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破译中断

1942年2月1日，德军为潜艇配备了新型的四转子密码机，并开始采用只供潜艇部队专用的海神密码系统（Triton，原意为希腊海神，波塞冬之子，人身鱼尾。英军则称之为鲨鱼密码[Shark]），英军就无法再破译四转子埃尼格码，这对于英军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转子密码机和海神密码并不是绝对无法破译的，如果能获得密钥表那对于破译工作将是最有利的。所以英军12月在挪威的作战计划中，专门提出要缴获密钥表的要求，但还是无功而返。另外也还可以通过三转子的“炸弹”计算器进行运算破译，但是为了确定一个四转子密码机的日常设置，三转子的计算器进行运算所需要的时间，相当于确定一个三转子密码机所需时间的26倍！除非能制造出四转子计算器，但是这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由于无法破译德军潜艇使用的密码，这给英国海军部潜艇跟踪监视处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虽然有1941年破译德军密码时累积的丰富的信息作为参考，加上不断改进的陆上高频/定位（DF）网络、波罗的海的空中侦察、战俘口供以及德国媒体对潜艇的宣扬，但仍无法继续提供准确实时的潜艇行踪信息。监视处在2月9日的每周工作报告中总结了目前的悲观形势：“1月下旬以来，除了有关那些来自挪威海军部的潜艇信息外，没有关于其他任何潜艇的特别信息可供使用。我们观察大西洋地区事务的视线也必然变得模糊了，也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目前和未来的潜艇动态了。”

英国二战情报处官方历史学家弗朗西斯·H.辛斯莱（Francis H. Hinsley）认为在邓尼茨对美国发动全面潜艇战的关键时刻失去了潜艇密码情报并没有对盟军产生不利影响，“潜艇是在近海海域没有飞机掩护的情况下自由袭击没有组成船队的不受保护的船只，只要是这样，即使是我们得到了有关他们在美国海岸附近活动的最好的情报，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或者是制订出有效的回避路线”。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如果盟军能够继续破译德军密码，针对美国的潜艇作战行动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盟军将从埃尼格码中知道：针对美国的潜艇攻击不是象征性的，也不存在佯攻，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邓尼茨调集了所有可动用的潜艇，而且其规模也将会不断扩大。

在美国海域的潜艇行动将不仅仅包括1942年1月1日投入使用的20艘IX型潜艇，还有大量的VII型潜艇，但是由于这种潜艇的作战半径有限，所以并不认为它可以对美国沿海造成威胁。

为了支持针对美国的战斗，将会有更多的补给潜艇（U-tanker）投入使用。这些补给潜艇可以向VII型和IX型潜艇提供燃料、食品、医疗援助和备用部件，由此可以提高潜艇的作战半径、持续作战能力。但是如果能够比较早地知道这个关于潜艇战的新模式，盟军就可以采取相应对策，比如可以在他们会合进行补给时实施打击，因为这时潜艇聚集在一起，防范相对薄弱。但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英国的情报机构一直不相信关于补给潜艇的报告。

潜艇将集中攻击哈特拉斯角（Cape Hatteras）和佛罗里达南部海域，因为这里大陆架最狭窄，也就意味着，是最有利于潜艇活动的。在这里潜艇可以得到流速高、深度大（因此是比较安全的）的水环境。但是如果美军知道这点，就可以提前将他们数量不多的反潜部队集结在这一海域，尤其是在哈特拉斯角。

在美国海域作战的潜艇不是采取集群行动，也就是说没有组成狼群，而是保持无线电静默单独行动。如果当时能够从埃尼格码中得到这条重要的战术信息，美国海军上至金，下至普通军官肯定会愿意冒险组织护航船队，因为1艘单独行动的潜艇一般情况下只能击沉船队中的一两艘船，而且保持无线电静默就意味着无法召集其他潜艇。

出于各种原因，1942年初，德军的大型水面军舰（“提尔匹茨”号等）无法突进大西洋，对盟军船队展开攻击。如果美军通过破译密码知道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比较早地将驻扎在冰岛、百慕大群岛和阿根细亚的强大的海军力量调走，也许甚至可以减少为了保证运兵船安全而动用的驱逐舰。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护航舰较早投入到美国东海岸的护航系统中去了。

