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6—D/1

尽管斯波福德计划为弥合法美两国在重新武装西德问题上的分歧煞费苦心，但它仍然遭到了法美两国军方的强烈反对。法国人计划在欧洲防务联盟建立之前，拒绝德国受大西洋联合司令部指挥^[154]，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则非得等到德国重新武装的具体日程确立下来，才肯提供一名联合指挥部最高司令官，同时，他们还坚持要求建立德国师级军事单位。^[155]不仅如此，德国军界也对斯波福德计划表示不满。其中反响最大的是有关军事组织的问题。德国人强调有必要建立由技术空军与海岸防御力量所支持的装甲师。为了能证明这一点，德国人引用了他们“二战”中东线与俄国人作战的经验。并指出:唯一可组织起来加以运用的战斗单位是师。^[156]在普利文计划中，战斗单位虽为营级，但并非多国混和。而在斯波福德计划中，团级战斗队虽较营级为大，但多国混和的性质使得德国人认为缺乏作战效率。斯派德尔将军就指出:“这种多国团级战斗队中，协调与通讯都会受到限制。甚至对军需部门所提供的食物都会发生争吵。巴伐利亚人要酸菜与啤酒，而法国人要白面包与红酒，意大利人则要实心面条与甜酒。”^[157]当美、法、德各执己见之时，朝鲜战况逐渐向不利于西方的态势发展。1950年11月下旬，美国情报部门遭遇到联合国军入朝作战以来最严重的失算，他们发现:20多万中国军人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东北，然后跨过鸭绿江，另有30多万军人正随后跟进。于是，北朝鲜西端的美第8军仓皇回撤。^[158]11月28日，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我们要打一场全新的战争。中国人的目标很明显，就是要消灭在朝的联合国军，我手上所能调遣的部队是不够的。”^[159]在这种情况下，麦克罗伊于11月29日致电艾奇逊，希望立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同时，他认为满足法国的安全需要与联邦德国争取平等权力与修改占领法规的愿望，只有在欧洲军框架内才可完成。麦克罗伊还坚信，欧洲方式的解决(europ－ische L9sung)将使法国人与德国人从根本上接受斯波福德计划。^[160]同日，艾奇逊也致信法国外长舒曼，他说:“美国已通过声明、条约和行动充分表明:美国在欧洲有广泛而长久的利益，它支持欧洲进一步走向联合，并且愿意与欧洲进行合作。……德国参与欧洲防务，欧洲一体化，以及最终解决对德关系问题的必要前提。”^[161]12月7日，当这封信函由美国驻法大使布鲁斯正式转交给舒曼时，法国政府立即决定接受斯波福德计划。至此，美法两国正式妥协。美国以支持欧洲联合防务，并承诺对欧安全义务的方式换取了法国的认同。为进一步确定并执行斯波福德计划，12月19日，北约理事会与防务委员会举行了布鲁塞尔会议，通过了名为C6—D/1的文件。

C6—D/1要求尽可能地把北约的防御向东扩展，德国应参加到欧洲防务中来。尽管联邦德国还不是北约成员，但为了能使北约的欧洲防御战略能在冷战中奏效，北约组织应公平对待德国人。C6—D/1在肯定武装联邦德国的同时，也认为应对德国军人注入欧洲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思想。C6—D/1平衡了法美关于联邦德国军队最大军事单位的分歧。它指出，德国地面部队的作战单位应按照斯波福德计划，在过渡期内限制在团级战斗队的水平上。过渡期后，北约组织会依照将来北约最高司令官的军事意见逐步将其扩充至实际所需的规模上。^[162]虽然此前德国人一再坚持认为师一级的军事单位才有其真正作战效率，但北约军事委员会解释说:“尽管团级战斗队不如师那样军事效率高，但考虑到当前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它却是在现有条件下非常有用的单位。”^[163]同时，为了安抚德国人，北约中的美英两国还坚持使用一个英国人提出的军事词汇“旅群”(brigade group)。因为该词很像“二战”中德国陆军中的“战斗群”(kampfgruppe)^[164]，德军战斗群在“二战”中的大规模虽比师小，但却作战勇猛，素质优良。它不仅具有足够的战斗人员与后勤保障服务，而且也可独立作战。美英的作法为克服法德两国在军事单位上的争执，并推动欧洲防务建设效用显著。C6—D/1的另一重大成绩是欧洲最高盟军司令部(SACEUR)的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1949年4月成立以来，欧洲一直未能在美国参与下建立一支一体化的部队，现在美国答允建立这样一个司令部，由总统杜鲁门委派艾森豪威尔担任最高司令，全权领导北约驻欧防务。这不仅有助于改善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欧的安全状况，而且美国还通过置身欧洲军事政治事务之内，促进了法德和解、欧洲一体化建设;甚至能随时在重新武装西德问题上对法国施加经济压力与政治影响。

但C6—D/1也并非一劳永逸，它只是在特定时期，欧洲复杂军事政治环境下的妥协产物。就如同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基汉(Robert McGeehan)所说，“表面团结一体，而实质上存在着深深的裂纹”。^[165]因为C6—D/1的核心源于斯波福德计划，而该计划是美国对法国作出了巨大让步的方案，它不能快速、直接、圆满地解决包括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欧防务构建的问题;同时，该计划试图将欧洲安全从欧洲政治，以及悬而未决的德国主权、统一等问题中独立出来加以解决，这反而不能果断地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因为，随着冷战的加剧、安全事务的凸显，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将愈来愈难以分开处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欧洲政治事务不可能不涉及军事安全问题，两者不仅不能分离，而且相互作用。这恰恰标志了战后初期两极对峙中的西欧时时担忧外部安全，以至于烽烟炮火充斥各国政治生活的时代特点。故而客观地分析，从11月美国提出的斯波福德计划到12月布鲁塞尔会议北约制定通过的C6—D/1，它们都只是在妥协中把问题导向深入。但它们的历史作用在于，随着问题的深入与具体，妥协方案的弊端会一一暴露。而要真正有效地处理西欧安全问题并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就只有直面各种内在矛盾，并逐个加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