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欧洲防务集团对于西方防务与战后德国问题的重要意义

彼得斯堡与巴黎间的这场拔河在1951年初进入胶着状态。这与阿登纳一心谋求尽快入盟西方的愿望是相背离的。于是，阿登纳告诫在彼得斯堡的德国代表们，应根据情势变化稍加变通，对原有的强硬姿态进行调整，以求在与西方大国的妥协中尽快入盟。但这时，除了法国外，美英也显露出不愿过快拉动联邦德国入盟的架势。^[178]就英国而言，它不愿在美国的兵力增援尚未抵达欧洲时，由于德国问题而激怒苏联人。因而，英国人在1951年初急于尽可能地拖延与德国人的谈判。^[179]相对于英国人与法国人而言，美国人无疑更倾向于加快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但1951年初，无论是艾奇逊还是艾森豪威尔都希望阿登纳及在野的社民党能适当地降低他们对西方的要求。^[180]在彼得斯堡的德国代表们看来，军事安全只有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军事计划之上，他们对于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所牵涉的政治关系很少顾及。

在彼得斯堡谈话中，德国人的阐述主要基于前一年的希默洛德备忘录，他们对于筹建中的联邦德国军队的建制反映在霍伊辛格将军的一份建议书中。霍伊辛格提议建立由12个师组成的人数为25万的德国军队，另外还附带建设若干后勤保障部队、一支战术空军、一支海岸部队。^[181]除此之外，这支联邦德国军队在技术细节上颇似原帝国国防军(Wehrmacht)，如这12个德国师将被整分成4个军，每个军辖有3个师，而各师的后勤给养如同“二战”时的纳粹一样，由各军军长负责调配，其最大优点在于能使各师师长从后勤环节中解放出来，从而将精力投入到军事演练与实战中。^[182]霍伊辛格计划中的空军将拥有1000架战斗机、530架战斗轰炸机、360架侦察机。这样，德国战机将达约1900架。^[183]另外，德国人所要求的海军的规模也不容小视，尽管联邦德国海军仅负责防卫波罗的海及在侧翼牵制苏联陆军，但其舰船与舰载机数量要求分别达到242艘与352架。^[184]从霍伊辛格的提议中可看出，德国人不仅期望将来的联邦德国军队在战术技能、指挥系统上沿袭前帝国国防军的某些特征，而且还企图以“二战”后最新发展起来的军事技术来武装自己。

对于这份军事建议，盟国是不满的。在盟国的压力下，德国人也不得不拿出一个替代方案。但斯派德尔将军仍认为霍伊辛格提到单独组建德国师的想法虽与C6—D/1中的RCT建制相违背，但若果真建立多国师的话，语言问题必将会影响到全师的指挥链，并且还会使火力与空中支援受到限制。此外，在联军武器弹药尚未标准化之前，还应考虑多国师中的膳食差异、部门间拙劣的配合，以及后勤困难。^[185]故此，斯派德尔拿出了一份改进建议当作霍伊辛格建议的替代品。在这份建议中，斯派德尔掺入了德国人关于建立各国独立师的意图。斯派德尔比霍伊辛格更懂得军事安全问题中的政治因素。他指出，德国人可以认可多国师，但各团级战斗队(RCT)应被建成小型师，每一个这样的战斗队均得有全员师所应有的战斗武器与给养物质，而且这些战斗队都能独立作战。^[186]对于斯派德尔的建议，最先表示反对意见的是法国。在巴黎主持会议的法国代表阿尔方(Hervé Alphand)在听到斯派德尔建议后，强烈斥责了它，认为它完全与欧洲军的概念相违背，是无法接受的。阿尔方还称，如果不在团级战斗队的规模上整合欧洲军事力量，并组建混和师，德国人的建议只会产生各国国家军队的简单相加，而绝不会产生超国家的欧洲军队。^[187]而当1951年6月8日，德国人把彼得斯堡最终报告呈给北约时，法国人也加快了他们在巴黎会议上的步子，他们开始朝着彼得斯堡报告的方向作出某些让步，以求在妥协中尽可能保持普利文计划的某些精神。7月24日，法国提出了阿尔方报告。该报告建议成立欧洲防务集团，到1953年为止，组建人数为60万到70万之间的20个战斗群(Groupments)，而这支欧洲军的给养、预算、军火生产将为各成员国共同承担。^[188]虽然阿尔方报告将欧洲军的建设计划具体化，但它对德国人努力争取的平等地位、国家军队的单位的大小仍旧缄口不答，同时巴黎会议只谈这个拟议中的防务集团，丝毫未考虑该集团与北约的关系，以及该集团如何适应于北约安全需要。^[189]阿尔方报告是1951年2月以来巴黎会议上法国观点的总汇。尽管它几经调整，但仍很难取得德国人的赞同。事实上，一直为联邦德国尽快重新武装焦虑万分的阿登纳早在巴黎会议的最初阶段，就认为法国人的关于建立欧洲军的建议是有很多缺陷的，如果不采取步骤去弥补，必将招致德国人的负面回应。^[190]而后，尽管麦克罗伊劝慰阿登纳在谈判结束前对这一问题保持一份开朗的心情，但随后几个月中，法国人的表现仍未使阿登纳舒心。^[191]阿登纳的外交顾问哈尔斯坦(Walfer Hallstein)说，总理支持欧洲军的观点，但拒绝在巴黎所讨论的计划，他认为那不是欧洲计划，而是法国计划。哈尔斯坦还指出，阿登纳及其他德国官员始终对法国人是否诚心诚意地想要建成一支欧洲军表示疑惑，他们担心这是不是法国人把德国军队置于麾下的幌子。^[192]而据麦克罗伊1951年7月6日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显示，阿登纳想要北约立即把彼得斯堡报告接受为德国重新武装的基础。^[193]因此，法德两国的对抗在1951年6、7月间难以化解。这时，美国的态度将决定这场拔河的走势。

