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战后德国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德国问题的推动，而推动德国问题进展的核心就是不断争取德国主权的恢复。在战后初期，全德统一不可能按有利于德国人民的方式实现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就将自身主权的恢复视作推动德国问题进展的初始步骤。因为这个恢复主权的“部分国家”(Teilstaat)将会像一块“磁铁”(Magnet)[1]，不断向其东邻施加政治、经济影响，直至苏联在某一天放弃这个“苏占区”(SBZ)[2]。但这块“磁铁”的磁性将取决于联邦德国的主权状况，及与之紧密相联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实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战后初期的时代条件下，只有入盟西方才是唯一现实的道路。正如舒尔根(Gregor Sch9llgen)所归纳的:“1949—1955年联邦德国的外交史就是通过入盟来求主权(Souver－nit－t durch Integration)。”[3]而入盟则包括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等多项内容，它要求联邦德国在上述事项中都能与西方结成一体化的联系。通过马歇尔计划、美英支持下的币制改革与西欧早期的一体化，联邦德国与西方建立起了经济上的密切联系。通过法德和解以及联邦德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在欧洲建立的一种信任气氛;[4]加之《基本法》与《占领法规》下，联邦德国与西方盟国在政治制度与组织原则上的联系，另外还有冷战爆发后美国全球战略中对联邦德国政治作用的日趋倚重，联邦德国已建立起与西方在政治与外交上的融洽与合作。但仅有政治、经济上与西方的一体化仍使联邦德国不免要徘徊于大西洋联盟的门槛外。最终决定入盟的因素是冷战背景下西方军事安全的需要。欧洲军事安全状况的不断变动提出了联邦德国与西方建立紧密防务合作的要求，而在北约框架内，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则有效地满足了这一要求，由此，联邦德国入盟西方的外交任务也得以完成，其主权地位也得以恢复。这是对战后德国问题的巨大推动。重新武装与入盟西方是德国问题发展进程中一对核心的因果关系，它的出现决定了战后德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德国问题由来已久，它并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它是由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德意志在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不断崛起所引发的，并且从那时起，它就客观地存在于欧洲国际关系中。自17世纪30年代战争后，200多年内德意志从未在欧洲舞台上以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来扮演角色。[5]而先期实现民族聚合与中央集权的欧洲诸邻们早已在德意志的分裂与衰朽中频繁构筑着力量均衡的政治体系，它们习惯于中欧的“宁静”，对于脱颖于中欧而又虎视四方的德意志，有着难以掩饰的惊恐。普法战争后，随着法国欧陆地位的下降，这种惊恐逐步演变为担忧，甚至妒恨。而第二帝国并未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出现所导致的欧洲力量的失衡非但不会巩固它业已取得的欧陆第一强国的地位，反而会使欧洲政治进一步走向敌视与对抗。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首脑们无一例外地在加剧这种失衡，其结果却对德国大为不利。到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为止，“一战”前的欧洲同盟体系宣告建成。这个体系显示，虽然德国很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感到受欧洲的第二、第三、第四个强国联合一致的敌对势力的包围。[6]这种不利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在大战中应验。曾空前强大的第二帝国在实力基础上无法扭转这种局面，而随着美国在战争后期加入反德同盟，第二帝国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1918年11月，第二帝国的崩溃为战胜国重新纠正自1871年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失衡腾出了空间;同时，也为德国问题的外力解决提供了机会。但德皇是在协约国军队未攻进本土时就退位的。包括参谋本部在内的一应军事组织都未加破坏地留存在战后德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为日后德国政治的右倾，以及下一次大战的发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作为战胜方的协约国集团却并未看到这一点，而是把解决德国问题、缔造欧洲和平的任务寄托在《凡尔赛和约》上。但《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方式是拙劣的。巴黎和会的主角英法没有迎合威尔逊14点计划中的民族自决原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将和会变成了对德清算的分赃会。这使得战败的德国在战后政治安排中取得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例如在裁军问题上，德国便因此抗议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凡尔赛和约》的相关条款反使战胜国自觉理亏。故而，英国在战后裁军会议上通常都支持德国。[7]这对德国战略地位的增强极其有利。而从彻底根除德国侵略威胁来看，凡尔赛会议虽不乏惩罚性条款，但战后法国的脆弱与德国的战略优势反而加剧。战前德国在东西两面强国压境，不论向东向西，只要向外扩张一定会遭遇强邻。但《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东欧已无制衡德国的力量。法国国势衰弱，更何况英美两国不肯保证《凡尔赛和约》的执行。[8]因而，对于《凡尔赛和约》的对德制裁效果，亨利·基辛格(Herry Kissinger)总结道:“研拟凡尔赛和平方案的各国代表最后得到的是反效果。