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国合作意味着德国问题停滞不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自1917年以来的反苏姿态突然改观。连长期坚持反共立场的丘吉尔也在1941年6月22日纳粹侵苏之时庆幸道:“这是最光辉的时刻。”因为由于俄国人和他们一起战斗，英国人已不再是孤军奋战了。^[2]半年以后，美国正式加入反法西斯阵线中。于是，原本相互敌对的西方与苏联在反德立场上达成了统一。“一战”后的美英对德采取的是纵容退让的绥靖政策，其真实目的是要遏制苏联的西进。然而，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是否会如西方所愿，挥戈东向，而不西指半分呢?事实是，纳粹的扩张欲望远远超出了西方的设想。他们抓住了西方的恐俄心理，反复侵犯着欧洲的安全格局，正如梅尼克(T.Meinecke)所说:“希特勒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说教，乃是他自己的征服意志的假面具。”^[3]纳粹并不安于西方对它设置的军事、政治与外交枷锁，充当反苏角色。为达到其雄霸世界的目的，对于曾给予德国财政、政治与军事支持的西方国家，照样实施政治骗术乃至军事进攻。梅尼克就曾指出，希特勒并未将德国与西方国家视作利益相关的伙伴，而这在纳粹德国军事形势每况愈下时更为明显，“希特勒在他绝望的心情下，是有意或无意地宁愿看到在柏林的是俄国人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归根到底，他对西欧民主主义的憎恨更有甚于布尔什维主义”^[4]。虽然梅尼克的评价包含了其“二战”后亲西方的观点，但他却用史家深邃的笔锋点明了纳粹崩溃以前德国与西方之间鲜明的利益冲突。

因此，西方对于纳粹的敌对也随着其在国际关系中扩张行为的加剧、霸权意图的日显，而逐步在德苏间作出了抉择。梅尼克进而指出:“在西方列强阵营里，人们认为来自民族社会主义方面威胁世界的危险，比起令人担忧的来自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是更大的，更紧迫的。他们宁愿和后者联合起来打倒希特勒的德国。”^[5]西方与苏联的联盟在战争后期达到了摧毁纳粹战争机器的目标。于是，战胜国也尝试着以这种战时的同盟争取并维持战后的世界和平。而在战前长久存在的东西方两种政治体制的分野似乎被反德情绪所冲淡，许多人都从乐观的角度看待美苏的同时崛起。1944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福克斯(William T.R.Fox)在其著作《超级大国:美英苏对和平的责任》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几乎没给那些想证实存在政治对立的两极的人留有什么神秘之处，以供他们证明自己的观点。”^[6]福克斯反对以悲观的态度看待战后美苏关系的发展趋势，他坚决地驳斥关于美苏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敌对双方的观点。^[7]他指出，在政府层面，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警察”论就更为具体地规划了这种大国合作计划。罗斯福丝毫都未设想，“二战”以后，美国竟要在欧洲留驻人数如此之众的战略部队，投下数额如此之巨的经济援助，注入程度如此之高的政治精力，以实施其大国合作方案。

而无论是福克斯还是罗斯福，他们观察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方法与途径并未脱离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窠臼。福克斯认为，依照他对战后权力分配状况的分析，不应错误地得出有关未来的悲观性结论。苏联力量的增长固然给欧洲的未来造成了麻烦，但苏联在战争中所遭受的重创却使斯大林在短期内无法冒险与西方国家一战。尽管苏联或许会对整个东欧施以霸权，但福克斯认为这并非战后欧洲政治安排中的核心问题，依他所见，苏联掌控东欧并不足以威胁西方国家的安全，同时，西方也不必发动战争来阻止苏联的威胁。^[8]如果苏联人胆敢在战后立刻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福克斯仍认为这也只是防御性的。苏联行动只是基于对西方反苏计划的恐惧。^[9]罗斯福则从战后实际状况出发，认为正是因为苏联日渐强大，美国才要避免与其发生冲突，而应将它争取过来与西方国家进行战后的合作。他在1943年接受《星期六晚邮报》记者弗瑞斯特·戴维斯(Fortest Dawis)采访时，就明确地指出了他对苏合作的期望。戴维斯写道:“总统此刻关注的焦点已不仅仅是建立美好世界的志向。因为这种志向仅靠与丘吉尔的合作、《大西洋宪章》无法实现。而要实现它们，就得用冷竣的、现实主义的技巧与工具。这意味着总统已越来越关注实力，他正力图去处理实力政治的问题，而不是那些饱学之士所清谈的福利政治。”^[10]这表明，罗斯福虽然继续强调美英合作的必要性，但他也意识到仅美英两国尚不足以决定战后世界政治的走向。罗斯福在随后对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讲话中直接地表达了他本人对强大苏联的敬畏。他说道:“不像在1918年，当时只有美国一跃成为巨人，而‘二战’的结果造成苏联也跃升为超级大国，不仅如此，它还横亘在民主政体的英语国家的面前。”^[11]罗斯福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应该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福克斯将苏联的崛起视为不足以在战后立即对西方世界构成直接威胁，或是在西方战略威慑下能自行收敛的。他认为苏联固然实力大增，但其与西方的实力地位至少在战后初期是不对等的，故而苏联不会有主动的攻击性行为。这就为西方或战或和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机会，而出于以较小代价换取和平计，西方当然应首选对苏合作。福克斯没有充分预计到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大国同处于战后世界中会逐步走向相互争夺的必然性。他是战后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理论代表。罗斯福与福克斯在判定苏联实力状况时存在差异。福克斯并不认为苏联力量强到可使西方不得斥诸武力加以遏止;罗斯福则认为苏联力量强大得西方不可能以武力方式予以对抗，而只可以用合作态度进行化解。尽管两者对苏联实力有着不同的判断，但罗斯福与福克斯一样，也认为合作应该是美国战后对苏政策的基调。美国学者吉林汉姆(John Gillingham)指出:“罗斯福战后世界的大构想(Grand Design)没有与传统的孤立主义划清界限。这个构想基于自决与自由贸易的原则，将美国的干涉限制在与其他盟国，尤其是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下的警备行动(policing actions)。”^[12]除了罗斯福与福克斯较为典型地代表了大国合作路线外，还有一些反对美国战后实施干涉外交的设想，如沃尔特·李普曼的中欧中立化说、华莱士的左翼自由派观点等。^[13]这些主张的宗旨仍是坚持美国应固守西半球利益，尽少承担世界事务。