德军B机关的密码破译人员已经在破译第三套海军密码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而这套密码是盟军大多数护航舰队所使用的。按照历史学家辛斯莱的说法，在1942年2月到12月，B机关可以破译很大一部分无线电通讯内容，有时能够达到80%。倘若破译了德军密码，盟国海军无线电通讯的这个重大缺陷将会暴露出来，从而避免德军在1942年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直到那时英美之间还一直还没有进行密码技术交流。英国曾经向美国提供了关于潜艇在大西洋的可能行动，但仍对破译埃尼格码的核心技术进行保密，几乎在美国正式参战时，英国失去了继续破译埃尼格码的优势，鉴于在美国海域船只损失不断增加，英国终于开始让美国分享密码破译技术。

这种技术交流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推动。2月25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私人信件，他将这封信装在外交邮袋中让人亲手交给罗斯福，并要求罗斯福看过之后将它烧毁，但是罗斯福并没有这样做，1989年这封信件的副本公之于众。下面是其中的一段摘录：“记得在阿卡迪亚（Arcadia）会议期间，有一个晚上，我们一直聊到深夜，那时你讲了关于贵方的密码专家与我方的密码专家进行密切合作的重要性。现在，我随时都可以让你推荐的专家和我们的技术人员取得联系。我们两国的海军部门也将继续就海军密码进行坦诚的交流。但是，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除了海军之外的陆军和空军）密码问题也同样重要。可是我们好像对你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还一无所知 ……”

丘吉尔还提到，英军的破译人员在前一段时间曾经破译了一部分美国外交密码。按照丘吉尔的说法，“从我们成为盟国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终止了这种做法。但是不可排除我们的敌人也能破译外交专用密码的可能”。

在珍珠港事变后的几周里，为争夺特殊敏感的密码小组的控制权，美国海军内部爆发了一场斗争。竞争的双方分别是海军情报机构（ONI）的新主任斯尔道·S.威金森（Theodore S. Wilkinson）和海军通讯机构（ONC）的主任雷·诺伊斯（Leigh Noyes）以及他的副手约瑟夫·R.莱德曼（Joseph R. Redman）。海军上将金已经不再相信ONI的能力，所以他站到了诺伊斯和莱德曼一边，最终使ONC获得了美国海军密码破译工作的控制权。

■ 密码破译技术交流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推动。

诺伊斯和莱德曼所实施的变革中，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将曾经成功领导海军破译工作的劳伦斯·瑟福德（Laurence Safford）调离原岗位，因为在与英国交换密码技术之后，瑟福德毫不掩饰他对英军的猜疑和敌对态度（如在交换紫色密码[Purple]设备时没有交出计算器技术）。虽然瑟福德请求能让他继续留在负责破译的OP20G，但诺伊斯还是将他调到了负责密码安全的OP20Q，结果瑟福德既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战功勋章，也没有被授予将官级军衔。这次调职自然令瑟福德很沮丧也很恼火，而且无疑影响到他在3月18日写给诺伊斯和莱德曼的备忘录。他通过备忘录强调，将破译日军密码一事保密是有必要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严格控制由这个管道获得的信息，不能向外扩散。更严重的是瑟福德公开了备忘录，对英国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在一战期间，虽然英军在探测潜艇位置和破译潜艇使用的无线电通讯方面卓有成效，但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公共传媒，愚蠢而又不计后果地吹嘘着他们的成果。“显然英军从来没有意识到，德军可以从这些已经公开的信息中获益”。结果是二战期间“德军的密码和通讯处理方法变得如此完善，以至于实际上在无线电通讯方面获取的信息几乎为零”，虽然有例外，如破译天气预报专用密码和攻克某个毫无意义的独立系统，德国海军方面的消息几乎都是通过缴获得到的。因此，他沮丧地得出结论：“我们试图破译德军埃尼格码密码机的前景的确不容乐观。”

英国对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总体情况，尤其是密码破译工作一直采取蔑视态度。当时在华盛顿还没有集中的谍报机构，也没有什么机构专门收集敌方的情报，陆军、海军、海岸警卫队（Coast Guard）以及联邦调查局都有密码破译人员，都是在独立地工作，并或多或少地存在竞争，而没有采用布莱奇利庄园提出的模式，组成一个合作的团体共同开展工作。战争带来的压力——例如破译德军埃尼格码和其他的密码所带来的挑战——要求英美情报机构之间必须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合作是必然趋势，但传统和保守势力也不愿让步。最后直到1942年4月，英美才向着真正意义上的情报信息互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