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2002年，中国FDI总额和FDI信心指数均位列世界第一。这表明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入世后法律环境的改善、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中国政局的稳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跨国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将继续稳定增长。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

(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保持高速增长

从1979年到2001年，外商在华投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外商开始进入中国。这个时期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并不多。从1992年起，外商在华开始了一轮投资热。从2001年起，外商投资明显增加，新一轮投资热正在形成。总体来看，自1979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527亿美元，首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跨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44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039.74亿美元。在累积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农林牧渔业所占比例不到3%，制造业占71%，服务业约占26%；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86.85%、8.79%、4.37%。2007年和2008年，外商投资稳步增长，实际利用外资分别达到了747.68亿美元和923.95亿美元。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中，有近400家在华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或代表机构。已经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纷纷追加投资，摩托罗拉、诺基亚、BP、壳牌、巴斯夫等纷纷追加在华的投资计划，扩大了投资规模。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将地区总部迁至或计划迁至中国。中国已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中国也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中心，随着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营运中心。1985—2008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长如图8-4所示。

(二)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地区

由于受传统文化和地域因素的影响，我国吸收的跨国公司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地区。截至2002年底，亚洲十国和地区(日本、泰国、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累计对华投资3235.24亿美元，占对华投资总量的72.22%；欧盟、北美则分别为339.43亿美元和432.47亿美元，占对华投资总量的7.58%和9.65%。截至2007年底，位居对华投资前七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3085.33亿美元)、维尔京群岛(741.46亿美元)、日本(617.24亿美元)、美国(567.06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457.61亿美元)、韩国(387.75亿美元)、新加坡(333.91亿美元)，亚洲国家的跨国公司依然占据对华投资的主导地位。

(三)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主要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区

目前，中国直接吸收的外商投资85%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1983—2002年，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中，东部地区占87.84%，中部地区占9.09%，西部地区占3.07%，中西部地区仅占12.16%。尤其是，我国实际吸收的外商投资70%以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三大核心区，1993年，沿海三大核心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各省市区的比重为71.03%，2002年该比重已增加到78.84%。到2007年为止，东部、中部和西部吸收的外商投资仍然高度不平衡，分别为83.91%、8.31%和4.27%。很明显，外商投资分布的这种不平衡性特点，将会对各地区的资本形成，继而对地区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外向型经济发展以及地区就业和创新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四)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企业开始主导中国对外贸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然而，从外贸增长的来源看，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主要是依靠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企业来推动的。1986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进口和出口仅分别占我国的4.04%、5.60%和1.88%；但2007年这三项指标则高达57.8%、58.66%和57.13%，已经完全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开始主导中国对外贸易并成为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五)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以制造业为主

长期以来进入我国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扩大投资对这些产业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上看，过去30年，外资流入呈现三种变化趋势：首先，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其次，由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最后，行业内部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转变。但第二产业和制造业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制造业占全部利用外资的比重仍然高达70%左右，服务业占25%左右，农业不到3%。鉴于全球范围内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60%，显然，中国吸收的跨国投资中，制造业比重仍然偏大，服务业的比重略显不足。2007年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如表8-1所示。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特征

(一)投资本地化

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经营重心的转移，跨国公司纷纷在华建立地区总部，就近管理和协调在华业务，整合内部资源、提高运营效率。经商务部批准，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投资性公司有220多家，这些投资性公司已经或正在向地区总部转变。目前，上海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223家，其中26%是世界500强企业。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2%的跨国公司计划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首选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据预测，10年内，上海有望超过香港和新加坡，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首选之地。

跨国公司纷纷在华建立地区性研发中心，挟资金优势网罗本地优秀人才，面向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开展研发。目前，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设立的研发中心超过980家，仅上海就有200多家，它们既是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体系的重要支撑，又是聚焦中国市场的研发主体。

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全球性采购中心。品种齐全、品质良好、价格低廉、创新加快的中国产品日益受到跨国采购商的青睐。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欧尚、百安居、欧倍德等零售巨头，以及通用电气、福特汽车、西门子、联合利华等制造业跨国公司，纷纷在华建立国际采购部或采购中心，将中国纳入其全球供应链和采购网络。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年采购额已逾千亿美元。

(二)投资系统化

1.继续投资制造业

中国入世以后，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制造业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跨国公司对于制造业领域的投资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它们对已有投资项目进行调整、整合。不少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投资建立十几家，甚至几十家制造企业。对于这些企业事实上存在一个调整、整合的问题。对于有发展前景的项目需要加大投资，需要增资。对于没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则需要停止经营或者转产经营，有的索性关掉或者出售给别的公司。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制造业仍高达整个投资总额的70%以上。

2.投资研究与开发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加大投资研究开发项目。一方面，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技术转让的步伐加快，已经成为我国技术引进的主要力量。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外资企业对外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471项，合同金额134.85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全国技术引进合同数和合同金额的57.2%和77.5%，而国有企业的这两项比值仅为28.7%和17.8%。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索尼、惠普、三星、飞利浦等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的跨国公司都相继从母公司引进了大量技术。其中，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高达40多亿美元的技术许可协议，仅这一技术合同的金额就占当年我国技术引进总金额的近1/4。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掀起了在我国进行R＆D投资的高潮。现阶段，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研发活动仍侧重于适应型和专用技术的开发方面，其根本目的在于直接面对中国市场、招募优秀科技人才、寻求研发资源等，但也已经有部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与其全球创新体系紧密结合。如通用电气公司在上海的研发中心不仅从事本土化的研发活动，而且更多地是为公司总部及其他海外分公司提供创新成果。

