旦形成，并采取机器设备等物质形式就难以改变，体现并凝固在物质资本之中的生产技术和投入要素比例也不易随时改变。即使投入要素市场价格变化，资本－产出比例也无法随之调整。新古典增长模式把技术进步视为独立因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投资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并不是分离的，没有投资的增加就不会有技术的进步。

新古典增长模式和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基本上是同一思路的，它也假定资本－产出比例是既定的，要实现生产的稳定增长，只有而且必须得到一定储蓄的保证。但是，新剑桥增长模式进而采用了“两阶级”分析法，认为储蓄率并非是国民收入的一个简单百分比，而是由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决定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息息相关，收入分配是经济增长受到决定性影响的因素。

以P代表资本利润，W代表劳动工资，Y代表国民收入，则

又设s_P代表资本家的储蓄率，s_W代表工人的储蓄率，s代表总储蓄率，于是

将（1），（2）两式代入哈罗德－多马模式G＝

中，得

即是利润率，以π代替之，则

上式即是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式。模式的含义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经济增长率决定于利润率的高低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储蓄倾向。

新剑桥增长模式的提出者还进一步研究了长期中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变化的趋势。设P为利润，I为投资，C_P为资本家的消费倾向，s_P为资本家的储蓄率，可以得到一公式

公式的含义是，利润的大小取决于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倾向或储蓄率。利润与s_P反方向变动，而与I和C_P同方向变动。由于C_P比较稳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决定于I的大小，更确切地说决定于投资率（即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部分所占的比例）的大小，而投资率的大小又与经济增长有密切联系。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引致较高的投资率，较高的投资率又将引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增长。因此，设利润率为π，资本家储蓄率为s_P，G为经济增长率，可得公式

公式的含义是，资本家储蓄率越低，利润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率越高；利润率越高，又将导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越大，因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小。

综上可见，新剑桥增长模式具有下述一些特点：

第一，模式是哈罗德－多马模式的延伸，与后者一样，前者的基本观点是增长率决定于储蓄率或投资率，而资本－产出比例是固定不变的。

第二，模式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以及收入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模式认为，在社会分化为两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加剧了收入分配比例失调，收入分配比例失调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增长。要解决这一问题，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谋求经济快速增长，而是消除分配比例失调的状况。

第四，模式否定了新古典模式的思路：持续稳定增长决定于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和技术进步，而认为要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必须靠国家政策对分配比例失调进行干预。

（四）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挑战。新古典增长模式的优点是简单明了，但其假设条件是，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由此得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工资率和资本－产出比将会趋同，初始条件或当前干扰对于产出和消费水平都没有长期影响，在没有外生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人均产出将收敛到一个稳定水平。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麦迪逊（Maddison，A．）、赫斯顿（Heston，A．）、萨默斯（Summers，R．）等经济学家根据许多国家相当长时期中有关经济增长情况的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第一，生产率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长期趋势是递增的而非递减的。第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在扩大而非缩小。第三，储蓄率变化与增长率变化的相关性较大而非较小。第四，资本并非从富国流向穷国，有时还出现反向流动的情况。因此，在批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把技术内生化。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二要素论，即决定经济增长的只是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新增长理论则认为还有第三个要素——知识和技术，而且这一要素是内生变量，它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使边际生产率递增。投资刺激知识的积累，知识积累反过来又促进投资，形成良性循环，从而说明了发达国家何以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及穷国与富国之间增长率趋异而并非趋同的情况。新增长理论主张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因为这将产生“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认为国际贸易应当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优势”旧原则向“技术、知识或人力资本优势”新原则转变。新增长理论强调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从而重视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因此，可以说，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是共生的。

新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打破了新古典增长模式中“余值”的不解之谜，阐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但也不难看到，新增长理论大量运用了数学工具。在近年文献中，数学运用越来越多，方程组越来越复杂，以致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罗默（Roemer，P．）也认为，“如果我们少花点时间来解方程组，多花点时间来精确地界定我们用词的真正含义，那么，在这些领域中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会更加富有成果的。”^[1]

二、经济增长的历史统计分析

对这种分析作出大量工作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Kuznets，S．）。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早年从事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统计方法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相当长时期中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变动过程进行了历史的分析比较，考察了这些国家的GNP、生产率、经济结构、分配状况等在经济增长中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一）经济增长的特征

库兹涅茨根据英、法、美等14个国家近百年的经济增长统计分析，总结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大特征。

（1）人均GNP和人口表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但人均GNP的增长率要高于人口增长率。