他们想削减德国的实力，却反而增强了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自长期来看，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后的地位比战前更大大有利于主宰欧洲。”[9]另外，在赔款问题上，美英一再袒护德国。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产生更使美英对德的经济庇护系统化与具体化。这不仅令德国工业迅速复兴起来，而且这股强劲势头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在军事安全方面，《洛迦诺公约》非但未能如愿达到集体安全的目的，反而对德国有朝一日可能的东侵有所纵容。在政治地位方面，1926年9月，德国获准加入国联，并取得了常任理事国席位。至此，德国在物质上与心理上都已逐渐摆脱了《凡尔赛和约》的惩戒效用。因而在20世纪后期，法国爱国者经常感到伤心的是，战败的敌人并没有因为过去犯下的罪孽吃到足够的苦头，反而显然比战胜国更加繁荣昌盛。[10]随着德国民族主义暗流的反复涌动，凡尔赛体系愈益失去其维持战后和平的意义，纳粹上台后就更是如此了。而美英的绥靖则不断抵消着法国的制德作用。加之德国自身的外交能力也在迅速增强，在“二战”爆发前，它已经处在了一个极为主动的地位。对此，美国学者格哈特·温伯格(Gerhard L.Weinberg)指出:“无论别国有什么野心和希望，除了德国以外的任何一国都不会或不能挑起第二次战火。”[11]这就像1939年8月中旬，里宾特洛甫对意大利外长齐亚诺(Galezzo Ciano)所说的一样:“我们要战争。”[12]里宾特洛甫的话宣告了自“一战”结束以来西方对德政策的全面失败。德国问题不仅未获根本解决，而且它的延续与扩大甚至构成了对欧洲与世界和平的威胁。故而，它只有留待第三帝国瓦解后，才有望被彻底解决。
1945年5月，纳粹的败亡为德国历史开创新纪元奠定了基础。1918年战败时，德国没有被协约国侵入本土，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与反动得以在战后全面滋生。而1945年则不然，德国不仅军事上彻底战败，而且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政治主权，必须受制和听命于四大战胜国的安排。[13]加上德国全境均处于盟国军事占领下，这就剥夺了德意志反动统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但是否仅此就能使德国问题圆满解决呢?德意志文化中的反动性难道一战而亡了?德国学者伯恩德·法乌伦巴赫(Bernd Faulenbach)指出，1945年是德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Wendepunkt)，但不是“零点”(Stunde Null)，德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14]因此，审判战争罪犯及各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是战后最初几年盟国对德政策的主流。由于全德统一在战后初期的时代条件下无法按有利于德国自身利益的方式实现，因此，战胜国出于利益、目的的不同，在各自战区内的不同改造方式加快了德国的分裂。而随着两极对抗的愈益紧张，分裂就越趋于定型化。这就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问题增加了新的内容，即统一问题。两德分别建立后，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全德人民的合法代表，联邦德国表示:“要求全德人民以自觉自愿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与自由。”[15]东德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西方国家和西德粗暴地破坏了波茨坦协定……不是确保德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而是分裂德国，建立一个西德的分立国家并抗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解决德国统一问题而作的努力”。[16]两德的互不妥协实际上是两极对峙加剧的反映。阿登纳很早就认识到德国统一并非易事，而且倘若一味坚守统一原则，反倒会限制西德的外交活动空间。因为要达到全德统一就要求与苏东妥协。而妥协之后，将使苏东集团势力插手西德事务。即便在这种情形下能侥幸统一，但联邦德国却有可能因此被苏联控制。对此，阿登纳与杜勒斯达成了共识，即:苏俄想以同意重新统一为诱饵来直接“控制联邦共和国及其政策”。[17]
因为阿登纳坚决反对与苏联妥协下的统一，也反对任何有关中立化的主张。把统一与中立化联系起来只会混淆联邦德国的外交视野，阻碍德国问题的正常发展。而联邦德国若处于一种实力的而不是软弱的地位，那么德国的统一就更容易实现。[18]阿登纳甚至将联邦德国的实力变化上升到全德意义的高度。他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愈是强大，对柏林和德国东部也就愈有好处。”[19]而这种实力如何确立与巩固呢?阿登纳认为，“二战”后德国的势力恢复不可能不考虑相关政治后果，它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结合起来。而首先应考虑到的是，其余欧洲国家对聚居于中欧的7 500万德国人的巨大能量有着恐惧心理。[20]另外，尽管“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分裂为两个集团平行发展，但在各集团内，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业生产、金融贸易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日益频繁。联邦德国的复兴及经济增长离不开西方经济体系，而自主性、排他性的经济扩张方式也不适于战后的联邦德国。在政治制度的采纳与军事安全的创建方面，联邦德国也离不开西方集团。因为稳定的政治秩序与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是联邦德国实力地位不断增强的保证。而不断加剧的冷战势必会使德国成为东西方竞相争夺的目标，中立化将会破坏联邦德国政治稳定与外部安全，联邦德国实力地位的增强也将成为画饼。因此，对阿登纳来说，除了入盟西方，尚无任何可信的替代方案。[21]此外，阿登纳所指的入盟是以平等权利为前提的。入盟西方的实现将使联邦德国摆脱作为战败国的心理枷锁，获得主权地位。据此，入盟西方应是联邦德国外交的合理抉择。
