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分工理论

从劳动分工到专业分工，再到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一国的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国际分工问题便出现了。国际分工的基础、如何开展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等内容，是国际贸易理论长期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一国发展对外贸易必须明确的基本问题。

一、古典分工理论与贸易

古典分工理论的代表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斯密认为，分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即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可以免除因工作转换而损失的时间以及有利于机械的发明。所以，他强调，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裁缝之所以自己不去制作靴子，是因为从鞋匠那里购买靴子比自己在家生产要便宜；而裁缝擅长做衣服，在做衣服方面裁缝比鞋匠能干，裁缝应该用衣服来换靴子。一个国家之所以要进口别国的产品，是因为该国生产这种产品的技术处于劣势，自己生产比购买别国产品的成本要高；而一国之所以能够向别国出口产品，是因为该国在这一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先进，或者说具有绝对优势。因为该国能够用同样的资源比别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使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别国。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绝对优势理论(Absolute advantage theory)：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其结果比自己什么都生产更有利。该理论认为国家间贸易的基础是因分工而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遵循绝对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将是一种“正和博弈”，从而突破了重商主义的贸易是“零和博弈”的思想，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李嘉图则从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角度引出分工的必要性，并用著名的“葡萄酒”和“棉布”的例子说明了比较成本，以及得到了贸易的结果使贸易参与国更加富裕的结论，即后来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该理论强调，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比较优势理论后来被无数经济学家引用并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基础的最基本的理论。

二、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贸易

马克思认为，国际分工是客观的经济范畴，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所谓国际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是指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出国家界限发展的结果，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18世纪大机器生产的确立最终使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并超出国境，从而把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纳入一种新的分工和交换体系中，这就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国际贸易)。马克思说，这种国际分工体系的特征是和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的情况，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况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取代了。而这种代替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国际分工不仅可以扩大整个国际社会劳动的范围，发展社会劳动的种类，还可以使贸易参加国扬长避短，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

马克思指出：“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他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发达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生产的更便宜。”⁽¹⁾

马克思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理论不仅科学地论述了一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客观必然性，而且科学地论述了国际分工的性质以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为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在当代积极参与和利用国际分工，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内生分工理论与专业化贸易

自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以边际分析研究供给和需求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而分工问题则淡出经济学的视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复活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思想，使分工和专业化问题重新成为经济学的研究重心。

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于国家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等原因。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内生贸易模型却认为，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喜好多样化消费，专业化生产能带来高效率，但却会增加交易次数。这就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增加之间形成两难冲突：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是它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种两难冲突的结果会带来最优分工水平。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当人们专业化于不同的行业时，他们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

这种演进过程可以粗略地描述如下：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们对生产活动没有经验，生产效率很低，人们没有富余的产品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进行交换，只能选择自给自足。随着人们劳动经验的逐渐积累(learning by doing)，“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使生产效率慢慢提高，经济开始初步增长，相对可以承担起一些交易费用，通过互相交换产品，开始产生初步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由于专业化生产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知识沿空间的互补性”的“溢出效应”，使生产效率进一步上升，经济发展开始逐步加速，从而使人们在权衡专业化将带来的报酬和将要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支付更多的交易费用，实验新的分工组织，进一步增加分工的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在分工的演进过程中，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决定着专业知识积累的速度和人类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而人们对交易机制(即制度、分工组织)的知识(制度性知识)则决定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对分工的深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人们获得关于分工组织的制度性知识后，能否实现高水平分工则与交易效率有关。通过大量的关于分工组织的试错实验，人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分工组织的制度性知识，因而选择更有效的分工结构，改进交易效率，提高分工水平，使他们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提高，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就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学习到通过组织实验所得到的关于分工组织的制度性知识和技术性知识，不用再支付高昂的实验成本，即所谓的“后发优势”。因此，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分工组织的方法，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水平，实现经济的跨越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