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演变

一、发展经济学兴起以前的经济发展思想

发展经济学虽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相继出现之时，但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已可发现有相当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经济发展思想是和资本主义同步出现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之下，生产力水平低下而发展缓慢，在相对凝固的、静止的社会经济中，增长和发展不可能成为人们注意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并越来越重视生产力水平如何提高，社会财富如何增进，国民经济如何发达等问题。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生产日益社会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学家们或者积极论证经济如何发展，或者消极地解释经济如何不发展。

被称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比重变动的看法。他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数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相对地减少，从事工业的人数比起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又将相对地减少。这一命题后来得到当代发展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的肯定，在发展经济学中称为“配第－克拉克命题”，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经济进步过程中“产业软化”（so－ftening　of　industries）的实际情况。重农学派把农业看成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视野过于偏狭，但他们的经济理论表现了循环周转、生生不息的经济增长观点，是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最早对经济发展问题作出系统分析研究的是亚当·斯密。他较正确地限定了社会财富或产出的含义，较全面地观察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国内外经济政策，还预测了经济增长的前景。李嘉图经济理论的特色是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但他所探究的分配问题却是从历史进程的跨度去观察的，也就是说，他是把分配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马尔萨斯以他的人口理论为人们所熟知，但应当指出，他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看法有两个层次：首先，他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增长的人口是经济繁荣的一种表现或结果：其次，继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约翰·斯·穆勒在他的著作中集中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投入价格的影响，还以乐观态度前瞻了经济增长进入静止状态。从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西方经济学家把注意力从动态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转向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于是，有人把这大约100年的时间称为“静态的间隙”。但是，合理的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石，而且有时间跨度的资源配置分析也是动态分析。不能不承认，在这个100年间隙中，有两位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中明确地论证了经济发展问题：一位是马歇尔，他提出了渐进的、连续的、自然均衡的发展观，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深刻影响。他还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并研究了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一位是熊彼特，他把经济发展看成是对现存经济关系格局（即他所谓的静态的循环周期）的一种突破，突破力量来自企业家的“创新”，“创新”的间歇性出现引起经济的周期波动，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此外，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比起英、法两国，经济上是相对落后的，是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对发展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一整套的政策建议。

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回顾过去的经济发展思想时，往往把马克思作为不属于他们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体系的“持不同意见者”而不提他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论证，表明了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般看法。他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问题的考察，不仅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规律，也有助于对其他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例如，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运动从社会总产品开始，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规律性也必须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又例如，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要求社会总产品的正常实现，即产品不仅要在价值形式上得到补偿，而且在物质形式上也要得到补偿。这一条件，社会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如要正常运行，也必须得到满足。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还涉及资源配置问题。马克思在分析级差地租时，曾以资本投入量的追加来观察超额生产率的变化以求得资本投入的经济界限。这种分析方法，也可以用来说明一切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经济界限。因此，从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分析的角度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更好地认识它的广度和深度。

综上可知，自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以来，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开展，已有几个世纪之久，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们曾根据他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或比较深刻，或比较肤浅地观察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并在各自的学说中，或比较系统，或比较零碎地阐述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尽管把这些思想汇总起来，还不能形成一门学科，而且其中不少论点或由于科学性不足而站不住脚，或由于历史条件变迁而已过时。但是，也应当看到，有不少论点并非谬误，至今还切合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且对当代发展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形成产生了影响。因此，在了解发展经济学系统理论之前，回顾一下经济学说史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是不无裨益的。

二、发展经济学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由于战后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模式开始出现。如斯塔利（Staley，E）在《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探究了战后许多落后地区急速地、快速地发展对先进工业国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K．）在《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一书中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P．N．）在《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一文中探讨了“过剩农业人口”如何成为发展力量，外在经济如何促进规模效益，基础设施和教育训练何以具有重要性等问题。上述论著是在1943年至1947年期间先后发表的，虽然它们开始涉及经济发展问题，但论证还很不系统，很不全面，还远远没有形成发展经济学。哈罗德（Harrod，R．F．）和多马（Domar，E．D．）两人于1948年同时提出的理论把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但是，哈罗德－多马模式毕竟只是一个增长模式，根本没有进入经济发展问题的领域。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居里（Currie，L．）的回忆，他在1949年率领一个考察团去哥伦比亚访问时，还不知道发展经济学这个名词。

