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峙中的机遇

1945年4月纳粹覆亡的前夜，尽管苏军炮火已达柏林，但希特勒仍自信地说:“历史与地缘的法则会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进行军事、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的检验。同样的法则将使美俄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的敌人。而它们双方迟早都会发现，有必要寻求欧洲唯一幸存下来的民族的支持。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18]希特勒的断言未免狂妄，但这个战争狂人却较为深刻地理解了德国的地缘与历史作用，他把德国列为欧陆力量的代表，只要战后世界政治中仍存在利益冲突与实力较量，那么德国便有机会重显身手，因为美俄两大巨人想要制服对方都得依靠德国人。

以大国合作路线为表现形式的美国孤立主义外交及苏联1947年以前的对美合作方针，加上其余欧洲国家对德国军事侵略的余悸，都使得德国一时间难以获得突破外交狭缝的机遇。更何况德国是在无条件投降下被分区占领的，各战胜国在其领土上又因各自利益的不同推行各不相同的占领政策，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像“一战”后那样在国内迅速聚集不受外力制约的民族利益集团。对此，埃德温·哈特里奇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没有发生革命——除了胜利的盟国部队外，他们没有叛乱的对象，而盟国部队只要发现一点叛乱的苗头，就会立即把它扑灭——相反，它成了一个百孔千疮、四分五裂和毫无生气的国家。……冷漠代替了愤怒;听天由命代替了复仇的愿望。人民的精神犹如临风残烛，飘忽欲绝。”^[19]德国人被剥夺了与其国家政权、民族命运相关的一切政治权力，他们此刻主要是忙于衣食与住房，对于国家前途只得静待战胜国的态度变化。这种变化较早地出现在乔治·凯南对罗斯福大国合作立场的突破上。凯南自1944年7月就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凭借他多年来对苏东事务的了解，他渐渐觉察在战后世界中，美苏不可能和睦相处。1945年1月，凯南就向即将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波伦(Charles Bohlen)致信，并提出建议，应放弃美苏合作，同时与苏联平分欧洲。^[20]与凯南所持观点相近的还有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他也在1945年初预言，苏联一旦取得战争胜利，便会推行最原始的强权政策，其危险程度当与纳粹相似。^[21]罗斯福至死也不会相信美苏会剑拔弩张，而且杜鲁门还来不及向公众证明自己的对外关系原则不同于罗斯福，但进入1946年后，伊朗危机却使得凯南对时局的悲观评价达到了顶点。^[22]这就是众所周知的8000字长电，该电文的基本思想于1947年7月以《苏联行动的根源》为题发表在《外交》杂志上。凯南指出，俄国正力图巩固由东欧卫星国组成的宽广势力带，并力图阻止德国的复兴;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就应当放弃它二三十年代的孤立主义，而重新构筑其对外关系。^[23]

凯南对时局的评判无疑是对尚存对苏合作意图的美国朝野人士的有力冲击。凯南的声音并不孤单，他还得到国内政学两界诸多人士的支持。从学术界来说，与凯南电文风格相近的分析文章接踵而至^[24];从政界来看，在经历了7个多月外交沉默后，杜鲁门终于在1946年1月亮出了他的反苏姿态。他在给外长贝尔纳斯的信中称:“我已厌倦了与苏联人打交道时的软伎俩。”^[25]而英法两国的态度变化也日渐明显，随着苏军进逼到中欧平原，它们也意识到应将苏联视作对战后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1945年后，丘吉尔以在野之身不断重复其多年以来对苏联威胁的感受。波茨坦会议后，丘吉尔还认识到，由于东西方矛盾，德国问题将长期存在。所以，西方应加紧推动建立德国基层政权，在符合西方政治安全利益的前提下，恢复德国有序的社会政治生活，以使西方在处理德国问题时，一旦与苏联发生争执，能尽可能地占得主动。他于1945年8月16日在下院发表演说时表示，德国的无政府状况也许还得持续几年，直到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家组织为止。而在此期间，德国的地方机构必须承担起为人民生计谋出路的责任来。^[26]次年3月，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该演说与凯南长电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苏联崛起及其在中欧的扩张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是造成欧洲分裂的直接原因。在美英对苏政策逐步由合作走向对抗之时，法国人也发生巨大的立场转变。为获得战后大国地位，抵消维希政府在战争期间的亲德形象，1945年2月10日，皮杜尔外长还随同戴高乐前往莫斯科签订了法俄条约，借此在东西方间保持平衡。^[27]而1946年5月巴黎四国外长会议以前，当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告诉皮杜尔，美国已不再准备在重要问题上对苏让步时，皮杜尔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地坚定，他向贝尔纳斯建议，要向苏联人显示一下西方的团结与顽强，否则很快就要被迫与这群哥萨克人求和了。^[28]