（2）由于技术进步，生产率不断提高。

（3）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转变率很高。经济增长不断改变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就业结构等等。经济增长使农业过剩人口转向城市和工业，小业主转向大企业，结果促成了农业向非农业、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变反过来又推动经济增长的加快。

（4）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迅速改变。经济增长使僵化的社会结构变得较为灵活，使传统的思想观念转变为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等新意识。

（5）经济增长不是一国的独特现象，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大，成为各国追求的目标。

（6）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平衡的，因而世界经济增长受到限制。

（二）经济增长与其他经济变量的相关性及其源泉

库兹涅茨根据14个国家和地区统计资料的分析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其他几个重要经济变量的相关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近50年来，在14个国家和地区中，GN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人均GNP年平均增长率为1．98%。

（2）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劳动力数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但人均工时投入量却以年平均0．3%的速度下降。

（3）总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为2．54%，人均资本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2%。

库兹涅茨从研究分析中还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人均GNP的增长，25%归因于投入要素数量的增长，75%归因于投入要素的效率，即生产率的提高，而投入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因此，科学技术进步为现代经济增长开发了新的源泉。

（三）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库兹涅茨从14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统计资料中还发现了收入分配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变化趋势。它的表现是：（1）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经过长期的稳定和略有上升的变化之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这是因为教育发展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率，并由此而促使劳动价格的相对提高。（3）个人和家户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缩小而渐趋平等。与此同时，库兹涅茨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得出一个收入分配变化的规律性：在经济增长的早期，收入分配趋于恶化；在经济增长的后期，收入分配趋于改善。这一情况被称为“库兹涅茨效应”（Kuznets　Effect），如用图2－1表示，被称为“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Kuznets　Inverted－U　Curve）。

为什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会出现先恶化而后改善的现象呢？答案不止一种，但一般看法是：结构变化的性质造成了这种结果。经济增长首先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发生，在这个部门中，就业量小而生产率和工资高，与之相比，在传统农业部门中，就业量多而生产率和工资低。在传统农业得到改造之前，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将迅速扩大，而且扩大中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中的收入不均现象又可能比停滞的传统农业部门更严重。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工农业产业结构逐渐转变，人口的流动和就业量的变化使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趋于缩小，从而使收入差距也趋于缩小。

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分析以及“倒U形曲线”效应的提出，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推论而出的。之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探索。1973年，阿德尔曼（Adelman，I）和莫里斯（Morris，C．T．）利用了库兹涅茨的分析方法，对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和分配状况作了考察。他们把选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分为三个阶层，即5%的高收入阶层，20%的中等收入阶层和60%的低收入阶层，在作出时间序列的分析之后发现：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当狭小的工业部门开始扩张时，农业人口的收入分配明显地出现不均，特别是当外资企业被引入后，分配不均情况更趋恶化，以致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都显著下降，只有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显著上升；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后，高收入的分配状况基本上无变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重开始上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重在经济发展初期绝对地下降，以后，由于政府在政策上对他们的协助，收入比重渐有增加，最终到二元结构趋于消失时，他们的收入比重才较大幅度地上升。阿德尔曼和莫里斯的分析研究结果，肯定了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样表现出来。

1974年后，阿鲁瓦利亚和钱纳里等人又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66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统计资料考察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过程，也得到了倒U形曲线的同样结论。他们还发现：大约有3／10的低收入国家、3／5的中等收入国家和3／20的高收入国家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均情况，并可以看到，收入不均的国别分布顺序是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这就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收入分配越趋于平等。

三、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从世界经济进程的跨度研究经济的历史及其阶段划分的理论是曾经名噪一时的、由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把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其中，起飞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经济增长的两次“突变”，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阶段。

（一）传统社会经济增长的局限和起飞的意义

起飞以前的历史是传统社会岁月漫长的历史。明确地说，传统社会是指牛顿科学产生以前的所有社会以及至今没有发生牛顿科学革命的国家和地区。旧中国的各个王朝，中世纪的欧洲和非洲的传统部落等等都属于传统社会。这种社会的特征是：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社会结构僵化而缺少弹性，人们的思想观念是消极而无为的。它的最重要的经济特征是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个特定时期也可能出现经济的扩展和繁荣，但紧接而来的却是社会危机和经济衰落。这种情况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汉代的武帝时期，唐代的开元时期，北宋初期，明代中叶等，中国经济都有过相当繁荣的局面，其生产力水平在当时都居于世界前列，但这种良好的经济形势没有一次得以持续下去。罗斯托说，尽管传统社会也能经历一个人口和收入增长时期，人均收入也无疑可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的扩张最终要停滞下来，普遍让位于自我加剧的衰退。