到底走彼得斯堡路线，还是走巴黎路线?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它不仅决定着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的发展，而且它的取舍对战后欧洲史的发展意义深远。彼得斯堡路线意味着联邦德国将在军事上迅速壮大，这无疑将增强西方抗苏的常规力量，同时，阿登纳借军事安全问题，推动联邦德国入盟西方的战略规划能直接完成。但由此产生的政治险情可能是法国的激烈反对，从而导致法美分歧的公开化，而这又极有可能使苏联在联邦德国还未真正在军事上重建起来之时，从中渔利。巴黎路线虽然政治意义浓于军事意义，是用政治方法来处理欧洲军事问题，若采取它，可从大局上稳住法国人，坚固西欧的政治方向;即使德国人在军事上不能立竿见影，但长久来看，是可以求得不断改观的，且这又不会动摇50年西欧尚嫌稚嫩的一体化根基。故而，尽管美国军方认为欧洲防务集团只不过是推迟德国重新武装的借口，并且他们还催促政府尽快使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与联合国^[194]，但令德国人吃惊、美国军方头痛、法国军方喜笑颜开的是，美国政府突然重新定位了自己的政策，开始拥护欧洲防务集团计划了。^[195]

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应从布鲁斯长电说起。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时任美国驻法大使，他在拍往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以德国人的彼得斯堡报告为基础武装德国将威胁美国在欧的长期利益。^[196]布鲁斯坚持认为，彼得斯堡路线将导致德国国家军队的产生，从而使这支新的联邦德国军队再度成为德国人寻求军国主义目标的工具。而重建德国国家军队只有在美国在欧陆保持大量军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一旦美国驻军从该地区撤走，欧洲各国必将组建各自的国家军队;除非有一个永久的欧洲政治机构。同时，德国国家军队的复活将使法德永久和解化为泡影。^[197]这则长电在国务院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某些官员，如李奇微·莱特(Ridgeway Knight)指出，布鲁斯长电中的提议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安排将对德国重新武装构成新的障碍。^[198]斯波福德则认为，布鲁斯所提出的美军撤出欧陆的设想站不住脚，因为很难想象在将来某个时候，欧洲国家能以其单个或集体的力量在外交与军事上抗衡苏联。^[199]国防部甚至提醒艾奇逊，不要误入欧洲军计划的圈套，因为建立欧洲军将推迟其余行动，从而剥夺美国的行动自由，并且会被法国人玩弄于股掌之间。^[200]支持者，如麦克罗伊，他将欧洲防务集团计划视作满足德国改变政治处境欲望与法国安全需要的唯一途径。^[201]而关键人物艾奇逊则表示，布鲁斯长电反映了在大西洋共同体内无视军事及其他领域的发展与合作问题的趋势，将欧洲一体化与建立欧洲军视作处理所有问题，包括德国问题的最终办法是危险的，从美国的长远利益来看，这个趋势应予以制止。^[202]这时，刚刚就任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艾森豪威尔最初反对这一计划，早在普利文计划出笼时，他就指出，普利文计划就效果来说，与其是统一欧洲，毋宁说是分裂欧洲。^[203]后来他又对马歇尔说，欧洲军计划险阻重重，遍布了能误导人们的虚幻观念。^[204]他还曾在1951年3月对《纽约时报》记者舒尔茨伯格(C.L.Sulzberger)说:“建立欧洲军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因为欧洲统一所需的政治基础尚未建立。”^[205]但到了1951年6月，即在彼得斯堡路线与巴黎路线之间作取舍的重要时刻，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变，转而支持麦克罗伊与布鲁斯。他也认为，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应在欧洲军的框架中进行。^[206]艾森豪威尔转而支持建立欧洲防务集团，这无疑将延缓联邦德国武装，并弱化西欧的安全地位。他的态度之所以发生重大转变是因为他觉得苏联攻击西欧的危险并不像NSC68号文件中所分析的那样可怕，即便他们在1949年掌握了原子弹技术。他在1951年年底对舒尔茨伯格说:“俄国人充分意识到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将考验自己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生产能力3倍于俄国人，仅凭这一点，俄国人就当然不敢首先发难。”^[207]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艾森豪威尔觉得美国政府应尽快推动欧洲军的建立，而渐进的或者迟缓的行动都是不可取的。他在1951年6月下旬致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一封信中称:“我认为对于欧洲的问题，除了建立欧洲合众国，别无它法。按照目前的紧急状况，欧洲领导人应采取这一步骤。越快越好!我已极其厌烦对这一问题的蜗牛般的进度。美英两国甘愿承担促进欧洲统一的一切风险。因为通过这种行动，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目标能立刻达到。”^[208]艾森豪威尔的观念转变甚至影响到了杜鲁门总统。杜鲁门不仅欣然赞同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而且同意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派遣一名代表到巴黎协助有关欧洲防务集团的谈判。^[209]7月30日，杜鲁门批准了这一新政策。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115号文件，该文件表明，美国政府开始改变斯波福德计划中政治、军事分头进行的方针，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处理包括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在内的欧洲军事安全问题。