西方三国在1946年普遍产生了对苏的敌对与紧张，作为主要矛盾的美苏对立则随着国际关系的演进，积重难返。世界政治正朝着冷战的方向发展，在此情形下的德国问题也日趋冷战化了。1946年9月6日，贝尔纳斯作了著名的斯图加特讲话。此前，贝尔纳斯曾一度幻想在德国问题上与苏联长期合作，并提出过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贝尔纳斯计划。而在9月6日，他明确地表示:“在当前状况下，美国的决定是，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它还应该拥有作为强大、平等伙伴的位置。”^[29]尽管贝尔纳斯的国务卿职位在1947年1月由比他更深刻地领悟战后对苏关系的马歇尔所接替，但其讲话中的扶德语气已预示了美国将会在德国问题上与苏联分道扬镳。对于斯图加特演说，1947年5月11日，卢修斯·克莱致信贝尔纳斯表示:“您在斯图加特所说的每句话都成为了我在德工作的圣经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充满希望的文件。我并非向着德国人，但我真心希望在我们与苏联进行的这场政治战争中，千万不要忘记，在德国尚有7千万生灵需要我们挂怀。”^[30]马歇尔履职后，时任美国驻苏大使的史密斯(W.B.Smith)也从莫斯科发来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回顾了列宁曾认为德国是最适宜建设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而斯大林采纳了列宁的观点，认为德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看起来使德国更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扩张，除了在思想意识方面取胜外，苏联决心防止德国变得太强，他们正逐步控制东德，还要把他们的势力扩展到西方占领区。^[31]这份备忘录关于德国问题的估价对马歇尔影响至深。马歇尔结合其此前在远东的政治经验宣称，维持西半球的安全已不足以保护美国了，“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全世界的和平，只有强者才能维持和平”^[32]。这个表态连同1947年3月12日的杜鲁门演说标志了美国政府已彻底放弃了大国合作方针，并将全盘更改其在德国问题上的对苏退让的政策。

与美国对德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相呼应，另外两个西方战胜国英法也调整了其在德国问题上的方式与态度。英国总参谋部恳请本国政府从根本上修正其对德政策。在一份1946年4月5日的备忘录中，他们明确要求:“我们对德的长期政策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国已是一个比德国危险得多的敌人。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德国威胁，我们也要防止德国威胁的重现。”^[33]军方的要求在近一个月后得到了内阁的支持，外长贝文在1946年5月3日的内阁报告中指出:“俄国危险也许比德国东山再起的危险还要大。但假如德国真的东山再起，那么也是与俄国的强大一样，都是件麻烦事。所以我们应置苏联的干扰动作于不顾，尽快地重建西占区。”^[34]另外，由于战后英国经济急需恢复，它已不可能像实力雄厚的美国那样完全依靠自身的财政来贯彻自己在德的政策，英国财长休·道尔顿(Hugh Dalton)抱怨道:“为养活德国人我们不得不耗费紧缺的资源，而我们实际上从德国人那儿得不到任何东西。当前最要紧的步骤是赶紧停止滥用我们善良的本性，因为我们再不能忍受了。”^[35]下院议院克鲁克桑柯(Crookshank)更是大声说道:“这简直是历史上最具唐·吉诃德风格的行动(the most quixotic act):我们击倒了一个敌国，然而却要求我们的纳税人每年缴出8000万～1亿英镑给敌人让他们再度爬起。”^[36]因而英国人在财政上的拮据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在德国问题上的独立作用。随着美英双占区从酝酿到建立，英国的对德政策也逐步在大体上向美国接近。这对于简化战胜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意义明显。