为什么传统社会不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呢？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看，传统社会不能有效地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扩张时期，社会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以外有足够剩余，但这种剩余很少用来扩大生产，统治者往往把它用来修建华丽的宫殿供自己享乐，修建纪念性建筑以图名垂千古，或者建造精美的墓地作为自己来世的天堂。除统治者之外，地主和商人也拥有一部分剩余，但他们除了用于奢侈生活和窖藏之外，不会把剩余财富用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方面。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也储蓄，但储蓄的动机和结果都是消极的。他们为储蓄而储蓄，结果还是储蓄，因为没有现代企业家把这些储蓄转为生产投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了经济扩张有一个最高极限，这个极限就是社会出现剩余。

第二，传统社会的政治过程也决定了经济增长不能超越上述极限而持续下去。传统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在一个王朝初期，统治者们能够吸取前代统治者灭亡的教训，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们组织人力重新修建水利设施，以抵抗自然灾害，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并尽可能做到政治上的廉洁，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随着经济繁荣局面的到来，政治又逐渐趋于腐败，天灾人祸交织，引起了社会动荡。在社会动荡中，旧王朝为新王朝代替，又再次出现同样的循环，使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能发生。

第三，缺乏现代的科学技术是传统社会不能产生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原因。罗斯托指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在于现代社会中技术进步能有规律性地不断涌现，而传统社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技术的落后及其进步缓慢，使经济增长经常遇到资源“瓶颈”和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递减的约束，从而导致增长的中断或停滞。

第四，传统社会的消极思想观念使社会经济缺乏活力，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生活在传统的文化背景中的人们，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神的本质，人们只能信仰它而不能认识它。在神面前，人们只能逆来顺受，不相信世界是可以认识并可以改造的。有知识的人只去做一些无意义的研究，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那样，不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不去探索新的、较为有效的生产方法。因此，罗斯托说，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失败是观念上的失败。

可见，传统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由传统社会固有的性质所决定的。如要克服经济增长不能持续的局限性，传统社会必须有一次重大变化，这就是“起飞”（take　off）。按照罗斯托的说法，起飞这一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经济的起飞，即经济增长的加速，又指社会的起飞。社会起飞是经济起飞的前提。起飞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始和“自我持续增长”时代的开始，也可以说，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一国进入起飞阶段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

（二）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

经济起飞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要实现起飞，必须有几个先决条件：

1．科学思想条件

罗斯托认为，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完成的一场自然科学革命的意义，远远不限于自然科学本身，还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基础。自然科学的进步，打破资源“瓶颈”对经济增长的束缚，克服了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从而开辟了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改造了人们的传统思想，调动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扩大了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罗斯托把牛顿科学思想看做历史的分水岭，它划分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时间界限。

起飞有赖于一大批富于创新、冒险和进取精神的企业和全社会的创业精神。起飞前夕的社会应该开始具有有利于创业精神产生和企业家出现的社会条件。首先是社会的信念体系，例如，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企业家群体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同中世纪晚期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观念有密切关系。此外，如罗斯托所说，有利于企业家涌现的社会必须具有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新的中坚人物必须感到自己受到他们所属的进取心不大的传统社会的阻碍，以致无法沿着通常的道路获得名誉地位。”其二，“传统社会必须有相当高的伸缩性，使它的成员在循规蹈矩之外有一条得到物质上的发展的向上爬的道路。”前一个特点促使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奋力进取，敢于冒险，后一个特点给予这些人以成功的可能性。

罗斯托认为，起飞要有政治先决条件：第一，是统一国家的形成，以有利于举国上下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下，起飞是不可能的。第二，有一个集中到谋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政治目标。罗斯托说，“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某种行动的动力。所谓反应性民族主义，是指为抵御外国入侵，免受他国的侮辱或为过去所受的民族耻辱雪恨而产生的民族感情。在统一国家形成后，这种民族主义将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第三，有强有力的政府发挥领导作用。在罗斯托看来，起飞前夕，组织统一的市场，建立财税制度使资源用于现代用途，筹集社会分摊资本，发展农业生产等都离不开政府的领导和管理。

起飞的经济条件有三：

第一，经济的主体是工业，但工业的迅速增长必须有农业作基础，同时，需要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供使用，因此，社会分摊资本的投入是必要的。