1951年7月，美国政策的转变使巴黎会议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计划步入具体磋商的阶段，下一步的工作将是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交由各集团成员国国会批准了。至此，关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使之为朝鲜战争后的西方防务作贡献的争论告一段落。

欧洲防务集团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安全与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在巴黎的德国代表团对于美国的态度突转倍感吃惊，继而觉得没有达到德方的目的，阿登纳甚至害怕由于盟国没有接受彼得斯堡报告中的德国建议，将会导致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复活，以致毒化法德关系。^[210]最能代表德国官的情绪的人是布兰克。当麦克罗伊7月4日告诉布兰克，因法国人抵制彼得斯堡报告，美国决心转而支持欧洲防务集团方案时，布兰克忿而答道:“美国欺负的不是我布兰克，而是阿登纳。普利文计划简直就不值得讨论(indiskutabel)，如果它果真被盟国接受，德国人就不会提供任何军事贡献。”^[211]当然，布兰克的话只是表明了欧洲防务集团方案本身的不足，以及它不利于德国的一面。联邦德国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方案。尽管欧洲防务集团方案中依然潜伏着危机与矛盾，但它毕竟使得法国人接受了联邦德国必须重新武装以加强西方防务的事实，而且法国人在几经反复后，终究拿出了一套具体地武装联邦德国与建立欧洲防务的方案措施。虽然该方案繁琐拖沓，有延缓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之嫌，但法国还是作出了德国可以重拾武器的承诺与姿态。即使这一方案可能带有许多政治色彩，而削弱其军事价值，但德国人在巴黎对于军事效率的关心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美国人告知法国人，他们转而支持欧洲防务集团方案并不意味容许法国人阻碍一支有效军事力量的建立。如同斯波福德1951年7月8日发给艾奇逊的电报中所称，美国实际上想要做的是把彼得斯堡路线与巴黎路线“嫁接”起来，并以此来使欧洲防务集团既能得到法国人，又能得到德国人的同意。^[212]因而，欧洲防务集团方案从长远与实际角度出发，都有利于增强西方防务。纵然联邦德国从条约上将被捆束在欧洲军框架内，但它已摆脱了“二战”以后被解除武装的困境。

欧洲防务集团方案有利于德国问题的向前发展。阿登纳曾说，一个国家的重整军备，一向意味着这一国家的政府拥有完全的自由与权益，以利用其武装部队作为推行其政策的工具。^[213]虽然联邦德国并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军队，但在该方案所规定的欧洲共同防务力量中，德国可以通过力争平等权利来向国家主权迈进。1951年3月6日，《占领法规》历时近两年后修改生效，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占领国把日常外交事务的权力移交给联邦德国，1951年3月15日，阿登纳总理被联邦总统豪斯(Theodor Heuss)任命为外长。^[214]1951年5月2日，欧洲委员会的部长委员会接受联邦德国为正式成员。同年7月9日，三国高级专员向阿登纳递交了西方三国的信件，声明宣布结束对德国的战争状态。到这时为止，已有46个国家或是结束了对德的战争状态，或是提出了相应的法律程序以促使对德战争状态的结束。^[215]所有这些对于德国的有利变化都离不开战后初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欧洲日趋紧张的安全状况。西方正是出于在实际上与心理上的安全危机，不得不重新估价对德关系。欧洲防务集团关于建立欧洲军的计划打破了德国被解除武装、主权悬置的僵局，使联邦德国以有限的主权参与到欧洲防务体系中来，而联邦德国主权地位不断改善直至最终获得完全主权则可以欧洲军的建立为起点，因此欧洲防务集团方案对于促进联邦德国获取主权、入盟西方意义深远，它可以通过欧洲框架融合法德关系，消弭德国与北约欧洲成员的矛盾，从而为其最终以北约方式武装起来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