1950年左右是非殖民化运动的高峰，接踵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的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各种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思想泉源，这些模式和理论逐渐系统化而蔚然成为发展经济学。

三、发展经济学的演变

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就其主流而言，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60年代中期以后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特点

在第一阶段，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有三种主要观点：（1）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2）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3）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在形成发展中国家的初期，一般突出这三种观点是很自然的。

首先，在影响生产的各个因素即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当中，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最稀缺从而是束缚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因为劳动力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比较充裕的投入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自然资源的条件诚然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有利的或不利的形势，但并不能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经验已证明如此。因此，在初期，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资本的匮乏，发展中国家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恶性循性”，以致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为此，必须在投资努力上“大推进”，求得“平衡增长”。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为突出资本重要性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模式从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出发，认为为了维持某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必须以投资的扩大来提高有效需求。但是，在一个时期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将不足以保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因为，前一时期由于投资扩大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在下一时期提供比前一时期更多的产出。因此，为了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必须进一步扩大投资以增加有效需求。这样，由于投资年复一年地扩大，产出将年复一年地增长；反过来，要产出年复一年地增长，投资必须年复一年地扩大。由此，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实现工业化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也体现了经济上摆脱依附，谋求经济独立的民族感情。人们把工业化看成是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地扩大外汇储备以增加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进一步提高国内生活水平所需的消费品和劳务的必由之路。工业化也被看成是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并由此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唯一途径。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理论根据的是著名的刘易斯二元结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是工业资本的积累和扩大的源泉，不仅促成了工业化，还引起了农业的进步。

最后，必须实行计划化的重要根据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全性。强调计划化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生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缺少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既不灵敏，也不正确，不能及时而正确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更不能估算社会机会成本。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不实行计划化，就会使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不能符合长期的最大利益。可以想到，强调计划化，强调国家干预，也是强调资本积累和强调工业化逻辑上的必然推论，因为加速资本积累和调节工业布局和进程，不能寄希望于私营部门的自发活动，而需要国家的计划安排和公营部门的调节。

把上述三个侧重点综合起来，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共有三个特点：

1．反“单一经济学”的倾向。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前，西方经济学虽然发生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但新古典主义的影响远未消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自认为他们的理论适合于一切国家，只存在“单一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而认为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同，因为后者是静态分析，研究的是如何通过价格－市场机制以合理确定既定资源的配置，而经济发展是动态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困，转为富裕，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结构上的特点，它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同于18、19世纪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使价格—市场机制的边际调节作用不可能完美实现，也使经济增长的利益不易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以致造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总之，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它反对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而认为既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又有发展经济学。

2．具有内向发展战略倾向。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家一般不支持比较成本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照他们看来，比较成本理论是静态理论，所关心的是来自贸易的直接的静态利益，却不重视国内工业化所产生的间接的动态利益。他们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情况已不同于19世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再具有“增长发动机”的功能，而只有从立足于国内平衡增长的进口替代政策中，才能找到另外一种“增长发动机”。他们的理论中含有“出口悲观主义”的成分，由此而产生的政策建议是内向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

3．自认为其理论是“宏大的理论”，可以适用于一切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论、平衡增长论等理论的提出者都自认为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特别是《经济增长阶段论》的作者、名噪一时的罗斯托（Rostow，W．W．），他把自己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划分（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理论说成是从现代史中归纳出的普遍发展过程理论。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与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所设想的结果不相一致的情况。实行工业化战略和进口替代政策以及计划化和政府多方干预的结果，使经济困难重重。相反，那些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执行出口鼓励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却在经济上取得比较明显的进步。以东南亚地区为例，虽然要素禀赋和出口产品范围在几个国家和地区中颇为相似，但经济较为外向的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就比经济较为内向的缅甸和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取得了相对较大的经济成就。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也较快，提高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这一情况和“出口悲观主义”的预想也不相一致。