第二，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因此必须大量增加储蓄，提高资本积累率和生产性投资率，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占到10%以上。

第三，要建立能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部门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一种部门的增长决定着其他部门的增长，在所有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它通过前向、后向和横向的联系带动其他部门。主导部门的建立是由经济增长的内在必然性促成的，因为经济增长始于技术上的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只能率先出现在某一部门，然后扩散到其他部门。以英国为例，虽然在17世纪已完成了政治革命，人们的思想也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17世纪牛顿科学革命时期得到深刻的改造，然而，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民经济仍相当陈旧，工业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方法。只是到了18世纪中晚期，蒸汽机问世，接着在纺织工业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纺织工业从此大大加快了增长速度，成为主导部门，带动了其他部门的增长，促成了英国经济的起飞。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学分析，而是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分析。罗斯托鼓吹多元历史观的方法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甚至心理因素来决定的。从这种观点来划分经济增长的阶段，其目的是企图否定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表现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论点。在他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一书中，他竟毫不掩饰地以《反共产党宣言》为副标题，由此可见他的用心。但是，他对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根据大量史料作了实证性分析，其中不无可取之处，特别是对经济起飞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主导部门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细致论证，对发展中国家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四、经济增长限度理论

20世纪60年代是西方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年代，但高速增长所造成的恶果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耗竭等已逐渐显露。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继续增长是否可取和是否可行产生了疑问并试图作出理论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罗马俱乐部的两份报告。

1968年，由30多位西方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专门开会讨论了人类目前处境和发展前景问题，并委托梅多斯（Meadows，D．L．）等4人写出一份题为《论人类困境》的科研报告，它后来以《增长的极限》为书名于1972年出版。这份报告以系统动态学为基础，通过电子计算机的计算，得出了所谓的《世界模式》。从《世界模式》中，他们得到三点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如果现有的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耗竭的发展趋势不变，世界将在未来100年内的某个时间达到增长极限，其结果很可能是人口和工业能力不可控制地突然下降，在公元2100年来到之前，整个经济已停止增长。这一结论的得出，源自两个观点：其一，经济增长因素的特点是“倍数增长”或“复利式增长”，这种增长最好用“倍增时间”来表现。倍增时间是一个数量在一定的增长率下增加1倍所需的时间，它大约等于70除以增长率。其二，经济变量的指数增长可以利用系统动态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反馈环路”来说明。反馈环路联结一个活动和这个活动对周围状况所产生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又反过来作为信息影响下一步的活动。第二个结论是：改变上述趋势并建立持续的经济稳定和生态平衡的情况是可能做到的。第三个结论是：要避免第一个结论所说情况的出现，争取达到第二个结论提出的目标，就应该及早采取几方面的措施：1975年人口不再增长；1980年工业资本不再增长，工业产品的单位物质消耗降为1970年的1／4；从以物质产品生产为重点逐步转向服务设施的扩大；环境污染程度降到1970年数值的1／4；扩大对粮食生产的投资，而且优先使用在增加土地肥力和水土保持方面。为了抵消工业投资的相对减少，应改进设计并减少损耗和报废以延长工业资本的平均寿命。梅多斯等人说，只有采取这些对策，才能建立起均衡世界模式，否则就会按照“末日”世界模式发展下去，并最终在经济上趋于崩溃。

继《增长的极限》之后向罗马俱乐部提出同一思路的报告的是另外两位经济学家。他们于1974年以《人类在转折关头》为题递交了报告。这份报告和《增长的极限》一样，以复杂的计算机模式为基础，但它不是把整个世界作为统一体，而是按地理、文化、政治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把世界分为互相依存的10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在数学意义上是一个分离的系统，因而每一个区域各自有它自己的极限，区域性的崩溃可能比整个世界系统来临要早一些。但是，这份报告又指出，由于对外贸易在许多国家的GNP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世界的互相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如果国与国之间能密切合作，经济崩溃是可以避免的。

《增长的极限》出版之后，许多人为之信服，感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但也有许多人提出异议，怀疑世界模式所根据的5种经济因素变动情况未必正确，并认为世界模式选择的基本经济关系和估计的参数都未必正确。一些有识之士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模式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体现，梅多斯等人不过是“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而已。《人类在转折关头》的调子似乎比《增长的极限》乐观一些，但是，两者的基调是一致的。尽管如此，增长极限论的提出者强调：如果片面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不考虑其社会代价，其后患是无穷的。这一点是值得发展中国家注意和警惕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可以说是增长极限理论的演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