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新武装推动了联邦德国入盟西方战略

雅尔塔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各同盟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一种划分，它在一定意义上又反映了各国在四年来的反“轴心”战斗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因此，该体系在惩戒战争祸首、力争战后和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滋生着强权政治。尽管联合国组织于战后诞生，但它在战后初期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正义，维持和平。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对立，围绕着欧洲地区，迅速汇聚而成两个相互对峙的集团。因此，国际关系中的实力因素依然明显，国际组织的协调与制约能力则显得极其微弱，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远非和平稳定的格局，它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西方实力地位的变迁。在此进程中，两大集团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导致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是一个根本性的冲突，双方总是力图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志，并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一切代价，如威慑，甚至实战。暜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Care von Clausewitz)曾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45]因而，两大集团在对立中，是有可能采取战争行为的，正因如此，战后欧洲安全状况才变得异常紧张。但是，饱尝战祸的欧洲各国又怎能再度被陷入干戈扰攘的泥潭?于是，西欧在美国的支持下，重新武装起来。但仅此又不能达到西方抗击苏联西侵的目的，因为在美国驻欧军队战后不断复员、德国被解除武装并被悬于大西洋联盟之外的情形下，西欧军事力量若要自保，显然是不足的，故而，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为西方防务作贡献就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这一问题将可能引发诸多未知的后果，所以在联邦德国入盟西方进程中，西方与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虽已于先期形成了紧密合作的态势，但惟独在安全领域还处在待定之中。安全问题是涉及一国生死存亡的大计，它是一个国家从事各项政治、经济活动的基础，因而防务状况的未定便成为制约联邦德国最终入盟西方的“哥尔蒂之结”(Gordian Knot)。^[46]如果不斩断这个“结”，联邦德国的入盟西方战略就难以实现。朝鲜战争爆发后，欧洲安全状况的迫切需要使得联邦德国重新武装起来。这个顽“结”终于被斩断，联邦德国入盟西方得以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