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希默洛德备忘录——德国人关于重新武装的“大宪章”

以上论述了美国军政双方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这种分歧的发展演变，乃致政府最终放弃原先立场，决定尽快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过程。但这一问题的酝酿、提出，直到付诸实施除了美国的支持外，都离不开联邦德国自身的努力。如前所述，阿登纳政府以入盟西方并获得平等地位与外部安全作为其战后初期的外交任务。而冷战相持中，当美苏相互妥协，对抗趋于缓和时，德国问题就会成为超级大国合作的筹码。反之，在美苏对抗趋于紧张时，联邦德国的战略地位便会更有利。例如1946年后，苏美对抗日趋激烈，德国西占区在西方国家看来，极为重要。在这种不断紧张的局势之中，德国的战略地位反而增强，外交机遇反而增多。先有币制改革与美英不顾一切地打破近一年的“柏林封锁”，后有基本法的拟定与联邦德国的诞生。可以说，战后初期，联邦德国的命运是与冷战的进行共起伏的。从1947年冷战拉开，直至1950年前，局面虽逐步紧张，但始终未显现出剑拔弩张的迹象。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种沉寂，西方国家开始公开探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可能性。这些都为阿登纳以安全问题推动德国历史发展提供了机遇。

战后初期，虽然盟国不断修正占领法规，通过更改严苛的对德管制方法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但联邦德国主权地位一直悬而未决，作为国家主权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军事与外交更是德国人的“禁区”。尽管冷战的日趋激烈会最终凸显联邦德国的战略地位，但为了加快局面的改观，阿登纳始终在不遗余力地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发挥联邦德国自身的主观作用。

马斯特尼指出:“冷战开始时是政治冲突，柏林危机后，便改变了性质。在柏林危机时，苏联的行动就有触发一场军事冲突的危险，使西方倾向于认为苏联的威胁是一场潜在的军事威胁，这样便使东西方对立具有过去没有过的新内容。”^[105]柏林危机后，虽然军事冲突的危险越来越大。但西方仍旧设想以排除联邦德国在外的西欧军队抵达苏军可能的进攻，直至美国的空中增援。到了1949年12月，阿登纳利用新闻界的声音为渠道，向西方吁请即刻武装联邦德国，但并未得到立刻的反应。与此同时，在阿登纳接受《克利夫兰实话者报》采访的一周后，波恩就重新武装问题进行了大辩论。辩论中，共产党提出了一项联邦国会第269号文件的议案，对联邦总理提出了质询。议案的内容反映了联邦德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就重新武装问题仍意见纷纭。^[106]在接下来的国会讨论中，其他各党包括基民盟在内，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几乎都与共产党相吻合，即不必进行有关防务的公开讨论。受各党委托，时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的布伦坦诺博士(Dr.Von Brenteno)作了公开声明，声明中表示:“德意志人民深受战争后果的磨难。当前应集中一切道德的与物质的力量，重建国家经济，并为广大人民谋得幸福生活，我们不能放弃能与战胜国求得和平的机会，而再度操戈将葬送德国人民的生存希望。因此，德国人民从未有过重新武装的念头。”^[107]阿登纳在《克利夫兰实话者报》上的讲话被美国国会说了“不”。而从1949年年末到1950年夏，联邦德国的安全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缓解。苏联不仅增加了联邦德国的武装警察(Kasernierte Polizei)的数量，而且苏军驻德部队已达30个师以上。^[108]与此同时，西方驻德部队仅几个师。阿登纳说:“在德国的西方盟国的军队是不够强大的。……联邦共和国面对来自苏占区的一次进攻将毫无招架之力。”^[109]

