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事安全对于联邦德国战后发展的首要作用

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军事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单民族或多民族的聚合体即便在地理上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经济上有紧密的利益联系、政治上有相近的意识形态、文化上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但若没有军事力量作保障，则既不能抵御外敌、承担压力，又不能维持秩序、稳定各方。这样的民族聚合体是不能形成国家政权的，同时也不可能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长久地保持内部的聚合。因而，军事力量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军事安全是国家发展的保证，它占据着发展战略中的首要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政权土崩瓦解。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代行全德最高权力期间，虽然德国的政治、经济等各项工作正努力走向恢复，但此时的德国没有中央政府，更无从谈主权，其主权的首要标志军事安全则由盟国占领军维持。19世纪末以来，德国军国主义不断成长，并成为酿发包括两次大战在内的多起欧洲冲突的主要因子。大战之后，曾经繁荣无限的欧洲满目疮痍，饿殍遍野，因此，无论是曾被纳粹蹂躏的其他国家，还是德国自身，它们的人民都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德国解除武装。故而，美国学者E.N.佩特森(Edward N.Peterson)说道:“在针对战后德国的各项政策中，非军事化一开始就是最紧迫的一项。它不仅得到了盟国最为一致的支持。”^[47]将德国制服，并使之永远不构成对欧洲与世界和平的威胁是西方与苏联结成战时同盟关系的思想基础，德国军史学者格哈德·维提希(Gerhard Wettig)指出:“非军事化作为盟国的一致目标最早在大西洋宪章中有所表述。然后，在战时与战后数也数不清的声明中被反复重申，这包括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的声明，以及JCS1067号指令等。它们定下了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占领政策的指导原则。”^[48]在盟国看来，从军事上打倒德国是最实际的制德之方，它的效果甚至要超出对纳粹思想的消除。美国学者尤金·戴维森(Eugene Davidson)就说:“盟国的宣言始终如一地说要同时清除德国的纳粹主义与军国主义。而在盟国的思维中，两者是紧密相联的。后者是前者产生的原因。”^[49]

因此，在惩处战后的德国时，最为敏感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除德国武装，以及如何对待战后德国的军事问题。盟国对于德国军事化的过去感到深恶痛绝，认为德国人的尚武是这个国家在欧洲屡屡犯下滔天罪行的根源，而德国的罪恶绝不仅仅是由纳粹12年的狂暴统治所生，它源于德意志民族传统中的战争崇信，纳粹所制定并发动的侵略战争只是德国尚武传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续。因而，战胜国对于战后德国的任何有关军事传统的东西，都加以整肃与戒绝，如从战俘营中释放回来的前国防军士兵们，就被禁止身着他们的制服，谁敢穿，就可能被枪决。而大多数老兵复员时又只有制服可穿，于是为了不违抗盟国军令，只得到染坊去把身上的纳粹军服变色，这竟然带动了染坊的生意。当时流行一句话:“要么染，要么完(这句话用德文是‘f－rben oder sterben’，英语是‘dye or die’，而两句恰好都押韵)。”^[50]下面这则事实则更能具体地反映出盟国对德国军事传统的仇恨。德国学者J.M.贝克(Johannes M.Becker)为完成其博士论文，曾在1980—1983年间，对前国防军军官进行过大量采访，其中退役将军理夏德·冯·罗森(General a.D.Richard Frhr.Von Rosen)曾在1982年2月26日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1945年6月被美国人释放后，返回拉斯达特(Rastatt)自己的家中。拉斯达特当时属法占区。这一年10月，法国宪兵队突然对我的房屋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我这儿发现了几张我在装甲连服役时在香榭丽舍大街阅兵的照片，这使他们十分恼怒。他们还在我的书中翻到了几本由克劳塞维茨等人所著的军事著作，最后，他们还在我的书桌上看到了一枚用来镇纸的法国手榴弹弹壳。这些东西当时也足够把我拘捕起来了。我被囚禁了12周，一段时间在拉斯达特，一段时间在集中营中同前纳粹分子关在一起。而后在12月22日，我在拉斯达特接受当地军事法庭的审判。法庭竟又以我占有军事读物与武器弹药为由判处我6周监禁。”^[51]罗森将军的遭遇只是众多德国军人战后经历的一幕缩影，他们经历中的类似片段说明，军事问题在战后德国问题发展进程中是一块棘手的区域，人们对德国的厌憎最直接地来自它军事化的过去。