面对这些情况，发展经济学不得不对前一阶段的理论和政策建议重新评价，作出如下的修正：

1．对计划化的得失和市场的作用重新评估。前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家过于强调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全性而贬低价格—市场机制的作用，然而，经济计划化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单纯的计划化存在着不少缺点。例如，过于重视宏观模式而忽视项目评估、刺激与反馈等微观措施；过于重视数量指标而忽视难以量化但意义重大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又看出价格—市场机制具有一些优点，如有助于有效地配置资源并刺激经济增长，可以避免过多宏观控制下出现的低效率和腐化，可以提供灵敏的经济信息而代价较低，等等。与此同时，他们着重指出，他们并不主张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而是主张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价格—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杠杆执行政策，不应当依赖全面的、细节的管理。

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在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下，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的农业成为工业化的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崇到可以损害农业而进行的地步。结果，农业剩余被榨取了，农民对刺激的反应力被忽视了。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谋求经济发展就必须发挥农业的作用，为此，必须给农民提供机会，必须扩大人力资本的积累，必须认识农业开发研究的经济价值。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具有很大的能力去改变他们利用土地、劳动力和经济机会的方法，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农民缺少受教育的机会，但他们既有的成就已经显示出他们的学习能力。总之，照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农业，在发展战略中，农业进步居于关键性的地位。

3．外向发展和对外贸易受到强调。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批评前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发展战略。他们指出，这种战略必将造成种种价格扭曲，如利息率过高，农产品价格过低，外汇定值过高等，以致既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又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重视对外贸易，鼓励输出，依据价格—市场机制调节进出口，在国际竞争环境中谋求经济发展。市场—价格机制不仅能最有效、最有利地调节国内经济，而且也能最有效、最有利地调节国际经济。

综上可见，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在基本思路、问题论证和政策建议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比较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特点，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统一体系，提出了不少特殊理论。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则在许多问题的分析中，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并扩大了新古典主义的应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人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复兴”（The Neoclassical　Resurgence）。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特点

在“新古典主义复兴”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发展问题又进一步深化了认识和理解，推演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从而使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具有下述特点：

1．在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影响之下，发展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看成是经济机制的外生变量，是一种“无制度的”（institutionless）分析。这种分析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在现实经济中制度的存在和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增长和发展。因此，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不能只关注资金投入，出口鼓励，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等纯经济因素，而应该更重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障碍作用。为此，拉坦（Ruttan，V．）和速水（Hayami，S．）曾试图以诱致性技术变迁扩展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理论，说明为什么这种变迁和相伴而生的经济发展出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而不出现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宾斯旺格（Binswanger，H．）等人突出土地制度对农业经济绩效的重大影响，重新构建了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奥尔森（Olson，M．）认为，对兴盛的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是那些能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必须有签订各种公平的、可实施的契约的权利，它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更是至关重要的。纽金特（Nugent，J．）指出，对制度变迁原因和某些制度形成的合理性进行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的“新线索”。当然，由科斯（Coase，R．）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由诺斯（North，D．）建立的新历史经济学对新制度主义的形成并扩大它们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影响起了重大作用。

2．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观察到，某些经济政策在一国有效，而在另一国却无效，究其原因，他们认为，这是由于经济政策措施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进行，因此，对经济政策措施的研究不能不超出经济分析的范畴，应该对政策措施的变动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作出研究，而且还要看到政治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现象比经济市场更为突出，其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更高。尽管将政治行为内生化相当困难，也必须从多方面努力使其内生化，如更多地考察政治市场的特性，政治偏好与经济决策的关系，寻租行为和其他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等等。

3．应当看到，发展经济学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也深受20世纪70年代末（即纪念《国富论》问世200周年纪念活动时期）以来形成的“亚当·斯密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Adam　Smith）研究热潮的影响：“亚当·斯密复兴”或“向亚当·斯密复归”（back　to　Adam　Smith），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向古典经济学的回归，它不是意味着重新强调自由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对配置资源、促进发展的巨大作用，而是意味着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者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纯经济分析思路的束缚，重新恢复了对政治、法律、历史等非经济因素的巨大兴趣，而在经济问题分析中重视政治、法律、历史等因素正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特点，他由此而自称其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

