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虽有联系，却有区别。

经济增长是指社会财富的增长、生产的增长或产出（output）的增长。用统计术语说，经济增长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或国民总收入（GNI）的增长。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第一，投入结构的变化，即生产中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是否从手工劳动转向机械化操作，是否从粗放劳动转向使用熟练劳动，是否从土著生产方法转向采用先进技术，或者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当然，这是就一般经济发展过程而言的。在劳动力十分充裕的国家，在努力推进机械化生产，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即在生产中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逐步代替劳动密集型的同时，又可以在一些产业中继续保持甚至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产出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否在产业比重上，农业部门相对地缩小，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相对地扩大的同时又逐渐比服务部门相对地缩小，而服务部门则逐渐地扩大，或者这种变化很小；是否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趋于合理，初级产品与加工工业的比例趋于合理，以及基础产业与非基础产业的比例趋于合理，或者向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而越来越不合理。

第三，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一般生活水平的上升表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人均营养条件（如每人每日摄入的热量）以及人均居住条件（如人均住房面积）的改善，等等。但是，只是人均指标并不能确切反映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是否确实提高，还必须考察分配状况，如尽管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很快，但收入分配却日趋不公，少数富者愈富，多数贫者愈贫，则一般生活水平并无实质性的提高。

第四，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表现在预期寿命的长短，婴儿死亡率的高低，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和病床数的多少，等等。

第五，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表现在适龄青少年，特别是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成人识字率的高低，等等。

第六，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的状况是否逐渐改善或日益恶化。

衡量经济增长的通用尺度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总收入的增长率；衡量经济发展则比衡量经济增长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曾经有人未能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概念的差异，把GNP或GDP或GNI也当做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显然是不恰当的。GNP或GDP或GNI不能反映收入的分配状况，更不能说明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病态城市化和人口膨胀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而且GNP或GDP或GNI通常是以各国货币按照汇率用美元计算的，这又涉及汇率是否定值过高或定值过低的问题。但是，GNP或GDP或GNI作为一种指标有一个很大优点：它能够把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概括为简单明了的统计数字，从而可以成为表明经济增长的国际通用量度，它的人均数也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经济发展的衡量问题，国外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并提出了几种可供选用的指标体系，其中，“实际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它是一个衡量一国人民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由成人识字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三项构成，并以冰岛水平为基准。例如，2004年，冰岛、美国、新加坡、中国、印度的人均GNP各为41　900美元、39　800美元、25　350美元、1　490美元和640美元，而这5个国家的PQLI各为102、100、100、89和67。

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发展的量度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提出的“社会指标”体系^[1]借鉴了国外的分析方法，结合了我国的国情，具有较高的统计价值。他们针对不同的问题和分析层次提出了不同的“社会指标”体系。在国际比较层次上，“社会指标”体系由人均GNP、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四个部分组成，分解为16项具体指标：在国内省市区分析层次上，有由46个指标组成的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和由20个指标组成的社会发展速度指标体系；在地级市以上分析层次上，有由39个指标组成的社会发展速度指标体系。另外，还有一些专题指标体系，如小康指标体系、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经济和社会协调度指标体系等。其中，国内省市区分析层次上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由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和社会秩序等5个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子系统包括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重、非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重、脑力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重、城镇就业率、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等8个指标；人口素质子系统包括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人均教育经费、每万人口拥有的医生数、人均科研经费等8个指标；经济效益子系统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乡镇企业资金利税率、工商企业资金利税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每一农业生产者生产的粮食、每一农村劳动者创造的农村社会总产值等8个指标；生活质量子系统包括居民消费水平、人均收入、人均居住面积、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人均生活用电量、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每百户居民电视机拥有量、每万人拥有的商业、餐饮业、服务业网点数、每万人拥有的电话机、每一职工保险福利费、人均文化事业费、零售价格上涨指数、农村饮用清洁水人口占农村人口比重、工业废气处理率、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固体物综合治理率等16个指标：社会秩序子系统包括大案刑事案件立案率、青少年罪犯占刑事案比重、每万人警察数、每10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每10万人口火灾发生率、每万名职工企业因工死亡率等6个指标。

196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以表示发展水平的高低。该指数综合了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以及物质生活质量中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每年都有侧重点，1998年的《人文发展报告》突出了消费水平和结构对人文发展指数的影响。人文发展指数内涵比较丰富，统计方法比较细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像其他有关指数一样，人文发展指数有一些主观随意，且反映了编制者的政治倾向。”^[2]

由上可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增长内涵较窄，经济发展内涵较广；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又是一个质量概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和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如果出现有经济发展而无经济增长的现象，那一定是个别的、短暂的、反常的现象，而决不是一般的、长期的、正常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先决的条件，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在下述几种情况下，就会如此：

第一，生产增长了，但实际是经济上的虚耗，产值增加，但产品质量低劣，甚至出现大量的废品次品，不为消费者所接受，或者产品虽具有一定质量，但缺少需求，不能实现其价值。

第二，生产在某些方面的增长，从微观、局部、短期看似有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但从宏观、全局、长期看却带来不好的，甚至是很不好的社会效果，如有害人民健康，污染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等。

第三，增长虽快，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城乡对立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日益激化。

第四，增长虽快，但产业结构并无改进，甚至更加畸轻畸重。

第五，为了追求高增长速度，不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无视客观经济规律，不计社会代价，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造成经济倒退。

上述情况的出现，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因此，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必须启动经济增长，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但是，如果政策失误或机制上存在缺陷，则完全有可能不能实现持续、稳定而又协调发展的理想目标。决不能认为，只要有经济增长，只要有大规模投资，生产结构就会自然而然地趋于合理，生产模式会自然而然地走向现代化且又适合本国国情，广大人民的福利自然而然地逐步得到提高，分配状况自然而然地走向公平，文化教育和卫生健康条件自然而然地日益改进，自然环境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保护，生态平衡自然而然地得到保持，自然资源自然而然也得到合理使用。

总之，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要考虑它在经济发展上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社会目标究竟会不会完美地实现。决不能把经济增长指标等同于经济发展战略，或者把经济发展战略简单化为经济增长指标。在发展某一种产业时，不要只着眼于它本身的经济效益，而要关注它的社会经济效果和影响。对每个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估，作出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分析和论证。对一切经济工作的考察都应当把视角从经济增长扩大到经济发展。单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经济工作，看见的往往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利益，而忽视的往往是全局的、长期的害处，以致不利于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从经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工作，可以看清全局的、长期的利害得失，有利于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又快又好的、科学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