战后初期，阿登纳的入盟西方观念绝不是唯一的对外关系构想，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其他许多非西方化思想。[22]如，雅可希·凯泽的“桥梁理论”、库尔特·舒马赫的统一观念与中立思想、卡洛·施密德的联邦德国加入第三种力量——欧洲联邦国家(Europ－ischer Bundesstaat als die Dritte Kraft)来作为德国问题的临时解决办法的思想、西德共产党的与东方联系(Ostbindung)等观点。它们的非西方化内容虽然程度不均，表达方式各异，但都构成了阿登纳入盟西方观念的纷扰与冲击。而随着冷战的进行、西方战胜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不断变化，入盟西方观念最终从形形色色的非西方化思想中崭露，继而成为联邦德国对外关系的根本航向。
入盟西方之路并非坦途。年轻的波恩政府既要克服国内的重重矛盾，又需要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西方盟国虽然在政治、经济与外交等非军事领域建立了与联邦德国的广泛联系，但在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关键领域——防务方面，西方对德的联系却滞后于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这不仅妨碍了西方对德关系的深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成为了制约联邦德国最终入盟西方的关键因素。依照《波茨坦协定》，战后德国被完全解除武装，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部门全部被铲除或被控制。[23]联邦德国建国后，其军事安全义务依照1949年4月的《占领法规》也由西方战胜国所保留。基辛格曾说:“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安全交由别人掌管，这个民族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了。”[24]反映在德国问题上，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于，联邦德国持久的非军事化将无益于自身实力地位的增强以及主权地位的恢复，而与之相联系的入盟西方及全德统一的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因此，只有挣脱非军事化的束缚才是推动德国问题继续发展的良方。
要实现非军事化，就意味着要将盟国浴血多年制服在地的德国重新武装，这显然与波茨坦精神相背离。尽管德国军事意义在冷战中极其重要，但各战胜国政府在战后初期还很难接受将其再度武装起来，毕竟德国有着长久的军事侵略史。基于这种考虑，1946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尔纳斯提出了使德国解除武装25年的计划。贝尔纳斯的主张标志着美国政府1946年还愿在德国非军事化问题上对苏妥协，并力求达成一致。尽管1947年美苏对抗全面拉开，但在德国非军事化问题上，美国政府始终没有动摇。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联邦德国建国之后。[25]其间，美国政府出于对苏遏制的需要，也加大了对非共产党国家和地区的军援力度，如1948年6月的范登堡决议、7月的NSC14号文件、9月的五角大楼文件等，但所有这些举措都没有直接武装联邦德国的内容。不仅如此，在整个西方阵营内，还无人倡议直接武装联邦德国。[26]从西方安全格局的条文化规定看，《布鲁塞尔条约》与《北大西洋公约》也排斥了联邦德国，因而除了在英占区内由战俘所组成的若干劳动队(Dienstgruppe)及一些军方人士与国会议员关于重新武装的零星谈论外，1949年11月以前，丝毫看不出西方将会进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讨论。到了1949年11月，西方新闻界开始广泛谈论起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了。阿登纳因势利导，利用《克利夫兰实话报》上的讲话，使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成为关注焦点，并系统申诉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理由。同时，他还颇具前瞻性地看到，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最终将取决于法国与欧洲。[27]
如同阿登纳所预计的一样，重新武装的阻力主要来自法国。原本恪守德国非军事化的美国尽管还出现过国务院与国防部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持久争论，却在1950年发生了对这一问题的重大调整。随着NSC68号文件的出台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义无反顾地推进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计划。美国认为联邦德国的防务贡献不仅可以增强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欧的防务力量，而且可以减轻自身对欧军援的负担。于是，美国于1950年9月8日推出了“一揽子计划”(Single Package)，该计划把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包括在美国对欧军援内。美国允诺通过建立一体化部队、联合参谋部来加强北约力量，但欧洲应提供足够的军事人员，而这还须得有足够的德国军事单位加入。[28]“一揽子计划”解决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方式与日后的北约方式非常相似，如果美国的建议此时能得到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支持，那么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即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得以实现。但法国人会这样顺利配合吗?当然不会。正如阿登纳所说:“德法问题主要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29]法国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德国军事入侵的惨痛经历使战后初期法德之间很难达成根本谅解，如在联邦德国建立前西方占领区的政治、经济联合进程中，萨尔与鲁尔问题上，法国的对德政策与美英都有较大差距。而后随着冷战的进行，法国虽也通过欧洲联合的途径来化解法德矛盾，但其民族主义情绪总是会在德国问题进行到某个关键阶段时表露出来。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上，来自法国的阻力不仅强烈而且复杂，这使得整个重新武装进程曲折而艰难。