为打破僵局，重新武装创造机会，阿登纳积极大胆地调用了一切力量，其中包括德国军界人士，他们虽被解除武装，但却熟谙欧洲安全事务，对于联邦德国安全地位的改观跃跃欲试。因基本法与盟国占领法规的约束，联邦德国没有军事主权。但阿登纳在不违宪的前提下，开始巧妙地规避上述限制。1950年5月下旬，即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阿登纳任命前国防军装甲部队的斯韦林将军(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a.D.Graf Schwerin)为他自己的安全问题顾问(Sicherheitsberater)，顾问一职实际上就是扮演了政府国防部长的角色。斯韦林将军于5月29日向阿登纳呈递了一份军事形势评估书。他警示阿登纳:“苏联人能在短短几天就出现在莱茵河。莱茵河与易北河间的广大地区虽是联邦德国的富饶国土，但却只是西方国家的战略前沿。而莱茵河则是西方的第一条防线。苏军可以在联邦德国国土上长驱直入，而联邦德国将有800万至1 500万难民被消灭，或是被遣送到俄国中部去。1944—1945年在德国东疆的恐怖场景将在联邦共和国的土地上重演。而要想进行有效抵抗，并改善目前形势，非得武装德国不可。”^[110]阿登纳接到这一报告时，正在卢恩多夫(Rh9ndorf)的家中。他非常不安。斯韦林的分析报告是极其有价值的。阿登纳从政治的角度，以政治家的身份吁请重新武装，却遭到了初期的冷遇，而从军事专业角度出发的斯韦林报告则能以其冷静与客观激起西方国家的注意。阿登纳充分意识到了这份出自前纳粹将领的报告的意义。他在6月6、7、8日3天，先后约见了罗伯逊、麦克罗伊与蓬塞3位高级专员。^[111]阿登纳分别向3人面呈了斯韦林分析报告，然后他附带了一项建议，即在法国组建“国际军团”(Internationale Legion)。^[112]阿登纳考虑到德国重新武装时机还未成熟，因此提出了这一建议。这既借助了斯韦林分析报告的客观性，又再度提出了武装德国的方案。另外，德国军队虽还不能建立，但其有关人员可通过这一项建议的国际性，又符合了法国安全利益的需要，因为在国际军团内德国军队是能被监督的。

阿登纳的举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高级专员们都意识到了德国安全地位的弱点，并对国际军团的想法表示兴趣，连蓬塞在看到这份分析报告与听取了阿登纳建议后都开始有了相同的感受。在阿登纳的影响下，蓬塞变得比起法国本土的大多数政客们更为清醒地看待德国问题了。^[113]英国专员罗伯逊虽然态度审慎，甚至表示应一步步来，但他原则上同意了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美国专员麦克罗伊的态度与罗伯逊相似。^[114]半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朝鲜的政治状况与德国政治状况的相似性更使得联邦德国居民处于对未来的悲观与焦虑中。当某电台作题为“您是否担忧，下一年将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意测验时，53%的被问者回答“是”;47%的人回答“不会”。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3个月，回答“不会”的人曾达74%。^[115]面对日益严重的战争恐惧，阿登纳认为，要使盟国继续保证像捍卫本国领土一样地捍卫联邦德国领土;而如果盟国的承诺不坚决、不及时的话，那么联邦德国公众便会觉得，西方在联邦德国的防卫力量将无法抵抗东方的攻击。他说:“如果那种认为自由联邦德国地区的防御是无济于事的想法日益扩大的话，那么联邦德国居民对来自东方的威胁性进攻的抵抗意志，会如同朝鲜的情况那样，可能会松懈下来。”^[116]不仅如此，阿登纳也指出了单纯依赖西方防卫力量的危险。他说:“西方政府经常这样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的保护等于是自动延长驻军期限，这也对西方国家占领下的德国地区有效。但我感到仅仅指出这一点还是不够的。”^[117]因此，阿登纳在1950年6月29日的与盟国高级专员会议中，将上述观点表达了出来。但高级专员们在听取了阿登纳的陈述后只是允诺了对联邦德国的防卫义务，并未明确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态度。因此，阿登纳在接下来的8月17日彼得斯堡会议中，继续提出安全问题。