4．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家重申并推进了20世纪70年代就已有人提出的“寻租”理论。西方经济学界论证寻租问题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他们从进口垄断分析开始，进而论证由一般经济管制所引起的问题，认为凡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限制的，都会导致寻租现象的产生。这种现象使少数人获得巨额利益，而社会却蒙受资源的大量浪费，还会助长贪污腐化之风，使社会付出更多的代价。这种理论在客观上揭露了西方国家在民主形式下某些集团为了追求垄断利益，不惜以种种手段，如雇用律师钻法律条文的空子，或利用院外游说手段使议会通过有利于它们的法律，或直接买通官员以得到特殊照顾等的实际情况。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市场机制还有待于培育，有序而公平的市场竞争还未形成，法制还不健全，且旧体制残余影响未衰，比起发达国家来说，一些人更容易凭借权力去攫取经济利益，甚至索取贿赂。不能否认，这在发展中国家是十分严重而又相当普遍的现象。寻租行为可喻为“看不见的脚”（invisible　foot），在它的践踏下，“看不见的手”是难以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权力进入市场所引起的问题，其咎不在于市场本身。显然，寻租理论已不是一种纯经济分析，而是联系制度、体制、政治因素来考察经济问题的，它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5．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信息的不完全和高成本、市场不完善和交易成本等现象，使市场失灵超出了此前的关注范围，形成了“新市场失灵”。迈耶（Meier，G．M．）认为，“新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更广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使风险和信息的不完全与经济发展的分析密切相关。斯蒂格利茨（Stiglitz，J．E．）则进一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微观经济组织演变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颇具影响的理论假说，特别是对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奉为“灵丹妙药”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批评。斯蒂格利茨认为，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在排除了信息不完全、协调失灵、制度和历史文化差异（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就排除了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因此注定是要失败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在俄罗斯的声名狼藉，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绝好的例证。

在对“华盛顿共识”批评的基础上，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阐述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它以信息不完全为前提，强调发展中的制度因素，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更多地关注的是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3]这正如巴丹（Pranab　Bardhan）所言：“随着经济理论转向更偏重研究以信息为基础的市场失灵、协调失灵、价格的多重作用和潜在复杂的市场互动的一般思想，它将不可避免地转向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研究的问题。”^[4]

6．新的发展观得到普遍的承认和广泛的应用。20世纪50年代一般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60年代则认为发展包含增长和结构变化；而进入80年代以来，发展观所包含的内容大大拓宽了，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环境的改善，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改进，这就充分体现了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特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阐述的新发展观：以自由看待发展。森认为，实际收入和产出的增长充其量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发展实质上是自由的扩展。森这里所讲的自由即实质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它首先是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例如，避免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等等，同时又享有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的自由。在森看来，发展意味着经济主体各种权利和能力的扩大，意味着他们能够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制度框架下享有更大的自由，拥有更多的机会，做出更多的选择，实现更大的效用，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

总之，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包含不少不完全一致的发展理论，但共同的特点是，尽管强调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机制的作用，但在分析方法上，新古典主义的思维范畴、概念和工具，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与实证检验方法等都在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诸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新贸易理论，市场经济下经济发展绩效比较研究等都是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思　考　题

1．发展中国家具有哪些经济特点？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现阶段的状况说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2．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概念的区分有什么体会？试从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存在问题和今后努力方向，论证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了解了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后，你对这门学科有何基本认识？

4．如何对待西方发展经济学？

【注释】

[1]参见朱庆芳、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参见吉里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3]Stiglitz，J．E．“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the　1998WIDER　Annual　Lecture，Helsinki，January　1998，reprinted Chapter　1in　The　Rebel　Within，Ha－Joon　Chang（ed．），London：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2001，pp．17－56．

[4]参见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