最初，法国不能接受德国人重着军装。1945年后法国军事政策的最高目标就是防止自己再次受到像在1870年、1914年与1940年那样的侵略。[30]这个最高目标显然是针对德国的。但美国政策对第四共和国的外交方向有着重大影响。由于法国战后经济的重振离不开美国的经济支援，这使得法国对外政策在保持本国利益的同时，又不能远离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方向。因而1947—1948年间，法国军事政策所考虑的主要危险是来自苏联而不是德国了。[31]随着1947年12月伦敦第五次外长会议盟国未能就德国问题达成谅解，捷克事件，以及柏林危机，欧洲安全状况已远非“二战”结束时那样平静;加上苏联也成功爆炸了原子弹，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在美国核优势逐步衰减的同时，苏联在欧常规部队的规模优势仍继续存在着。而法国的军事力量已江河日下，仅一场印支战争就使它力不从心，当然就更无从谈独挡欧洲防务了。所以，法国的安全政策自1947年四国外长会议失败后，一直在确立一种新方向。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并在爆发之际达到了高潮。[32]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使西欧安全状况雪上加霜。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使之为西方防务作贡献就成为客观存在的可缓解上述危急状况的办法。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可能会再度使德国强大起来，法国民族主义情绪使它很难接受这一变化。就在法国人迟疑不决的同时，美国迅速做出了决策，并于1950年9月推出了包括武装联邦德国在内的、旨在加强朝战后的西欧防务的“一揽子计划”。法国意识到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是大势所趋，无可逆转，于是决定，与其坐待美国主导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进程，不如把它控制在自己手中。因而才有了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以普利文计划为先导到《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一系列法国提议。
欧洲防务集团方案源出于法国欲用共同体精神来约束德国军事力量的主张，然而，它最早的倡议者法国后来却成了它的原定成员中最缺乏热情的一个。[33]法国的政治生活不仅因此遭到毒化，而且由于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对《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否决，使得自普利文计划出台以来，历时近4年的关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探讨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因为从1954年10月23日作为替代方案的《巴黎协定》来看，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方面，它几乎与4年前美国的“一揽子计划”相同。于是，1950年10月至1954年10月的重新武装之路似乎是一段不必要的“冤枉路”。而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4年的曲折反复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战后法德实现历史性和解的必经阶段。在安全利益逐步上升的同时，法德不断掩埋仇隙，短短4年间实现了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试探与合作。没有这段时间的磨合，两国不会有20世纪60年代的和解。因此可以说，重新武装问题为法德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带来了巨大动因。而良好的法德关系不仅是欧洲联合的基石，也是联邦德国入盟西方的保证。因而绝不能孤立地看待欧洲防务集团的失败。这个失败并非对法德关系的单纯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经历了这个关键阶段，法国才开始调整其对德政策，接受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乃至入盟西方。
德国学者J.M.贝克(Johannes M.Beck)曾指出:“由于新生的联邦德国国家因重新军事化而取得了与之紧密相关的政治主权，所以这意味着一次质的飞跃(Ein qualitativer Sprung)”[34]。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种质的飞跃不仅体现在联邦德国获得了主权国家地位，还表现在:由于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国家分裂、主权悬置、联盟归属未定等诸多因素而僵滞的德国问题获得了巨大动力。战后德国问题的发展有赖于联邦德国入盟西方战略的确立。联邦德国入盟西方的过程又是一部战后西方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上逐步接纳联邦德国的过程。军事安全既是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保证，又是既定外交方向的保障。因此，它是国家主权的基础，所以，没有军事权力的“入盟”，就谈不上平等地入盟，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入盟。但若给予联邦德国军事权力，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政治后果，这也将影响到西方对德政策的成败，以及两极对峙中西方集团的整体利益。因而，军事上的接纳在入盟过程中最为棘手而关键。从1949年11月开始，重新武装历经艰难曲折道路，到1955年5月最终以条约形式付诸实施，则从根本上克服了入盟过程中的诸多障碍，终于使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获得平等、独立与完全主权。
【注释】
[1]Schwarz，Hans-Peter.Vom Reich zur 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im Widerstreit der aussenpolitischen Konzeptionen in den Jahren der Besatzunsherrschaft 1945-1949.Stuttgart:Klett-Cotta，1980，s.479.