不仅盟国，甚至德国人自身也对自己军事化的过去不忍回首。梅尼克就饱含痛楚地说:“那种低级的而又堕落了的军国主义盲目地沦为了希特勒的一种工具……它已经是无可救药了。它能够、而且它必须被消灭干净，才能为我们防务精神未来的崇高发展留下一片没有任何坏种子的植根土壤。”^[52]梅尼克的观点代表了战后德国人对本国尚武传统的憎恶。不仅如此，许多德国人甚至认为不应再使德国的防务事宜干扰战后德国问题的正常发展。因此，联邦德国建立之后，即便在两极对峙日趋紧张的情形下，西德防务贡献呼之欲出之时，国内人民，包括前国防军官兵都一致反对重新武装，流行的口号是“奥纳米希”(Ohne mich)，即“老子不干”。^[53]在1949年11月，当西方报界开始广泛谈论起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时，联邦德国国内在民意上却反映冷淡。联邦德国《镜报》在12月作出了一次民意测验，对被调查者问了下列问题:①你是否准备重新当兵?②您是否愿意您的儿子或丈夫再披军装?结果只有17.9%的人对第一问题持肯定态度，而有74.6%的人对第二个问题持反对态度。^[54]《镜报》为了及时反映联邦德国国内对防务问题的民意变化，于1950年初又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这次的问题是:您是否赞成在欧洲军框架内重建联邦国防军?有36%的被调查者回答“是”，50%的人反对，另有14%的人不置可否。^[55]由此可见，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以前，联邦德国国内舆论仍未形成对重新武装的支持之势。因而在阿登纳1949年12月《克利夫兰实话报》讲话后，国内反对派，甚至包括基民盟的国会代表也纷纷攻讦阿登纳的重新武装观念。当阿登纳要在联邦大会中就重新武装进行辩论时，反对派们群起阻挠，认为重新武装是不符合战后联邦德国利益的冒险行为。在1949年12月中旬的联邦大会上，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布伦坦诺(Von Brentano)一边强调联邦共和国应立足西方，一边又坚持反对重新武装，他说道:“德国人民应远离重新武装观念。德国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西方文化圈的组成部分。德国人有这个愿望，按照基本法，作为联合的欧洲中的平等一员，谋求世界和平，捍卫人类自由。”^[56]社民党议会党团代主席奥伦豪尔(E-.Ollenhauer)则对阿登纳严厉指出:“虽然联邦总理先生认为重新武装问题是德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但若将这一问题付诸实施，还得经过联邦大会的多数通过。……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反对德国重新武装，而只同意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与权衡。联邦地区的安全仍应由占领国负责。”^[57]除此之外，联邦大会中的其他小党对重新武装的反对之声在当时也是不绝于耳。许多德国人从心理上很难摆脱过去的侵略战争给德国民族自身带来的灾难，他们渴望自由与和平，因而在政治与军事上宁愿走温和平稳的路线，正如阿登纳所说:“经过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人民的情况是:尽管他们珍惜自由，但似乎没有准备为自由作出牺牲。”^[58]军事安全是国家发展的保证，军事责任是主权范畴下的重要一环。因而，联邦德国国内对于重新武装问题的冷漠甚至反对将会在此后的国际关系中被证明是不利于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治成长与德国问题的整体推动的。

由于军国主义的过去，德国的军事问题在战后初期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但随着联邦德国的建立，由于其政治制度、党派组织、经济原则都是在西方监督之下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所以它与西方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最初就有了紧密的联系，如联邦德国已在建国之初参加了马歇尔计划、舒曼计划及欧洲委员会。通过上述行动，联邦德国确实以“盟外之身”加强了自身与西方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联系。随着冷战局势的日趋严峻，联邦德国确立联盟归属、投身西方已成为西方对苏战略的客观需求，但由于联邦德国在军事上还被排斥在西方联盟之外，其联盟归属依然难以明确，这不仅加剧了冷战背景下的中欧紧张局势，也使联邦德国欲以入盟西方求得自身发展的外交目标难以实现。于是，军事安全问题成为联邦德国战后初期外交努力中必须克服的顽症。它像公元前4世纪的“哥尔蒂之结”(Gordian kuot)一样，复杂难解，传说中“哥尔蒂之结”等待的只是一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利刃去把它迅速地斩断。而使联邦德国入盟西方裹足不前的军事安全问题呢?用什么才可以斩断这个“哥尔蒂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