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对入盟西方战略的历史作用

入盟西方是战后初期阿登纳政府结合冷战背景下的欧洲政治、经济与军事环境，以及德国问题的实际状况，为新生的联邦德国国家勾画的一条集获取主权、经济发展、军事安全，乃至可能的国家统一于一身的复兴之途。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盟国虽也逐步认识到全面接纳联邦德国进入西方政治、经济与安全体系的紧迫性，而且联邦德国也在努力寻求顺利而快速入盟的方法与路径，但由于德国问题本身的冷战性(事关两大阵营在对峙中的胜负)、多国性(事关各战胜国利益冲突的解决)、复杂性(涵盖政治制度、国家统一、平等主权、军事安全等多项内容)、时代性(处在战后初期各国外交方针根据冷战环境重新调整的时刻)，因此，联邦德国的入盟之路不可能依照自身的主观设想，平坦而顺利地向前延伸，它必然会在崎岖起伏中前行。1949—1955年，阿登纳政府历经6年的艰苦努力终使联邦德国——这个“二战”硝烟与冷战相持的“聚合物”，由一个经济虚弱、军事孱弱、政治无声的欧洲小儿成长为西方联盟中的平等一员。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人的主观作用固然关键，但西方盟国的态度与立场更不容忽视。事实是，西方通常以较为谨慎的方式处理着不断变化的德国问题，它们对联邦德国的接纳也是徘徊于经济的扶持与政治的改造方面。出于对冷战下欧洲的安全与稳定需求以及德国崛起的政治后果的考虑，西方政界的对德政策曾一度局限于经济与政治的西方化，而对至关重要的军事安全问题，则力图绕开或拖延。军事安全是一个国家与发展战略中的第一要务，对于联邦德国而言，军事安全地位的不确定将不仅使其主权的完整性受到严重破坏，还会对其政治与经济的全面发展构成不利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原则、经济制度、价值体系无论被西方化到什么程度，其军事安全利益如果不能被西方所认同，那么联邦德国也就仅只能充当一个与西方有密切关系的盟外伙伴。于是，在被战胜国浴血6年制服在地，并解除武装之后，联邦德国能否重新武装，并为冷战中的西方防务作贡献，便成了决定其能否最终入盟西方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