大国合作路线是美国孤立主义外交在“二战”后期直至战后初期的新型表现。美国朝野随着“二战”的进行与战后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逐步形成了指导美国全面干预全球事务的现实主义外交，就战后德国问题而言，两种外交模式将直接决定该问题的发展方向与轨迹。

毋庸置疑，德国的战败并未影响其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潜力。试问东西方在相互对抗间又怎能抵挡吸收德国力量用以增强自身战略地位的诱惑呢?更何况德国被彻底击溃，由于其被分区占领，它暂时还没有中央政府可与战胜国打交道，因而，它虽无政府，但又实力尚存，说它是一个无政府的、拥有中欧一片特定地理区域的潜在第三超级大国一点也不为过。美苏大国合作路线意在排斥争夺德国的必要与可能，如福克斯认为美苏会尽可能避免因争取德国对己方的绝对忠诚(Exclusive allegiance)而酿发的大国战争^[14]，福克斯还认为两极体系是美苏双方都乐于接受的、美苏双方可通过合作协调达成稳定的两极秩序，如果德国成为第三极，则是不利于秩序的稳定的，所以，美苏双方都应避免使德国成为独立于它们的第三极。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福克斯说:“三极体系(tripolar system)也并非绝无可能。但一旦出现，情况有可能危急万分，也有可能充满希望。之所以危急，是因为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将会再度把全世界推入战争深渊;之所以充满希望，是因为它同时激促着西方与苏联在德国问题的解决上达成一致。”^[15]福克斯的建议与美国战后初期在德国问题的处理上贯彻罗斯福大国合作方针是一致的。在“二战”刚结束的实际政治生活中，美国军方在对德政策上也倾向于罗斯福的预测。美国学者D.W.拉尔森就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预先想到会同苏联或其他欧洲国家发生什么冲突，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过要在欧洲永久性驻军。”^[16]至于国务院，则成了这种倾向的传声筒。由于罗斯福的继任者们尚来不及作相应的外交调整，所以政府方仍不敢跳出大国合作的旧辙。一位国务院官员在其1945年的备忘录中写道:“对德国而言，世界之安全有赖于对德国的占领与戒备，并使之不能重新武装或使其重新武装。而这种戒备与占领必须是永久性的。但德国由盟国，尤其是美国永久占领，是难以想象的。”^[17]因而，在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推出了一系列对德严厉制裁的计划与措施，意在达到果断地处理德国问题，以不至于触怒苏联，如以安全摧毁德国工业能力为宗旨的摩根索计划，以限制德国工业生产为目标的JCS1067号指令。它们在创造大国合作环境，求得苏方信任方面姿态明显，但其仇德性已远远超出德国自身利益的承受度。

从战争后期开始，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日渐崩溃，苏联愈来愈显要地呈现在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布图上，美苏的较量也就客观地存在了。罗斯福并不认为两极世界会发生对抗，相反，他认为只要相互合作，两极世界是平稳而有秩序的。表现在德国问题上，美国准备放弃其在德的部分利益，为求合作，甚至示好苏联，它不仅不把德国作为一个可以争取利用的潜在盟友来看待，而且将其简单化地作为一个战败者加以严惩。战败的德国成为美国推行大国合作外交的实验品。对德国问题而言，大国合作无疑将牺牲其战略地位，在这种情形下，德国悬而未决的分裂局面、濒临绝境的经济生活、无政府的政治状况将会在东西方的妥协中延续。因而大国合作虽然可将两极秩序导入另一种发展轨道，但却意味着德国问题的停滞不前。德国问题需要新的机遇，这机遇依旧应从东西方对峙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