与美英对德政策较早地进入转变不同，法国对德态度直至1948年才有了明显的改观。它先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实施阻挠手段，继而用鲁尔与萨尔问题持续分散着美英一致对德的努力。因此，法德宿怨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使法国长期成为西方对德政策日趋协调中的“异调”。此外，1944—1947年间，法国对德政策还受其坚守大国地位的独立外交所支配，如皮杜尔关于建立苏联—法兰西中间人—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国家的三方体系(Tripartisme)的构想;戴高乐设计的巴黎—伦敦—莫斯科联盟等。^[37]因此，法国人也认为他们在处理德国问题时，不能一味追随美英。但要做到这一点，仅凭主观意志是不能奏效的。战后法国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能够允许法国独撑危局吗?不行。这正如让·莫内所说:“我们必须依靠外国的援助来克服过渡时期的困难。”^[38]但依靠外国援助是日趋冷战化的国际关系中进行的，如果兼靠美苏，必定使法国又回到了中间人的角色上去，而这最终会同时失去美苏信任，对外求援只能是空谈而已。那么，在东西方间该作何种选择呢?法国政治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47年初指出:“法国要想同时依靠美苏两大巨人是不可行的。法国依靠美国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如果没有美国的信贷，法国别说是实施雄心勃勃的工业建设计划，连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都不可能。即便苏联愿像美国一样帮助法国，但美国人的善心是法兰西殖民帝国还能存于世间的根本，这一点，苏联是取代不了美国的。”^[39]就法国对美国财政依赖的具体数字来看，到1946年夏，法国就接受了美元信贷6.5亿。因此，当时的观察家们将此视为法国由独立(Indépendance)政策走向依赖(dépendance)政策的重要一步。^[40]除了经济上的对美依赖使法苏日趋疏离外，法国国内的市民阶层与小资产阶级在1947年突然变得不与共产党合作起来。这种政治动向同国内的恐苏情绪，以及人们对左翼抵抗运动领袖的改革计划的厌恶搅在一起。^[41]而这种情况也推动了法国政治倾向迅速右转，德国问题在法国人手中的处理办法由此变得更与美英接近。随着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以及在印支战争中法国人力与物力的虚耗，加之美苏关系紧张得使欧洲各国无法回避联盟选择。因此，法国不仅愈来愈稳定地扎根于西方集团，而且它的“异调”也日渐微弱，其对德方针也由最初的一味阻挠，变得灵活而务实。这对德国问题的快速发展是极其有利的，因为法国人的姿态调整使西方对德政策趋于划一，从而突出了西占区的国家性质与政权合法性，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联邦德国欲在冷战对峙中寻求机遇的愿望。

德国学者宗特·海默尔(Kurt Sontheimer)曾说:“没有冷战的爆发和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东西方集团之间两极权力结构的出现，阿登纳不会干得如此成功。没有东西方的冲突，联邦共和国可能不会这么快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42]这段话讲于1972年，此时的联邦德国不仅成为一个西方集团中奉行西方自由民主原则的平等而富裕的伙伴;而且它的主权地位、安全状况，乃至两个德国统一的前景都较之“二战”结束时大为进步。因此，宗特海默尔对冷战在德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没有各战胜国的利益矛盾，德国问题寻找不到挣脱大国一致制德而又徘徊不进的枷锁的机会，因而阿登纳指出:“在战胜国间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对我们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43]但若没有这种利益矛盾的两极化，即使存在各战胜国间的分歧与冲突，也只会成为德国问题顺利发展的羁绊。因而阿登纳又指出:“我们德国人尤其还必须提防那种投机思想，以为我们可以在大国的不团结中渔利。执行德国外交政策必须绝对诚实与正直。”^[44]所以，始终不渝地入盟西方是阿登纳政府为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全面发展所择定的根本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形成除联邦德国自身的路线抉择外，冷战对峙下联邦德国战略地位的提高同样是重要原因。阿登纳正是抓住了两级对峙中的机遇，适时地确立了入盟西方的对外关系原则，才最终推动了德国问题的进展。

尽管入盟西方是战后初期阿登纳政府全面思索德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现实情形为德国的未来所规划的一种发展途径，冷战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也为该政策的酝酿提供了诱因，但西德入盟西方并非只属于单纯的德国内部问题，它所涉及的政治、外交、安全的影响与后果极为复杂，同时，联邦德国雄厚的实力基础与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其联盟归属已不再是本国或局部欧洲问题，它是一个在冷战相持中举足轻重的事件，它因所涉国家、集团利益关系之繁而成为一个多边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焦点。因此，联邦德国入盟西方之途险阻频频。而在这一进程中，历史赋予了联邦德国加速入盟的利器。那就是，随着冷战的日趋激烈，西方防务竟愈来愈紧迫地要求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