1950年8月17日彼得斯堡会议中，阿登纳的谈话基础是取自上一个月的斯韦林备忘录。该备忘录总结了联邦总理与3位高级专员们的谈话记录，得出结论:西方无法抵御一场来自东方的进攻，同时也没有作出相应的准备。^[118]因而，阿登纳提出“要使联邦政府建设一支防卫部队。……建设一支劳动队(Dienstgruppe)形式的德国防卫力量，总兵力为15万人。”^[119]这次会谈虽使3位专员不同程度地理解了阿登纳的担忧，但还没能使三国政府作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决定。只是在8月31日，由英国高级专员柯克帕特里克表示，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完全了解联邦共和国当前局势的巨大困难。3位高级专员将尽力在纽约发挥他们的影响。^[120]

1950年9月12日，纽约外长会议召开。麦克罗伊私下与一名记者在会前两天表示，依美国观点，德国可向西方防务贡献约10个师兵力。消息公布后，英国外长贝文未置可否，而法国外长舒曼则干脆拒绝。^[121]但经过美国斡旋与英国退让，三国终于在9月19日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中表示了美、英、法支持联邦德国军事化的态度。但公报明确指出:不赞成建立德国国家军队，因为这不符合德国或欧洲的最大利益。但是3国外长已经注意到近来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所表示的为了防御欧洲自由而主张德国参加统一部队的意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欧洲共同防务所提出的问题目前是进行研究和交换意见的题目。^[122]这说明，朝鲜战争爆发数月以来，欧洲安全状况恶化了。加之阿登纳对于联邦德国安全状况的陈述以及对重新武装必要性的不断吁请，西方已正式从原则上接受了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可能。

在纽约外长会议上，西方三国就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开始争论时，阿登纳觉得有必要进一步为德国的重新武装制定计划。因为阿登纳清楚，西方最终要考虑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123]同时，由于联邦德国还不是北约成员国，所以阿登纳的主张由德国军政界人士从专业的层面及客观的角度尽快制订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使之能代表德国向西方吁求重新武装的愿望与精神。1950年10月5—9日，众多德国军事专家在位于艾菲尔(Eifel)的希默洛德修道院(Kloster Himmerod)汇聚一堂，商讨重新武装大计。会议产生了可称之为德国重新武装“大宪章”的希默洛德备忘录，该备忘录构成了随后几年联邦德国军事政策的基础。^[124]希默洛德备忘录从三个方面堪称“大宪章”。第一，从制定者来看，他们是战后德国军界的代表与核心。其中豪伊辛格(Heusinger)、斯派德尔(Speidel)、罗提格(Rottiger)、基尔曼塞格(Kielmansegg)、包迪辛(Baudissin)、克鲁格(Kruger)、鲁格(Ruger)都成了未来联邦国防军的骨干^[125];第二，从军事战略而言，希默洛德备忘录拒绝有关德国只能成为位于莱茵河上的缓冲国的想法。它主张“前进战略”，即尽可能向莱茵河以东方向展开防卫^[126];第三，从内部组织上，希默洛德备忘录强调军队不能成为“国中之国”，即不能独立于公民社会，而应服从于公民社会，摒斥德国旧军队中的傲慢习惯，而主张尊重士兵个人。

以上三点说明，希默洛德备忘录不仅定下了将来重建联邦军队的组织、训练、战略原则，而且导入了战后初期在盟国监督之下经过再教育过程后的民主思想。它标志了联邦德国人开始自己商讨军事安全问题了。而如果回顾从1949年11月阿登纳在接受《克利夫兰实话者报》讲话中对重新武装的试探性倡议，到1950年10月希默洛德备忘录的出台时德国人系统、缜密的商讨，不难发现，德国问题正随着欧洲国际关系的变动而快速发展着。此后，无论西方国家，还是联邦德国本国面对重新武装问题，再不会仅仅停留于原则上的争论，而是必须深入到具体层面上了。