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兑现，跨国公司逐步进入中国服务业领域。包括银行、保险和证券在内的金融业，包括批发、零售、外贸、物流在内的流通业，包括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在内的电信服务业以及包括法律、会计、管理、公关等业务在内的专业咨询业都成为跨国公司进入的热点。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服务业累计占对华投资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5%左右。

(三)投资方式多样化

1.从新建投资到并购投资

并购投资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进入中国投资的案例一直存在。但是，与全球跨国并购趋势相比，中国跨国并购数量还不多。但随着加入WTO后，一系列允许外商收购国内企业的法规的陆续推出，国际并购大鳄已在中国浮出水面，石化巨头埃克森—美孚成为中石化的第一大海外股东；著名的电子产品制造商爱默生以75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科技的子公司Avansys Power；来自法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阿尔卡特，以3.12亿美元现金控股上海贝尔。这一趋势在2004年开始形成高潮：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斥巨资收购了本土品牌“小护士”和“羽西”；世界第一大啤酒巨头美国AB公司投资51亿港元在香港股市上全面收购哈尔滨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的99.66%的股权，将百年哈啤这个地方品牌收入麾下；法国威立雅联合其合资公司首创威水投资公司出资4亿美元，获得深圳水务集团45%的股权；荷兰啤酒商喜力以5.8亿港元获得粤海啤酒集团21%的股权；美国化妆品公司雅芳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旗下两家中国合资公司20%的股份，等等。但截至目前，外资以并购方式向国内投资占外商在华投资总额的比例不到10%，这与世界60%～80%的水平相差甚远。

2.从合资到独资

独资化趋势并不是跨国公司最近的新动向。早在1997年下半年，中国新批准外资项目中独资项目数量就开始超过合资项目数量。此后，新批准外资项目数量一直多于合资项目。数字表明，从1997年以来，中国新批外商独资企业项目数量一直多于合资企业。从1998年起合同外资金额中外商独资企业一直多于合资企业。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则从2000年起独资企业超过合资企业。从发展趋势看，新批企业数量和外资金额独资企业超过合资企业越来越多。但从累计外商投资企业的结构来看，合资企业仍占大多数。外商在华投资方式如表8-2所示。

3.从单个项目到产业链投资

与一般中小企业投资不同，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带动整个产业链投资，进行群体竞争。许多跨国公司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相关的零部件；既投资于生产性项目，也投资于销售、融资、保险、咨询、运输等相关项目。能够带动整个产业链一起投资，或者在中国建立健全的配套体系的跨国公司，就能够取得在华竞争的主动。诺基亚公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星网工业园的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产业链投资的案例。

三、正确认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

关于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持肯定的态度。其中以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于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最具代表性。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影响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阻碍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地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因此，钱纳里等人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地利用外资便可以逐渐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也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东道国迅速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利用东道国的资源优势促进出口增长，以换取本国发展所需的外汇；二是提升东道国的出口结构，由初级产品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出口转变；三是提升进口商品结构，由消费型进口转变为生产型进口。

统计表明，截至2008年7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3.4万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820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贡献超过40%；而外商投资企业也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力量。可以认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发展，缓解了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本短缺，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从而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三位一体发展的道路。而且，由于国际资本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与“学习效应”(learning by doing)，使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另外，跨国公司在促进中国市场内部的结构竞争和解决就业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但值得警醒的是，中国依靠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可能是难以估量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国内资本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挤出”效应，即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民营资本的发展。其理由在于，改革初期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但现在国内高达20多万亿元左右的巨额储蓄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说明国内资金缺口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国内吸收的跨国直接投资已经过多，没有必要再吸收那么多的跨国直接投资了。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片面和表面化。国内民营资本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难道真是外资挤出的结果吗?首先，在跨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之前，民营资本就没有什么发展；其次，随着国家对于民营资本的政策渐趋明朗，并偏向鼓励和引导，近年来民营资本获得了迅速发展。这说明，并不是外资挤出了民营资本，关键在于中国政府一方面把巨额资金浪费在国有企业身上，另一方面却从法律、规章和资金上限制本土民营企业。这才是中国民营资本得不到很好发展的真正原因。当然也必须承认，国家对跨国直接投资的超国民待遇事实上造成了对民营资本的不公平待遇。

(三)市场换技术

尽管近年来，跨国公司加大了对华投资的R＆D投入，并实施研发本地化，将全球研发中心逐步迁移至中国。但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真正目的是实现市场控制和技术控制，最终达到产业控制。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一般不转让最先进技术，除非在东道国取得绝对控股权，并且市场需求和竞争迫切要求子公司立即采用最先进技术，以夺取先行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跨国公司转让的多为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非高科技的、劳动密集的二三流“适宜性”技术，并通过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延长其产品生命周期。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防止技术在中国相关企业或行业间扩散，培植未来的竞争者，同时削弱中方原有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使中方无力实施技术赶超，不断保持对外方的技术依赖。

跨国公司的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根据其全球战略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调配产品价值链的地区分布，并形成相应的一整套生产质量体系。这样其在华子公司与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不利于中国各产业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当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在竞争中击败了同一产业中的中国民族企业时，这些民族企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也同样遭受打击。

因此，无论是在开放初期提出的引进外资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还是于1992年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中国均未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取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