[2]［德］库特·宗特海默尔.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M］．孙克武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204-205.
[3]Sch9llgen，Gregor.Die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on den Anf－ngen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Beck，1999，s.18.
[4]［法］乔治·埃斯蒂厄弗纳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党［M］．上海师大外语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57.
[5]Burns，Edward McNall，Lerner，Robert E.，Meacham，Standish(ed.) Western Civilizations.Vol.Ⅱ.New York:W.W.Norton＆Company Inc.，1984，p.515．
[6]［美］H.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M］．陈少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5.
[7]［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17.
[8]［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17-218.
[9]［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20．
[10]［美］H.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M］．陈少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2．
[11]［美］格哈特·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M］．何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15．
[12]Ciano，Galezzo.L'Europa Verso la catastrophe.Bari，1948，p.449.
[13]连玉如.统一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连续性刍议［J］．欧洲1999(5): 69-78.
[14]Faulenbach，Bernd.berwindung des“deutschen Sonderweges”?-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Deutschen seit dem Zweiten Welt Krieg，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51/98，s.13.
[15]40 Jahre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eine Dokumentation．hrsg.vom Ausw－rtigen Amt.Stuttgart:Bonn Aktuell，1989，s.17.
[16]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编.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政策真相［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12.
[17]［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377.
[18]［英］德里克·W·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M］．章定昭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142.
[19]［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377.
[20]G9rtemaker，Manfred.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on der Gründung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Beck，1999，s.280.
[21]G9rtemaker，Manfred.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on der Gründung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Beck，1999，s.280.
[22]Schwarz，Hans-Peter.Vom Reich zur 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im Widerstreit der aussenpolitischen Konzeptionen in den Jahren der Besatzungsherrschaft 1945-1949.Stuttgart:Klett-Cotta，1980，s.299-695.
[23]国际条约集编写组.国际条约集(1945-1947)［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81．
[24]［比利时］罗贝尔·克洛兹.欧洲有没有防务——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四十八小时［M］．施谋仁、韵文、王亚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2．
[25]Birtle，Andrew J.Rearming the phoenix:U.S.military assistance to the Federal Republik of Germany，1950-1960.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91，p.14.
[26]Martin，Lawrence.“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Rearm Germany”，in Stein，Harold ed，American Civil-Military Decisions.Birmingham: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63，p.647.
[27]［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392．
[28]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50.Vol.3.pp.274-276.
[29]［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89.
[30]Moch，Jules.Hannoversche Presse，5.8.1950，s.1.
[31]H－nsch，Klaus.Frankreich zwischen Ost und West:Die Reaktion auf den Ausbruch des Ost-West-Konfliktes 1946-1948.Berlin/New York，1972，s.101，104，109.
[32]Mai，Gunther.Westliche Sicherheitspolitik im Kalten Krieg:der Korea-Krieg und die deutsche Wiederbewaffnung 1950.Boppard am Rhein:Boldt，1977，s.64.
[33]［美］H.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M］．陈少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68．
[34]Becker，Johannes M.Die Remilitarisier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s deutsch-franz9sische Verh－ltnis:Die Haltung führender Offiziere beider L－nder(1945-1955)(Diss;Bd.2.).Marburg:Hitzeroth，1987，s.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